公民论坛

2026年7月13日是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及2010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逝世九周年。德国媒体《欧洲之声》和英国“中国研究“在前东德城市莱比锡组织专题纪念活动及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前香港《开放》杂志资深编辑蔡咏梅女士围绕“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发言。她回顾了中国知识界曾经的一场核心争论：“是做哈维尔还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昆德拉都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下的异议作家。蔡咏梅认为，刘晓波用一生践行了哈维尔式的勇气与自我反省精神——从早年的愤世嫉俗转变到后来的和平主义坚守，从“文学愤青”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在极权政权依然强势的当下，刘晓波坚守的超越仇恨的和平主义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飞蛾扑火——刘晓波的哈维尔式精神 法广：蔡咏梅女士，您好。您在这次活动中做了关于“刘晓波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演讲。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在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大辩论：是做哈维尔还是做昆德拉? 哈维尔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作家，也是“七七宪章”的发起人；昆德拉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作家，但他后来加入了法国籍。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有是做哈维尔还是做昆德拉这样的争论？  蔡咏梅：第一，是他们之间的共通性，就是他们对集权政权的认识都是一样的，知道集权政权是控制了政治权利，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他们对集权政权都是不认同的。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识到集权政权的本质。但是，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集权政权这么强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取舍是不一样的。哈维尔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第一，我们要对这个政权、这个社会有清晰的认识，要站在争取人权、争取民主这样的位置上。但同时，我们不光是自己要讲真话，而且，当他人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也要帮他人发声，不能沉默。昆德拉则有一本著作，书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就塑造了另外一种知识分子，就是不与政权合作，洁身自好，也就是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是不可取。但是，也由此产生一种理论，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站出来呼吁抗争，去维护他人的权利，那会怎么样？他们会认为，因为大众期望有一种英雄出现，这种挺身而出是在迎合这种心态。这个理论推展下去，甚至会认为，这种迎合大众心态其实与强权在道德上的取舍都差不多……我觉得这就有点混淆了是非立场。  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争论得很厉害。我认识的朋友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刘晓波，还有徐友渔。徐友渔跟刘晓波两人关系很好，他们价值观也很相同，也曾一起从事人权运动。他们都认为，我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能沉默，我们不光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也要为他人发声。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说实话我不可能那么勇敢，但是我们要肯定这种精神。有些人不敢站出来，我觉得OK ——你不能强迫他人勇敢。但是，不能说我自己懦弱，我就去嘲笑那些勇敢的人。我觉得，继承刘晓波的精神，其中一点就是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至少要肯定这种精神。刘晓波那种精神就是哈维尔精神，他不光是在逆境中奋战，他明明可以安全的着岸了，可以不发声了，但他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努力，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值得肯定。我们中国人就缺少那种坚韧，那种坚持，总是很功利地看这个社会。 从愤青到和平主义者：刘晓波的自我救赎 法广：在介绍刘晓波的时候，您特别提到刘晓波从一个所谓的文学愤青，就是他有很愤世嫉俗的性格，过渡到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发言时提到，刘晓波的这种和平主义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很重要。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蔡咏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愤怒，每个人都会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先天不足的，我们作为人性都有缺点。你用一个标准去检视他人很容易，作为一个社会批评者，有些人对社会批评很严厉，但是他不用同样的标准对准自己。我觉得刘晓波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用同样标准对准自己。他为“六四”坐牢出来后，写了本书。那时候就引来很多人批评他，因为他这本书骂自己骂得很凶，他骂有些民运的人也很凶。我觉得，因为他最初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在表述时候经常是一种情绪式的语言。他不是学者或者新闻记者，会有一种理性的中性的（措辞），他会用一种文学（方式）把（问题）夸大、放大。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我个人跟他接触过。我觉得刘晓波真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以前觉得他“很狂”，说话非常非常狂，后来发现他非常的谦虚，言语表达方式都是很谦虚，而且，比如说我们跟他讨论到某个人，他也会很体谅人家的处境……感觉简直就是变了个人，与他以前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表现，完全是两个人。 其实他在狱中的时候，大量地读书，对那些跟他原来的观念不同的东西，他会去吸收它，然后以此来评判自己。德国神学家彭霍费尔（德国牧师，也有人译为潘霍华）因反对纳粹而死于狱中。刘晓波的文章中经常提到他。所以我一度误认为他皈依了基督教。但他说没有信教。但彭霍费尔的思想对刘晓波影响很大。他曾提到，彭霍费尔的那种对人类之爱的最高境界，就是耶稣上帝对所有人的爱，这个爱不分彼此。他说，这是最高境界，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我们要向那个境界升华。他真是说到做到，他后来真是就变了，待人处事、言谈举止、对人的关怀……北京的很多朋友会说，刘晓波怎么关心他们，他不是只是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而真是切身的去关怀他们的生活。我加入笔会后曾跟他合作过。因为他是会长，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跟他联系。 比如，我们在香港搞活动，他会说：有什么事情你吩咐我去做，我在北京帮你联络人……我听了吓一跳: 我说刘晓波会愿意替人跑腿？这是不能想象的事。但他后来真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我们也知道民运总是遭到各种批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标准只对别人，不对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像刘晓波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没有敌人”：超越仇恨的普世价值 法广：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受审时 ）在那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题目就叫“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在民运中都是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反对，您怎么看？  蔡咏梅：我想是这样。我们的价值观最终是要融合人类的文明主流，人类文明主流就是普世价值, 就是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要超越族群，超越阶级，就是有超越性。我们以前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那是一种仇恨教育，就是把一部分人化身敌人，我们要去恨他，要千刀万剐，要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要打倒在地，要踏上一万只脚等等。  但是我们是要过渡到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宗旨，一种宪政民主的国家，所有人全部平等，权利上平等，都是公民。我觉得，我们要摒除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仇恨教育。  我们的传统教育说，一个政权要改变的时候，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不。没有你死我活，可以和平过渡。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法律上来处理，用法治来解决，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一种仇恨意识、一种排他意识把谁排除在外。 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制度。你看，现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城市莱比锡，曾是一座东德城市。但这个社会过渡到现在，很和谐。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弊病? 都有。但是没有了以前东德社会的那种（敌对关系）。大家都知道莱比锡以前那个秘密警察（体制），就是把一部分人当成敌人对待，要监视他们。但是，民主化以后，是不是要把这些人（秘密警察）也拿来当敌人? 他们以前犯过的行为，我认为是被社会裹挟的，因为人性是软弱的。我们要不要像共产党一样，我们上台后就来个大报复? 那种仇恨，我们不需要。  我觉得刘晓波这种精神很可贵，中国民运队伍里边，所有的NGO组织里面，总是搞得你死我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家。我认为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并不是他要同集权政和解。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们的精神境界要是一种普世价值的精神境界，要排除仇恨意识和排他意识。我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不能总是你死我活：第一，这样说不对，价值观不对；第二，你也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要把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作为终极目标，作为口号提出来。 

中国国务院于七月底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共19条，将于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 新规涉及中国公民出境、外国人入境、海外安全风险、科技人员跨境流动、移民中介，以及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问题。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公民出境。  根据规定，国家建立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如果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存在战争、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疫情等风险，相关部门可以发布安全提醒。  对于风险最高，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必要时应当劝阻”中国公民前往。  此外，申请出入境证件必须有真实、合法的事由。有关部门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可以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甚至电子数据。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认为，这些措施并非全部是新的。  张伦: “这个文件出台呢，事实上是把一些已经在实行的一些做法，加以规范，并不是全部都是什么新的东西。”  他认为，对海外安全发布旅行警示，本身并不特殊。  张伦: “从现代国家的管理角度讲，比如说有些机构要对中国公民外出到某些地区的情况做一些事先的警讯，我想这个呢，都是一些现代国家经常做的，比如说法国也做。”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新规进一步把出境管理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技术安全联系起来。  例如，规定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国后可以被禁止出境六个月至三年。  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主管部门也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  新规同时规定，对于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原则上应告知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  但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况，则可以不告知。  这正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关注的重点。  从法律层面看，新规未必创造了大量全新的政府权力。更重要的是，它把过去已经存在的一些权力和执法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这些权力被制度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也可能给行政机关留下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高树超尤其关注救济问题。  虽然部分出境限制决定需要说明理由，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个人挑战相关决定、获得充分司法审查的空间可能受到限制。  而他在7月31日于社交平台X发表的评论，更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  “趁现在还能走，赶紧离开。更确切地说，要在45天后这些规定正式生效之前离开。”  这段话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高树超同时指出，新规第四条尤其重要，因为它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空间。  国家安全与科技人才  新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把海外行为和出境权进一步联系起来。  过去，中国已经存在对本国公民境外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管辖的法律基础。  但新规明确规定，如果相关行为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或者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并可能危害产业和技术安全，当事人可能面临出境限制。  因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和科研人员。  因为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战略性领域的人才和技术跨境流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放进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框架。  此前，人工智能公司Manus被Meta收购的事件，就曾引发外界对中国科技人才出境限制的关注。据金融时报报道，两名创始人肖弘和季逸超三月底时被限制出境。 张伦表示，如果科技人员认为自己的国际流动受到越来越多限制，这可能影响中国吸引和留住国际科技人才的能力。  对于外国人，新规同样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如果在申请中国签证或者入境时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可以被禁止入境一年至五年。  被列入相关反制或者限制清单的外国人，也可能被拒绝签发证件或者拒绝入境。  这意味着，记者、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政治或者战略敏感领域工作的外国人，可能更加关注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  新规还加强了对移民中介的监管，并明确禁止相关机构协助公职人员、军队人员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手续。  从法律层面看，这反映出政府对体制内部人员海外流动的关注。  而从更大的政治背景来看，张伦认为，这背后存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矛盾。  开放与控制  张伦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出入境管理变化，需要放在整个治理模式变化中理解。  张伦: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趋势，这些年已经看得很明显。他通过原有的一些行政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制度性的方式，那么这些年又加速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进行控制。”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国际市场、技术和人员交流，但与此同时，政府又越来越担心人员流动、信息流动以及海外政治影响带来的风险。  “开放上它还要开放，还要经济发展需要你，你不开放怎么办？你比如说你卖产品，卖产品你仍然不让出去，你怎么卖产品呢？”  他说，这种开放与控制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张伦: “你不能说我既要自由，又要权威得高、权威的管理，这个是很难协调的。”  他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政治控制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中国仍然需要国际贸易、技术和人才，但与此同时，对人员、信息以及被认为具有政治风险的跨境活动，管理可能越来越严格。  张伦: “我把它称之为可能要像一种软朝鲜化的管理方式进一步迈进。”  他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变成朝鲜，也不是重新回到全面封闭。 换句话说，商品可以继续流动，资本可以继续流动，经济活动需要继续与世界连接；但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可能受到更多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项新规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  谁能够离开？  这种张力，也引发了其他学者的关注。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8月3日在社交平台X上评论中国出入境管理的变化。  他的观察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但政权对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似乎也在提高。  他尤其关注体制内部人员的出境。  在他的判断中，过去能够出国有时被视为组织信任的表现；但如今，体制内部人员也可能面对更加严格的护照和出境管理。  李少民认为，这反映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信任”。  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很难真正关闭国门。制造业、出口以及科技发展，都需要国际市场、技术、资本和人才。因此，中国可能寻求的不是彻底关闭国门，而是更加有选择性的开放。  他表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出入境新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措施，它反映了一个经济和军事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与一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在一党专制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 

最近，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引发国际广泛关注的新法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原则上不得注册和使用社交媒体。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第一个通过此类全国性法律的国家。 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反对者则担心，这项法律可能扩大身份验证、影响网络匿名权，甚至限制言论自由。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国为何推出这项法律，又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于7月21日正式通过法案。从今年9月1日起，15岁以下青少年将不能新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拥有账号的未成年人，则有四个月的过渡期，到2027年1月1日前停止使用。法律同时规定，法国高中原则上也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但学校可以根据内部规定作出例外安排。报道指出，这也是欧洲首次有国家推出如此全面的社交媒体年龄限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案通过后立即表示，这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一项重大进展"，法国希望能够为整个欧洲树立先例。  不过，法律并不是禁止所有网络服务。  法新社报道称，一些教育用途的平台、网络百科等服务可以获得豁免；至于YouTube和WhatsApp，普通观看视频和发送私人讯息并不会受到影响，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留言、评论、分享等具有社交互动性质的功能。平台未来必须建立年龄验证机制，不过具体采用什么技术，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确定。  那么，法国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项法律？  法国政府援引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数据。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也就是ANSES指出，法国约有一半青少年每天花两到五个小时使用智能手机，而2025年的数字调查显示，58%的12到17岁青少年每天都会浏览社交媒体，其中多数人不仅浏览内容，也主动发布、分享和评论内容。  更重要的是，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科学评估认为，青少年由于情绪调节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尚未成熟，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包括睡眠质量下降、自我评价降低、网络霸凌带来的心理伤害，以及冒险行为增加等问题，尤其是女孩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  除了官方数据之外，本台也采访了长期从事网络儿童保护工作的机构——E-Enfance协会。  协会负责人伊内丝·勒让德(Inès Legendre)表示，对于15岁以下儿童来说，TikTok、Instagram、Snapchat等平台都存在不少风险，包括网络霸凌、性勒索、不当接触成年人等。  她特别提到，现在许多平台依靠算法不断推荐内容。一旦孩子开始浏览某一类内容，例如涉及极端节食或者厌食症的视频，平台就可能持续推送类似内容，不断强化孩子原有的不安和焦虑，对心理健康造成进一步影响。  不过，这位专家也提醒，仅靠"禁止"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项法律在执行层面并不容易。  首先，法国本身无法直接管理Meta、TikTok等跨国科技公司，未来真正涉及平台执行、年龄验证标准等问题，还需要欧盟层面的协调。  负责推动法案的参议员凯瑟琳·莫兰—德塞伊(Catherine Morin-Desailly)也承认，这项法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希望借此推动欧盟尽快制定统一规则。  那么，即便法律正式上路，它真的能够减少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吗？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澳大利亚早在2025年底便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然而，根据一项针对400名年轻人的研究，在法律实施八个月之后，12至13岁儿童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  很多孩子通过借用成年人账号、建立假账号，或者使用无痕浏览等方式绕过限制。  因此，儿童保护组织认为，仅有禁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家庭沟通以及平台自身的安全设计。  他们同时强调，社交媒体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  对于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身体残障，或者缺乏现实社交机会的年轻人来说，网络社区可能提供重要的支持、表达和归属感。因此，他们更希望建立符合不同年龄需求的网络环境，而不是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除了执行问题之外，这项法律还引发了关于数字权利的讨论。  法国网路权利组织"La Quadrature du Net"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这项法律。  这家长期关注隐私保护和数字自由的组织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商业社交平台依赖广告和算法推荐的商业模式。  他们认为，与其全面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所有社交平台，不如针对平台设计、广告模式以及推荐算法进行改革。  文章指出，由于法律要求平台确认用户年龄，未来可能导致越来越普遍的身份验证，甚至影响一些去中心化、由志愿者运营的小型社交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未必有能力建立复杂的年龄验证系统。  法国《世界报》则刊登了雷恩大学公法教授布吕内森·贝特朗(Brunessen Bertrand)的一篇评论文章，从法律角度提出另一种担忧。  这位教授指出，为了阻止15岁以下青少年进入社交平台，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用户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年龄。  换句话说，一项针对少数人的限制，却可能要求数千万互联网用户接受年龄验证。  她认为，这涉及法国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以及欧洲人权法院长期强调的匿名表达原则。匿名不仅保护个人隐私，也有助于人们自由表达意见，因此法律必须证明这种限制确实必要，而且符合比例原则。  她还指出，目前法国政府提出的所谓"双重匿名"年龄验证技术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经过大规模实际应用，其隐私保护效果还有待验证。  此外，这篇评论认为，法国国务院此前曾提出，还有一些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例如直接规范平台推荐算法，或针对高风险平台实施更严格监管，而不是统一禁止所有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评论同时指出，法国宪法委员会未来仍将审查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综合来看，这项法国新法律反映出一个全球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一方面，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青少年确实可能受到网络霸凌、算法推荐、成瘾设计等因素影响，政府希望加强保护。  另一方面，如何保护儿童，同时又不损害隐私、匿名权和表达自由；如何落实年龄验证，又避免形成普遍身份审查；以及如何让商业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把责任全部转移给用户，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简单答案。  法国如今走在欧洲最前面，也意味着它将率先面对这些现实挑战。 

2026年，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囚禁中逝世九周年。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之声”和总部设在英国的“中国研究”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活动。活动选择在德国城市莱比锡举行。为何选择莱比锡？这座城市与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有何关系？首届人权奖为何同时颁给一位德国牧师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同时举办的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特别聚焦了台海和平与中国民族问题。这些议题与刘晓波的理念又有何关联？主办机构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及独立中文笔会名誉会长廖天琪女士会议活动结束后接受采访，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莱比锡的抗争方式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 法广： 廖天琪女士，您好。今年是刘晓波先生逝世9周年，您主持了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典礼和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活动地点选在德国莱比锡。地点选择并非偶然，能否请您解释一下莱比锡与刘晓波之间的联系？ 廖天琪：刘晓波本人与莱比锡并无直接关联，但这座城市在东西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精神内核与晓波先生的理念高度契合。 1989年春，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德国社会也展开了广泛讨论。那年秋天，东德民间弥漫着不安：人们担心当局会效仿“中国模式”——即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当时东德的经济状况虽优于其他东欧国家，但已江河日下，民心动荡。从秋季开始，各地陆续出现抗议活动，而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成为民众聚集的核心。 1989年10月9日，数千民众在教堂内举行“和平祈祷”，实则表达抗议。当局派警察包围教堂，但基于西方对宗教场所的尊重，未敢强行进入。教堂内的民众决定集体走出，有序游行绕城。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并未阻拦或施暴。这一“奇迹”鼓舞了民心，此后每周一下午五点，莱比锡市民都会聚集在教堂，举行“星期一示威”，规模从数万人扩大至数十万人。这场持续六周的和平抗议，最终成为压垮东德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库尔特·马祖尔曾致电东德共产党总书记，警告“不能重蹈中国模式，绝不能流血”……莱比锡的抗争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刘晓波那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 巧合的是，今年7月13日（我们举办活动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一。自1989年起，莱比锡每周一下午五点都会在圣尼古拉教堂举行“和平祈祷”，纪念这段历史，并为全球动荡地区祈福。选择在这里举办活动，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晓波先生的精神致敬。 告诉所有为正义付出代价的中国人：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 法广： 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同时颁发给了德国牧师罗兰德·库讷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为何奖项不限于中国人，而是面向跨国界的支持者？ 廖天琪：最初我们并未设定奖项仅限于中国人或西方人，而是希望谁最能体现晓波精神，就颁给谁。罗兰德·库讷牧师正是这一理念的最佳代表。 2010年，库讷牧师得知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且无法亲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深感不公。他回忆起纳粹时期，一位德国记者也曾因获和平奖而无法领奖，但至少其妻子能代为出席。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失去自由。从那年起，库讷牧师每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都会带领学生从500公里外的学校所在地（他在一所高等职业学校里当宗教老师）赶到柏林，在中国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呼吁还刘霞以自由。最多时有近300名学生参与，他们顶着严寒，高举横幅，呼吁尊重人权。这种坚持持续了十余年，从未间断。 库讷牧师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更是一位充满人道精神的行动者。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他每年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前往灾区，帮助重建学校和青年中心。我与他相识多年，见证了他为刘晓波和刘霞奔走呼吁的点点滴滴。在西方社会，能如此长期坚持为一个中国异见人士发声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个奖项颁给他。 张展则是另一位获奖者。她曾以公民记者身份报道疫情真相，先后两次被判刑，合计八年监禁。她的勇气和坚持，正是晓波先生所推崇的和平抗争精神。通过颁奖给张展，我们希望向所有为正义付出自由代价的中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我们会替你们发声。 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法广： 活动还设置了“台海和平”与“民族问题”两个讨论主题，它们与刘晓波有何关联？ 廖天琪：这两个主题虽未直接出现在刘晓波的著作中，但都与他的核心理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紧密相关。 首先，刘晓波生前关注台湾民主进程，并撰写文章探讨两岸关系。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全球高度关注。乌克兰战争等国际冲突表明，局部危机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我们希望传递晓波先生的理念：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和平对话才是出路。我相信，台湾问题牵动所有华人，中国大陆的民众也非常关心，他们也注意到台湾已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对此也有认同和向往。我们呼吁当局以同理心看待台湾问题，放弃武力威胁。 中国的民族冲突也是刘晓波生前非常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权利。今年7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质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管控。按照这项法律，同情少数民族自治诉求的海外行为被视为犯罪。这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正是为了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1989年6月4日，中国解放军开始对持续近两个月的静坐抗争运动展开武力清场时，刘晓波是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两天之后，他被拘捕，被指控为操弄这次运动的“黑手“，并于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又在1991年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罪“。而此时，在莱比锡民间和平抗议已经成功推动了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东德于1990年3月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并于当年10月与西德统一，重新成为单一的主权国家。

巴黎香港电影节主办方CUBE 2026年6月20日至21日，首次举办“离散之声”单元影展, 以香港为核心元素，呈现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所见证的离乡漂泊故事。开幕影片《风继续吹》、《水牛》（Le Buffle d’eau）以及影展期间放映的著名导演王家卫2015年完成的故事片《一代宗师》则相互呼应，勾勒出香港从中国内地流亡者的向往之地，到新一代港人出走他乡的出发地的命运转换。纪录片《水牛》以影片导演Anaïs Mak 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冒死从广东渡海逃往香港的经历为核心，为反映当代港人被迫流亡故事的影片《风继续吹》中的一句话：“能逃出来就是你最大的成功“做了最好的诠释。但主办方延续2025年巴黎香港电影节主题 « Ancrage » (意为“锚”，或“定锚”)的思路，从港人再度踏上流亡之旅的经历出发，正努力将视角扩大到当今世界，探讨国族、国籍、故乡等传统的身份标签与个体在异地他乡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自我定位、重塑身份认同的关系，思考在人员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落地生根的现实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根”的逻辑的挑战。影展主办协会CUBE的两位创始人张乐勤和Kenneth介绍他们的想法。 法广：为什么“离散之声”电影展要单独成为一个单元，而不是放在每年一次的巴黎香港电影节框架下？ Kenneth：其实，去年的巴黎香港电影节已经设立了“离散之声”这个单元。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主题很有潜力，值得进一步挖掘。而且，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我们能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讨。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的框架下，可能会让主题失焦，因为香港电影节的定位相对固定，而“离散之声”有更大的延展空间。 张乐勤：首先，去年的“离散之声”单元反响很好，这给了我们信心。其次，我们希望这个单元能更全面地呈现“离散”这一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香港。但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里，“香港电影”的定义就会变得模糊，因为我们的影片不仅涉及香港导演，还包括虽然不是在香港拍摄，但内容与香港相关的作品；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或其后代创作的影片。这些影片独立放映，讨论会更聚焦、更深入。 另外，我个人觉得，“离散”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但艺术是表达这个议题的最佳方式。如果这个单元能独立发展，或许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离散之声”电影节，甚至艺术节。 Kenneth：今年我们特别选了《风继续吹》（No Time for Goodbye）作为开幕片，因为它不仅仅讲述香港人的离散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香港人与其他族群、其他国籍难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其实都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香港不单单是香港，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都会，我们的文化其实一直都在跟不同的文化发生撞击，有对话，有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打造一个更开放的平台，让不同的离散群体能有更多交流。 法广：开幕影片《风继续吹》通过两位流亡香港人的视角，展现了来自不同国家、各有故事的流亡者。你们提到希望将这个议题扩大，甚至超越香港。为什么要更广泛地关注移民议题？在西方社会，难民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常常引发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聚焦于此？ 张乐勤：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流亡者或难民，其实难民不一定是流亡者。比如，还有气候移民等群体。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迁移”（displacement）这个更广泛的现象。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家？”“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当那些种族歧视者对你说“Go back to your country!”（回你的国家去！）时，你该“回”哪里？ 我们不想局限于某一种移民类型，因为这个议题会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思考：种族和国籍是一回事吗？故乡的定义是什么？家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越深入挖掘，我们就越觉得这个议题有趣。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但针对难民甚至移民的歧视和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这些创作者的故事和声音被更多人看到、听到，哪怕只能带来一点点改变，我们也想尝试。 Kenneth：在筹备“离散之声”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生活在法国的移民群体，比如来自越南、中国、香港或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有时会讨论“寻根”这个话题，因为可能有些家人或者是其他人会说到“寻根”……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寻什么根？我的根就在法国。为什么因为我的肤色不同，就要我去寻根？” 这种感觉很矛盾。 所以，当离散群体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久之后，我们还能用“离散”或“流亡”这样的词来定义他们吗？ 这些词可能只适用于短期的描述，但长期来看，它们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比如，我们的短片《逆流》中的人物，她要回到香港并不是因为受到压迫，也不是为了寻根，而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样的人？ 这就又回到刚刚提到的“迁移”（displacement）的问题。 我们为这个单元取名“diaspora”（离散），但它包含的意义远不止“离散”这么简单。 节目档案：从2025巴黎香港电影节看在漂流历史中寻找自我定位的香港

中国有多少人在坐牢？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新估计，如果把监狱和看守所中已经判决、正在服刑的人都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可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刑人口。然而，数字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人在监狱里经历着什么？中国监狱长期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最近，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访问了数十名前服刑人员，希望透过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中国监狱的真实面貌。法广采访了保护卫士研究主任迪娜·加德纳 (Dinah Gardner)。 不过，要了解中国监狱系统的规模，并不容易。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已经多年没有公布完整的监狱统计数据。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新官方数字仍停留在2018年，当时全国约有680所监狱、关押约170万名服刑人员。再加上估计约65万名在看守所服刑的已决犯，研究团队推算，中国任何时候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至少有86.3万人被判处监禁或死刑。不过，这项统计并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案件，因此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法广：“首先，我想从这份报告的研究方法谈起。由于此次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您有多大把握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中国监狱系统的整体状况，而不仅仅是受访者个人的经历？” 加德纳：“我之所以对调查结果比较有信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受访者来源比较广泛，并不是全部都是政治犯，而是既包括普通刑事案件的服刑人员，也包括政治犯。因此，样本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群体。 此外，虽然调查采取匿名方式，但我们仍然收集了一些有关他们服刑地点的信息。此次纳入报告的受访者曾分别被关押在中国16个省级行政区、共36所不同监狱。 再结合我们过去十多年持续研究中国拘押制度和司法体系的经验来看，虽然我们无法逐一核实每位受访者陈述中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所描述的情况都与我们长期掌握的研究情况高度吻合，没有任何明显不符合实际或令人怀疑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法广：“那么，在这份报告中，哪一项发现最让您感到意外？” 加德纳：“坦率地说，我最初的反应是，其实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惊讶。毕竟，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监狱中发生各种侵害行为，本身已经不会让我觉得意外。 不过，如果认真思考的话，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关于单独监禁的问题。我们一直知道，中国监狱会使用单独监禁这种处罚方式，但真正令我震惊的是，它在实际操作中的使用程度。 你应该已经看过我们对澳大利亚公民 马修·拉达尔的完整采访。他曾连续数月被关押在单独监禁中，这远远超过了15天。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连续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已经构成心理酷刑。 即便按照中国《监狱法》的规定，单独监禁一般也有15天的限制，但马修实际被关押的时间明显远超这一期限。 不过，即使没有主动询问，不少受访者仍主动提到自己曾遭受单独监禁。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之所以被关禁闭，仅仅是因为拒绝撰写所谓的"思想汇报"。 另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中国《监狱法》明确规定，如果一名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拒绝劳动，或者劳动不够积极，就可以被处以单独监禁。也就是说，如此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竟然被用于惩戒这类行为，这一点确实令人震惊。” 单独监禁只是报告揭示的问题之一。 除了这项惩罚之外，报告也发现，不少受访者提到，服刑期间被要求反覆撰写所谓的“认罪书”、“悔过书”或“思想汇报”，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拒绝配合，可能面临禁闭、扣分，甚至影响减刑。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持续要求服刑人员表达认罪、悔过的做法，不只是纪律管理，也带有明显的思想改造色彩。 同时间，劳动几乎也是所有受访者共同的经历。许多受访者表示，每天必须长时间从事劳动，生产鞋子、服饰、电子零件等商品；如果拒绝劳动或未达要求，可能面临禁闭、扣分或其他处罚。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做法已超出国际人权标准对监狱劳动的要求。 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监狱系统长期缺乏透明度，这些情况一直难以受到外界监督，也很难获得独立核实。 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比较习近平执政前后的监狱变化，但加德纳认为，近年来中国监狱系统的透明度持续下降。她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申请遣返回国服刑或保外就医，也比过去更加困难。 法广：“这份报告谈到了不少监狱里的共同经历。不过，我想进一步问的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他们在中国监狱里的经历有没有明显不同？” 加德纳：“这份报告本身并没有专门区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因此我不能直接依据这项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结合自己过去多年采访相关人士的经验谈一谈。总体来看，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在中国监狱里都会经历各种不同形式的虐待，处境都相当艰难。 不过，在某些方面，政治犯的待遇可能还要更加恶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会被刻意孤立。监狱管理人员通常会限制其他服刑人员与政治犯接触，甚至明确禁止他们交谈。 有一位中国政治犯的妻子曾告诉我，她丈夫甚至被禁止参加监狱劳动，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是为了避免他与其他服刑人员接触。 我们也在此份报告中也引用了李明哲此前受访的内容。他提到，除了同监舍内极少数指定人员之外，其他服刑人员都被禁止与他说话。劳动过程中，监狱还实行所谓的"互相监督"，只要有人与李明哲交谈，就可能遭到举报。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监狱里本身已经承受着各种虐待，如果再长期遭受这种社会隔离——没人敢和你讲话，你也无法与任何人交流——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此外，政治犯也更容易被拒绝家属探视、信件被扣留等。例如，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被判刑14年后，他的伴侣李翘楚就在自己的博客中不断记录，她多次申请探监遭拒，寄送信件也受到限制，甚至连办理结婚登记都遭到阻挠。事实上，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 因此，从这些案例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政治犯遭受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带有报复性质的待遇。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目前已有不少个案证据表明，部分政治犯在中国监狱中的处境，比普通服刑人员更加艰难。” 报告也特别提到，在中国服刑的台湾人，往往面临另一项特殊处境。由于台湾没有驻中国使领馆，台湾籍受刑人无法像其他外籍人士一样获得领事探视或协助。 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就是2017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2022年刑满返台后曾公开表示，在监狱里，其他受刑人被禁止与他交谈，只要有人和他说话，就可能受到处罚；他的妻子李净瑜多年来持续奔走救援，也曾多次反映探视受到限制。 事实上，由于中国司法案件缺乏透明度，目前外界也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根据台湾民间团体统计，过去十年至少已有857名台湾人遭到强迫失踪或任意拘捕，其中包括李明哲、李孟居、杨智渊，以及出版人富察等案件。 报告认为，缺乏领事保护，使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期间更加孤立，也更难维护自身权益。 法广：“最后，我想请教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无论是国际人权标准，还是中国自己的法律，都强调保障人的尊严、禁止酷刑等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法律中的这些规定，与现实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落差？” 加德纳：“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中国整体治理方式的一个特点。中国政府希望向外界展现自己遵守国际人权规范、重视人权，因此，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官方宣传中，都能看到"保障人权""维护人格尊严"等表述。 但是，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因此产生一种误解。仅仅因为一项权利被写进法律，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得到落实。事实上，中国宪法同样写着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这些规定都真实存在。然而，一旦这些权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真正占上风的永远是后者。 换句话说，只要某项自由或权利被认为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意识形态，它就不会得到真正保障。因此，在中国，法律的规定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的保障。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法律体系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关键所在。” 保护卫士的这份报告，试图透过数十名前受刑人的证词，拼凑中国监狱内部的真实样貌。尽管受限于监狱系统缺乏透明度，许多细节仍然难以独立查证，但对于一个可能拥有全球最大服刑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声音，仍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更多调查细节和完整报告，可点击此处阅读。

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中美两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中国的 “深度求索”、“智谱”等初创企业似乎正不断以功能相近，但成本低廉的应用模型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如果说两国政府都在穷尽办法，筑起小院高墙，以保护自身的优势的话，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投资该领域，显示志在必得的决心之际，美国政府则不时地在与本国的行业领袖较劲。Anthropic 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两个最新版本不久前经历的禁止外国用户登录随后又有限度放行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与此同时，美国行业领袖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前景的讨论与担忧中，似乎难以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科技企业是否对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有同样的忧虑？旅居美国的Afra Wang是自由撰稿人，她主笔的行业通讯Concurrent专注观察中国和美国硅谷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研发动向。不久前，Afra Wang刚刚随一个观察团前往中国实地考察。她尤其注意到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同的发展逻辑，以及在这两种不同逻辑之下的行业现实。在她看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当前的蓬勃表象之下，也暗含着泡沫破灭的可能。Afra Wang6月9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 Anthropic为何呼吁人工智能开发暂缓? 法广: 最近，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的领导人呼吁让人工智能的开发暂缓。您怎么理解这样的呼吁？现在，国际社会上好像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发人工智能技术，Anthropic为什么会提出来要暂缓呢? Afra Wang: 我想先澄清一个前提：Anthropic其实并没有呼吁暂停研发——它自己还在全力研发前沿模型。它真正做的,是一边推进、一边不断拉警报，尤其是对失控风险的警报。2023年那封著名的"暂停六个月"公开信，Anthropic恰恰没有签。 因为AI大公司，主要在美国、也包括英国，大概有三家:DeepMind、OpenAI和Anthropic。这些大公司其实都在用大量的算力和基建，去研发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见过的AGI（通用人工智能）.  前两天，他们推出了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在讲这种叫做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RSI，递归式自我改进) 的人工智能——广泛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撰写代码去完善和进化自己, 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逐渐排除在人工智能自我迭代的这个循环之外。这是一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见过的科技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造出了一个比人类还要聪明的机器。所以，当这个趋势在更加延续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研发机构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于是，硅谷这边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类似思想流派。其中的一个流派就认为，这种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迟早会超出我们人类的理解和预知，会做出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方说制造化学武器，或者说被坏人所利用。还有一个比较极端流派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有被毁灭性的危险，因为暴露在这种人工智能快速自我迭代的危险之下。于是，就出现很多这种所谓的暂缓论调。这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大概几年前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呼吁叫停。只不过最近Anthropic新出的这篇文章和它公司的最新动向，强化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所以这个论调又开始卷土重来。 法广: 就是说，人工智能因为智能体现在有能力自我更新、自我换代升级，那么人类社会有可能会失去对这种技术发展的控制,是这意思吗? Afra Wang: 对。没错。有一个很好的叫做Understanding AI的科技媒体里面也说，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在解决数学题或者物理问题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告诉人类它自己的推理过程、或者它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在制造一个比自己聪明很多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可能又没有办法以我们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其中的机制。 在中国，AI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 法广: 您最近才从中国回来。你们是一个观察团，到中国去实地考察。那您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忧虑呢? Afra Wang: 在中国，这种忧虑尤其是在科技界看到得比较少。我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Mandate of AI。我在探索：中美之间这种AI的治权到底是谁在决定? 就我的观察来说，在硅谷，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这种比较形而上的观察——是行业的AI领袖去定义的。他们这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手中的前沿技术会非常深刻地、不可逆地重塑社会。所以这些行业领袖会经常发表播客、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或者去跟媒体交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这个行业的未来，认为他们有资格告诉普通人：未来在AI的塑造之下可能会走向怎样的情况。 但是在中国，在我的观察当中, AI的治权是在国家。在整个更大的经济现场当中，AI其实发挥着一个更小的作用。在中国，AI其实是中国用来实现自身的达尔文式工业化升级的一个工具。所以当AI成为一个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内AI从业者的地位要比美国AI从业者低很多。这个地位不仅是针对收入而言，而且是话语权、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发声的影响力。所以在中国，你能看到的是：是政策文件在诠释AI和未来相结合、相应用的方式。比方说AI+行动方案,或者“十五五”规划，或者各地方政府——比如杭州、北京、上海政府——对于AI某个管道的比较细致的规划。国内的AI从业者完全没有美国AI从业者这么高的地位。我觉得这是因为AI的治权在两国不一样。 中国处在一个"别人制定规则、我来追赶"的状态 法广: 如果说在中国,AI技术发展大方向的解释权是在政府、在国家的话，那它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比美国更多了一种防范它失控的能力呢,还是说恰恰相反呢? Afra Wang: 我觉得整体来说，中国尤其中国的AI领域，对于国家应对巨大灾难或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更有把握，就是对这个国家机器更信任一些。因为说实话，中国国家机器的体量、以及它雇佣的人对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渗透程度，和美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同一层面来说，因为中国在AI行业当中是一个追赶者，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吸纳更多美国硅谷这边对于AI本质的对话和担忧。这种对话和担忧其实仅仅出现在最顶级的AI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当中。中国是在堆算力，在追赶大约美国半年到七个月前的模型表现能力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其实追赶的并不是最最最尖端的技术。 “泡沫是国家组的，戳破泡沫也是国家允许的” 法广：您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和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这种区别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吗? Afra Wang：广义来说，在中国，如果你问老百姓：什么是AI？很多老百姓会说：机器人是AI。我觉得这是一个和美国非常不一样的区别。因为美国最尖端的AI模型，其实是被封锁在和你互动的那块小小的智能手机屏幕上；而中国的AI是一个更加diffuse、更加具身、具象的东西。 其次，参观中国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感觉是，在中国，尤其是从人形机器人到其他各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都特别像2017年新能源汽车经历的那种热潮：国家点名之后，地方政府、产业资本、供应链、创始人、媒体叙事都呼啦呼啦涌了进来。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从2023年开始雨后春笋一般涌出大概几十家不同的公司。就和2017年电动车一模一样。宇树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龙头。但你会发现，可能再过几年，就像2017年开始的电动车行业一样，很多品牌就会消失、被市场挤压走，然后市场又趋于平静。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个被塑造好的市场，去层层筛选。等于说这个泡沫是国家组的，然后戳破泡沫也是国家允许的。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中国和美国那种完全纯靠市场机制的模式非常不同。如果完全纯靠市场机制，你会发现美国会出现像OpenAI、Anthropic、以及如果你把SpaceX也算作一个AI公司(因为SpaceX里面包含AI研发)——美国资本市场更容易涌出这种资本大鳄组出来的庞大资本局；但中国更容易涌现出这种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允许的泡沫，然后再一个一个被市场的迭代和竞争所戳破。我觉得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尖端大模型研发能力尚不能与硅谷平起平坐 法广: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在2025年1月推出的时候，曾引起震惊。在那场轰动中,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赶超美国。但如果从您的观点来看，情况还不是这样…… Afra Wang: 对。我并不觉得中国和硅谷,尤其是在AI领域——我只讲尖端的大模型研发——能和硅谷平起平坐。我觉得，中国比方说在应用普及方面，比方说AI在这个国家有多少渗透率、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人在用这个技术等方面可能可以和美国有一个数量上的竞争。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的实验室能够和美国最尖端的AI实验室竞争。他们仍然不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因为我自己观察到的是，中国几乎每一个AI研究者都非常喜欢用Claude，或者他们经常用某种中转站翻墙去用。每个实验室都把AI coding的能力当成头等大事，是因为无论是ChatGPT还是Claude，他们对coding capability都极其重视。AI写码能力是决定AI自我进化、自我迭代的一个关键能力。而这个大方向全部都是硅谷定义的。所以谈到算力，你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永远是大家想要更多英伟达的GPU，而不是华为的GPU。这就让我觉得，中国在各方面其实都处在一个"别人制定规则、我来追赶"的状态。 AI行业的命名权仍牢牢掌握在硅谷手里 Afra Wang：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taxonomy的实力，就是命名权、定义权的实力。这是一种文化软实力。中国虽然推动开源模型、看起来整个行业非常蓬勃，但你会发现，中国所有的开源研究者、或者中国顶尖的AI研究员，极少有这种能够复制的软实力；也就是给现实命名的权利：我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比方说，去年初，OpenAI的创始成员之一、前特斯拉AI高级总监Andrej Karpathy命名的"vibe coding"，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范式转换型的现象。还有一位沃顿商学院的教授Ethan Mollick。他给模型那种参差不齐的能力命名了一个词，叫"jagged frontier"(锯齿状的能力前沿)——就是说，AI有的时候能拿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却数不清"strawberry"这个词里有几个R，会犯这种三岁小孩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 就是很多这种AI的现实、AI的特性、AI这个行业里未被命名的方向或问题，它的命名权都牢牢掌握在硅谷手里。而中国这些研究员是在默默地接受这些被命名的现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 法广: 就是它的创新能力还是有限,是这意思吗? Afra Wang: 对, 命名能力很有限。 英伟达定义整个行业的实力就像海啸一样 法广: 提到创新，最近华为集团宣布找到了一个可以绕开无法获得高级光刻机的难题、去开发1.4纳米芯片的技术。目前，达到量产的最先进制程芯片是台积电的3纳米芯片。如果华为有能力开发1.4纳米芯片，是不是说明华为的技术已经可以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够走得更远? Afra Wang: 首先,，我想说，我自己不是芯片专家，但我有关注这条信息。另外补充一句背景：台积电现在量产的最先进制程其实已经到2纳米了，不是3纳米。 而华为这条消息，我看到的是，他们其中一个许诺是到2031年才能做出1.4纳米"等效密度"的芯片——注意是等效密度，不是真正的1.4纳米光刻。说实话，在这个时间线之下, 我觉得还是静观其变吧。 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比方说DeepSeek V4这个模型，它其实拖了很久才发表。当时硅谷很多DeepSeek的粉丝都在等待。它之所以发布延迟，是因为它的inference(推理)是跑在华为开发的昇腾芯片(Ascend)上。这其实已经是一个进步了。而且，据报道，现在一支华为牵头的团队已经用大约一千颗昇腾910C芯片，完成了V4-Pro的全参数后训练(post-training)——这已经是实打实的一步。但据报道，最主要的预训练环节，仍然发生在英伟达的芯片上。 其次，英伟达对于整个行业的这种定义实力，就像海啸一样直接淹过你。如果你参与美国科技界的讨论、或者参与美国股市，你就知道英伟达那种可怕的、定义全行业的能力。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讲，英伟达对于整个行业、对于整个美国股市的影响力和定义权就是赤裸裸地摆在这儿。 中国的优势与美国的短板 Afra Wang：在国内跟这些AI创始人还有研究者聊天的时候，我意识到中国的AI从业者有时候意识不到中国的几个优势，而这些优势反而在硅谷被津津乐道。这几个优势，一个是中国工科、理科的人才密度——中国每年都在大量产出STEM学生（STEM 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组成的缩写——法广注）。这些学生的数量是美国的好几倍，而且差距还在持续拉大。中国其实在大量地、持续地向全世界、当然也向本国输送很优质的、脚踏实地的STEM人才。 其次就是中国的电力基础和基础设施，对于建立数据中心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巨大优势。在美国，铺设高压电缆、建数据中心都是很头疼的问题。但在中国，这方面的人才——铺设高压电缆、制作光缆等硬件的人才非常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呼之即来的、非常成熟的人才和工程体系。这两个优势在中国国内的AI界没有人说，但其实经常被美国和硅谷看到。 法广：但是，铺设高压电缆或建立数据中心在美国会遇到问题，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方面的硬件、人才或场地，还是说国家、当地市场或居民对于开设数据中心本身有一些抵触? Afra Wang：有几个层面吧。首先，地方民众，也包括很多美国的立法者、参议员和政客，都在公开抵制建造数据中心这件事情。因为在美国普通人眼中，AI是一种会抢走你工作、并且会给经济带来很大震荡的精英技术，而不是一个给大众的技术。就是说，美国大众对AI的普遍认知是一种非常抵触和恐慌的情绪。这是其一。其次,要建造data center，就需要很多变压器、很多铺设光缆的普通工人。而在美国本土，这些全都不够。美国很多变压器和电力设备依赖进口，中国是重要来源之一。变压器本身就是建数据中心的一个瓶颈，电力是瓶颈，建设这些数据中心的工人、人才也是瓶颈。就是说,美国在建设数据中心方面遇到非常多硬性的瓶颈。而在中国本土，这些瓶颈其实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是两边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民众对AI的恐慌更是担心成为炮灰的恐慌 法广：您在中国是否感受到普通民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有某种忧虑呢？因为在西方社会，在美国、在欧洲，大家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它下一步会不会从思想上、精神上影响人的能动性、或者非常具体地影响到就业岗位，都有一种担忧。您在中国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忧虑呢? Afra Wang：这方面也可以分几个层面讲。其一，因为中国就业率本来已经非常低了，中国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已经是现实，中国的经济状况其实已经很差了。大家的焦虑并不是认为这种经济形势是AI造成的——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停滞，还有通货紧缩。这已经是好几年的事儿了。大家并不觉得这是AI造成的。这是其一。 其二，大家对AI有焦虑有恐慌，但这种焦虑和恐慌处在一种"我害怕我跟不上这趟车、我害怕被这个时代和这个达尔文式工业升级的浪潮所抛弃"的状态。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赶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那波浪潮,或者没赶上中国房地产那波浪潮一样，他们认为，国家主导的这种大趋势必然发生。他们害怕的不是AI抢走自己的工作，而是害怕：如果我不学习AI，我会不会被时代抛下？我觉得，国内对AI的恐慌更是这样一种心态上担心自己是炮灰的恐慌。 法广：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这几年发展得特别快，至少看上去处于一种领先地位。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有很多机器人表演。它们可以表演艺术，而且可以深入到家庭，作为亲情陪伴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些应用好像在美欧并不常见…… Afra Wang：首先，春晚上看到的这种家庭陪伴式机器人现在其实还不存在。那只不过是小品上的一个表演罢了。因为现在机器人基本上并没有这个capability，它的能力并没有达到能够去做家务或者陪伴人。它的灵活性等等都还有很大局限。 其次，宇树机器人在全世界的人形机器人领域确实已经领先，它也即将上市。它真正甩开对手的，是硬件供应链的完善程度和迭代速度——在成本、量产和商业化上，它已经把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这类主打高难度动态动作的公司甩在了后面。当然，纯从某些技术和动作能力的维度看，双方其实各有所长。但中国整个供应链的完善程度和快速迭代，是很多美国机器人公司没有办法追赶的。

法国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六月底举行了备受关注的省级选举。这场原定两年前举行的投票，因2024年的严重骚乱而延期。这次选举不仅关系当地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受到法国、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关注。原因在于，新喀里多尼亚不仅拥有丰富的镍矿资源，更位于南太平洋重要的战略位置。本台采访了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巴斯蒂安·范登迪克（Bastien Vandendyck）。 此次选举结果显示，亲法阵营在人口最多的南省大胜；支持独立的阵营虽然保住北方省，但内部裂痕进一步显现。 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巴斯蒂安·范登迪克(Bastien Vandendyck)认为，这次选举是一场检验2024年骚乱后民意走向的政治测试，也反映出独立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 范登迪克：“如果反独阵营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那么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就可能受到削弱，同时也会刺激一些对新喀里多尼亚抱有兴趣的外国力量，其中包括中国。 而现在，南方省选民给予支持留在法国阵营如此明显的支持，再次说明，相当大一部分新喀里多尼亚居民仍然反对独立，希望继续留在法国。 我认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些国家对新喀里多尼亚未来政治变化的期待。 不过，也必须看到另一面。目前在独立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恰恰是最激进的一批。他们主张尽快实现独立，并且比过去更愿意寻求外部支持。” 那么，新喀里多尼亚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法国以及其他大国共同关注的对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电动车、电池以及高端制造业需要的矿产。 范登迪克：“新喀里多尼亚一直都是各国关注的对象。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今天，它始终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首先当然是矿产资源。这里拥有高品质的镍和钴，而新喀里多尼亚的镍矿纯度非常高，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抢手。 中国近年来已经在印尼大量投资镍产业，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希望把所有供应来源集中在一个地方。因此，对中国来说，新喀里多尼亚也是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选择。”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202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北京对新喀里多尼亚的关注已持续数十年。 报告作者、新西兰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 指出，中国如今已成为新喀里多尼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出口总额六成以上，主要是镍产品。 她认为，除了资源之外，新喀里多尼亚作为法国在印太的重要军事据点，也使它具有超越资源本身的战略价值。 范登迪克：“如果看地图就会发现，新喀里多尼亚位于美拉尼西亚群岛最南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以及斐济共同组成一道横跨南太平洋的岛链。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在所罗门群岛，两国关系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在这条岛链当中，唯一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影响范围的，就是新喀里多尼亚，因为这里仍然属于法国。如果未来整条美拉尼西亚岛链都更加倾向中国，而唯独新喀里多尼亚仍然属于法国，那么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国家仍然能够利用这里维持战略空间。 但如果新喀里多尼亚发生政治变化，整个地区的战略平衡都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新喀里多尼亚本身也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这里有现代化港口、机场，也有法国长期部署的海军和空军基地。 换句话说，如果未来有任何国家希望扩大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存在，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建设基础设施，因为这里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新喀里多尼亚的战略价值不仅来自矿产，更来自它所处的位置。” 如果说资源和地理位置解释了北京为何关注新喀里多尼亚，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北京中国如何扩大自己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 在范登迪克看来，中国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 范登迪克：“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策略，我认为相当有效。它首先回应的是当地政府最现实的需求。中国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投资和经济合作上，而西方国家往往更强调民主制度、治理、人权等议题。 对于不少太平洋岛国来说，中国提供的是资金、港口、公路、医院和商业机会。而且，中国通常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合作伙伴提出太多政治条件。正因为如此，北京近年来不断扩大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 至于新喀里多尼亚，我认为中国一直采取一种更加谨慎、更低调的方式。因为这里属于法国，当地社会规模也不大，任何政治活动都很容易受到关注。所以，中国更多是寻找经济领域的切入点。” 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存在所谓"地缘政治竞争"。 而布雷迪则认为，北京除了经贸合作，也长期通过侨团、友好协会以及与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联系等方式经营长期关系。 她在报告中提到，成立于2016年的"新喀里多尼亚中国友好协会"，就是其中一个案例。报告指出，该协会曾与当地一些独立派政治人物密集互动，不过近几年已经相对低调。 除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联系，经济投资也备受关注。 范登迪克特别提到，目前持续亏损、正在寻求新投资者的科尼亚姆博镍矿工厂，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进入当地的重要契机。 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企业力勤资源已提出收购部分股权，引发外界关注。 范登迪克：“目前，对北方镍厂真正表现出兴趣的，主要是一家中国企业。很多人都知道，这座工厂即使恢复生产，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因此，如果中国企业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我认为原因不仅仅是商业利益。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一项地缘政治投资。因为一旦进入镍产业，中国就能够进入新喀里多尼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更重要的是，这座工厂位于北方省，而那里长期由支持独立的政治力量执政。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重大投资项目进入当地，它就不仅拥有了一家工厂，更拥有了一块长期立足的基础。 过去，中国在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也往往是先从大型基础设施或重大投资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我认为，北方镍厂对于中国而言，战略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商业价值。” 范登迪克认为，新喀里多尼亚之所以能够限制外部势力进一步进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目前仍属于法国。 不过即便如此，范登迪克认为中国拥有一项难以超越的优势。 范登迪克：“与中国相比，该地区其他所有国家都缺少一样极其宝贵的东西。中国人拥有充裕的时间，因为只要习近平平安无事，十年或二十年后他依然会在位，而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 我们的对外政策可能会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外交政策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整体的一致性，更在于其长期的一致性。 因为当外交政策保持一致时，时间就是我们的盟友。而如今，拥有最强一致性，尤其是拥有最长执政时间的人，正是习近平。” 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加剧，台湾问题已成为印太地区最敏感的安全议题之一。 那么，距离台湾数千公里之外的新喀里多尼亚，又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范登迪克： “台湾问题对于整个太平洋地区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台湾拥有与西方国家十分接近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模式，因此，从价值观来说，我们自然会感到比较接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未来台海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它将不仅影响台湾本身，而是会波及整个亚太地区。 没有任何一个太平洋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中国近年来一直努力削弱台湾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空间。 例如，2019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此后，中国又不断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 这些变化，都说明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对于许多人来说，新喀里多尼亚只是南太平洋上一座人口不到三十万的群岛。 但在法国、中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眼中，它既拥有世界级镍矿资源，也是法国在印太的重要战略据点。 新喀里多尼亚未来的政治走向，不仅关系到当地社会，也可能影响整个南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 编辑注：巴斯蒂安·范登迪克除任教于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外，目前还担任新喀里多尼亚南方省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本文中的分析和观点仅代表受访者本人。

2026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起正式生效执行，引发新一波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美欧国家的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因为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强力推行同化政策而一直遭到国际社会诟病。为何要在此时推出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侍建宇先生关注中国的民族政策数十年。他接受本台电话时，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在他看来，这项以民族团结为名的法案更重要的内容是将中华民族这个学术概念变成法律概念，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塑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法律，并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框架下，将原本在中国国境内针对少数民族的统战逻辑，向海外延伸，塑造中华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北京当局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多地从公领域，向私领域延伸。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是如何塑造中华民族法 法广：中共推出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获得通过，7月1号开始生效执行。首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推出一项民族团结促进法？ 侍建宇：我们需要先说一点背景。其实这个法的名字很长，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议题讨论几十年了，那换句话讲，就是民族团结一定有问题，所以要一直讨论，好像不是那么团结。这跟中共对各个民族的承诺有关系。但我想，“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做凸出的主要概念，因为，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不提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中华民族”一词在100年前可能从孙文到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通通都曾提到。可是那只是个人的陈述跟表达，并没有入宪。入宪是2018年的事。换句话说，是习近平上任五年之后才入宪。而且，也不是写入宪法的本文，而是写入宪法的前言部分。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才变成是一个法律概念，一个宪法的概念。而2018年，事实上新疆已经开始推行“再教育营”的政策。这是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讲，2026年以“民族团结”为名推出这项法案，其实是如何塑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法律，把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一个政治理想，变成是真正的法律概念。  当然，中国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固化“中华民族”概念。习近平认为他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了，已经有一些成绩了，而这个成绩必须被保持下来，不要再逆转，不要再倒退。这是习近平念兹在兹的问题。  当然，他不仅仅想要固化，同时还想要有一些展望。而展望的部分当然就被海外的华人甚至包括台湾以及其他不同国家的人诟病，认为违反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等等等等。  大概2002年还是2001年，就是在9-11发生不久之后，我有一次机会到新疆石河子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那个时候也在讨论民族团结，那已经20多年前了。那次讨论时提到，民族团结首先要确定到底哪些群体需要团结。当时提到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少数民族——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第二个是住在民族自治区里面的汉族，譬如，新疆有新疆生产建设军兵团，还有国民党留下来的军队、后面来的生意人等。第三部分是内地，就是一般住在各个省区及东南沿海的汉族。第四个是握有政权的中共政府。  在20多年前，这样的区分讨论是很正常的。中共当然希望这四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少数民族爱中共，然后不管民族地区的汉族还是内地的汉族也都爱中共，然后彼此他们互相要爱，等等。怎么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中国的政策一直改变……  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统战信息 法广：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统战政策……  侍建宇：是的。可是，当时是在中国境内做，而这次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加上了海外华人。这是为国外所诟病的。 说这是统战是非常正确的。最近在新加坡引发讨论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统战的意味就很强。但这种作为反而给外面的人一个警醒——我觉得，统战部跟宣传部应该是领导人已经换任了。现在的这一批年轻一代的领导工作手法更细腻了。《给阿嬷的情书》 是一部对东南亚华人影响很大的电影，涉及到当地的族群的政治认同问题。影片的煽动性比较强，虽然没有讨论太多的政治问题，讨论的是同乡的情感，是你对出生地或者是祖先的来源，再加上一些男女情感上的连结等等等等，但是让你不知不觉地觉得你必须跟中国大陆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情感联系。这事实上是有统战效益的。新加坡总理该不该出来发言，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总而言之，它是引起了很多人重视，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看到。  另外，香港出了一系列电影《寒战》。尽管它是一个警匪片，已经推出了三部，据说明年要出第四部。但后面两部其实是统战部在新冠疫情之后核可拍摄的。前面两部可能（统战）意涵没有那么清楚。后面两部就很清楚。第三集是今年四月份开始上映的。第二集大概2017年还是18年就上映了。之后说要拍第三集。那时候还没有统战部（参与）。但新冠疫情之后，就突然发布消息说，《寒战》要拍第三集、第四集，统战部已经批可了……当然，这时候香港已经不是2019年之前的香港。香港已经有《国安法》在执行了。所以，很明显，《寒战》的第三集和第四集是有中共统战部的无形的手或者有形的手伸在里面，想要灌输一些概念。  法广：那第三集相对于前两部，影片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比方说，它是否更强调一些什么内容呢？  侍建宇：当然它还是要讲香港的法治。影片揭露了一些政治的阴暗面，也提到一些政治阴谋论等，这些当然都是虚构的。影片也牵扯到英国当时在香港殖民地的政治部，也就是英国军事情报局的分支在香港的运作等等，包括它同香港的有钱人、香港的社会精英怎么样来往，甚至包括跟香港的高阶警官有怎样的合作的关系……  法广：就是说，情节上有一个同中国官方叙事契合的倾向？  侍建宇：是。影片最后是要老百姓接受这个概念。当然，影片的娱乐效果还是很好，香港的电影本来就有一定的品质。可是它想要在不知不觉地传递一个讯息：过去，从1997甚至更早一点，从1990年代到2020左右，香港政治的背后，各种阴谋、各种破坏都有，一直到2019都没有结束。看完之后，感觉影片的故事在说：从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外部势力一直在破坏香港的社会稳定……影片其实是要不知不觉地把这个讯息传递给香港社会：尽管影片中也展现出香港警察固然有不好之处，可是面对这些外部势力的渗透和破坏，还是要依靠香港警察、依靠中央政府也就是北京政府来稳定情势，香港社会才不会被被弄乱掉，才不会瓦解掉……这跟《给阿嬷的情书》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当然，《寒战》不是给东南亚人看的，是给香港人看的，同时也卖给海外华人。看上去是那种警匪枪战好像很热闹的娱乐片，可是其实是不知不觉地传递一些诸如外部势力破坏香港、破坏中国在香港的存在等等的概念。  侍建宇：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关于“进步”的概念。其实这个法本可以叫做“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什么要加“进步”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其实对习近平有很大意义。习近平一直认为，边疆的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来讲，在文化上，在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生活的习惯上都是落后的。所以，他要提“进步”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中共的话语中，常常讲的是现代化。这其实也是在新疆过去十几年的“再教育营”或者是强迫劳动等一系列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习近平看来，让新疆的普通老百姓离开他所在的农村，离开他所在的放牧地，进入工厂，进入所谓“再教育营”学习普通话，学习中共对于现代社会的认知，就等于是进步，等于是把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了。  大概两年多以前，新疆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实就是一堆的工厂。而当地这些人等于是从农民、牧民等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工人。习近平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工业化就代表进步。  当然，他所认为的进步还不仅仅在是工业化或者是经济生活方面，还有很多其它的内容，包括宗教中国化可能都是进步的概念，等等等等。这是他的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从2012年-2013年上台开始到现在，他认为他的民族政策是大获成功的。所以，他要透过这个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这些成就固定下来，给大家看。  法广：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在把广泛意义上的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改造法律化？  侍建宇：当然，它是要把那些（文化）通通改变掉。 其实，像我们刚才做那个分类——少数民族或者民族区的汉族或者内地汉族、中共、海外华人——，其实他要把这些不同的类别放在一起变成“中华民族”。 如果认真讨论，还需要区分公领域跟私领域。因为中共再怎么厉害，也还是要从公领域开始做，即使想干预私领域，也不见得容易管得到。 譬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学习语言，你不会讲普通话，我可以强迫你学，然后告诉你应该想什么。至于你想什么，我能不能改变还不一定。我现在颁布一项法律，让它变成一个制度，让所有人遵循，这还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我想，当局下一步想做的是私领域的部分，譬如鼓励不同族群要杂居。就是说民族不要各自分开居住，民族自治区里面要有各种人混住在一起，也鼓励少数民族到内地来生活。还有，能不能鼓励通婚呢？通婚是一个很私领域的部门……  法广：但是这些政策实际上已经在实施……  侍建宇：对。我想，当局还会进一步推动。怎么样把公领域的力量强加到私领域里面，中共可能现在也在做，但还想进一步做到它想要的效果。 

上集节目中，我们从法国教育学者勒皮讷博士的观点出发，探讨莉安娜案如何揭露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以及女性与儿童的声音，为何至今仍难以被真正听见。然而，除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之外，这起案件也引发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一名曾多次遭到检举、涉及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嫌犯，为何始终没有被正式传唤或侦讯？司法、警方，以及儿童保护体系，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五月底，11岁少女莉安娜（Lyhanna）遭绑架、性侵并遇害，震撼整个法国社会。案件曝光后，全法国爆发愤怒情绪，许多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改革司法制度。 司法部长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公开批评司法系统“完全失灵”，并宣布惩处承办检察官。然而，此举立即引发司法界强烈反弹。 上週，法國最高法院院長與總檢察長共同發表罕見聯合聲明，警告政府不要急著找替罪羊，而是要解決整個兒童保護制度的“系統性危機”。 延续上一集对父权制度的讨论，今天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司法制度，透过两段专访，一起探讨莉安娜案究竟揭露了法国儿童保护体系的哪些漏洞。 首先，我们来听法国检察官工会主席 克里斯托夫·巴雷 (Christophe Baret) 接受法广採访时的说法。 巴雷： “首先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否是司法从业人员，每个人显然都对小莉安娜不幸遭遇的悲剧，以及由此给她的家人和亲友带来的痛苦感到震惊。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当然都在思考，究竟是否存在个人或集体的失职行为，这也是委托司法总监察署和国民宪兵总监察署开展此次监察调查的意义所在。此外，据称国家教育部监察总局也将参与其中，因为此事可能还涉及举报信息的传递" “正如各位所知，司法的本质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寻求真相。这正是我们在日常处理案件时所做的工作。当然，这种对真相的追求同样适用。此外，这也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采用对抗式审理方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接受当事双方的质证，并在法官面前进行说明和辩论。而在这一寻求真相的过程中，也必须涉及组织层面的问题。本案中是否存在失职行为？检查组将查明事实，并指出是否存在其他疏漏。这些疏漏是偶发的，还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具有系统性？此外，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对正义的需求在不断演变，司法体系的组织和手段自然也会随之变化。这些工具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巴雷同时表示法国司法体系严重缺乏人力与资源。 巴雷：“在法国，每十万名居民中仅有3名检察官。而欧洲的中位数是11名。因此，这一差距显然反映出相关资源的不足。尤其是法国检察官在欧洲承担的任务最多，而他们也始终勇敢地履行着这些职责。但问题在于，当检察官只有3名而非11名时，3人分摊的工作量显然无法与11人分摊时的工作量相提并论。其次，确实存在物质资源的问题。而本案凸显出的一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掌握并跟进正在进行的调查的能力。大家都听到了部长关于我们将要审查的这7万起案件的发言。” 莉安娜案爆发之后，达尔马宁要求法国法官们在7月14日前针对7万起涉及未成年人的强奸和性侵投诉进行审查。 面对莉安娜案，长年投入儿童权利工作的律师 多米尼克·阿蒂亚斯 (Dominique Attias) ，表示愤怒但也不意外。 阿蒂亚斯: “多年来，所有专业人士——无论我们是律师、法官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在发出警告，呼吁大家伸出援手，拯救所有身处危险中的儿童。但我们的呼声无人理会。这令人愤怒，因为非得等到这个小女孩的死亡，大家才突然惊醒。但这实在令人羞耻。这让人绝望。但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放松压力，因为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并加强监督——毕竟，通常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只是情绪化的反应。舆论先是高涨，随后又逐渐平息，而一切却毫无改变。” 阿蒂亚斯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 她批评司法部几乎每遇到重大案件，就会发布新的“优先办案”命令，这使得司法人员根本无法应付。 阿蒂亚斯: “一有突发事件，检察官们就会收到一份优先处理通告——过去一年半里，每天两份：毒品案件、优先处理；性别暴力、优先处理；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主义、优先处理。但大家都快疯了，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检察官。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宪兵。司法警察部门已被达尔马宁先生解散。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都在那里。那又怎样？当然，所有政治势力都在试图利用此事。这太可耻了。孩子们竟成了政治筹码。这太可耻了。” 阿蒂亚斯指出，儿童在法国社会不备受到足够的重视。 阿蒂亚斯: “孩子们通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当孩子本身就是受害者时，为什么他没有权利？这一点已写入完整法律条文，必须予以通过。此外，还有一项法案将于今年6月30日在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任何面临司法程序的儿童，包括在提出控告时，都应有一名专业律师——一名儿童律师——在身边，向其解释后续流程，帮助其敞开心扉，并具备相关专业培训。我们为此奋斗了20年，却仍未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她点出法国根深蒂固的父权主义社会制度是问题的根本。 阿蒂亚斯: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希望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未来？在法国，我们的社会——恕我直言，这话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快——是一个父权制社会。父权（概念）还几乎是一种源自罗马法的“权利”，即对妇女和儿童拥有生杀大权。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真正值得社会深思的话题。为什么在北欧国家，过去30年来一直有相关法律——特别是针对所谓“普通”暴力行为的法律——而我们却不得不等待30年，又经历了多少场斗争？他们嘲笑我们，说：“是啊，当然，法律，反体罚法，我们还能照顾谁呢？”他们嘲笑，但究竟是在嘲笑谁？这是男性权力的问题，恕我直言，但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上週，法国司法界正式公开回应。法国最高法院院长克里斯托夫·苏拉尔（ Christophe Soulard ）与总检察长雷米·海茨（ Rémy Heitz）共同发表声明指出社会目前正在寻找替罪羊。 他们表示，追究个别司法人员责任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惩处一两名法官，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反而会掩盖真正存在的“系统性危机”。 两人更呼吁政府推动一项长期的“儿童保护马歇尔计画”，全面改革儿童保护制度。 而法官工会USM则更直接批评司法部长达马南。工会表示，在调查尚未完成之前，就公开宣布惩处个别检察官，等于把司法人员推向全民怒火，部长已经“失去法官的信任”。 上周一，达尔马宁先生宣布，将对一名地方副检察官采取纪律处分。 透过莉安娜案，我们看到了法国司法体系正面临的危机，也再次揭露了法国社会至今仍深受父权主义的影响。 从检察官谈到司法资源不足，到儿童权利律师与教育学者批评政府长年忽视儿童保护，再到司法界呼吁停止寻找替罪羊，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莉安娜案，不只是一起令人悲痛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场制度性的警讯。 而对长年为儿童权利奔走的律师多米尼克．阿蒂亚斯而言，她更希望这起悲剧能成为推动改革的转捩点。 正如她在访谈最后所说：“天哪，但愿她的死不是白白牺牲的。希望未来每当有新的法律通过，每一个孩子都能说：‘莉安娜，你虽然离开了，但你的牺牲没有白费，它终于让我们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

近几周，一起11岁国中生莉安娜（Lyhanna）被强姦并遇害的案件震撼法国社会。嫌犯杰罗姆·巴雷拉（Jérôme Barella）曾涉及多起未成年人强姦案，但在莉安娜失踪前，他从未被警方传唤或审问。 这起案件引发的不只是悲愤，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反思。“莉安娜案”是否再次证明，法国社会仍未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桎梏？在父权体系下，儿童和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为何总是被轻视？我们邀请到专研性别与社会结构的法国教育学博士克劳德·雷诺顿-勒皮讷(Claude Renoton-Lépine) 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数据显示，法国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成为乱伦、强奸或性侵犯的受害者。成年人中，16%的法国人曾在童年遭受性侵害，其中80%是女性。而针对女性的暴力同样触目惊心：2021年，法国每2分30秒就发生一起强奸或强奸未遂案件，18至74岁女性中有至少21万人在一年内遭受此类暴力。法国社会新闻也时常出现有关女性与儿童受性暴力的报导，比如2024引发舆论反弹的吉塞勒·佩利科特遭大规模迷奸案(Affaire des viols de Mazan)。 面对这些数据和频发的性暴力案件，许多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组织质疑：法国社会仍未摆脱根深蒂固的父权结构和男性中心主义?  法广：“莉安娜案”是否揭示了法国在儿童保护与性暴力治理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勒皮讷：对妇女与儿童的暴力问题，被口头上说成优先事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政府没有投入额外资源； 司法系统已经处于最低限度运作； 警方与宪兵体系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都缺乏处理此类投诉的培训，同时也已不堪重负。  同时，无论是法官还是警察，都必须接受专门培训来处理这类案件，而不能依赖过时的刻板印象。  而要让孩子开口并表达出来，需要让他们感到安全并建立信任、学会倾听他们，並配备善意的倾听者、儿童专业人士、心理学家等，但司法系统目前远远不足。 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不会增加额外资源，司法部长则要求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审查全国36个法院中7万起案件的进展， 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非每个案件只花3分钟处理，并放弃所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案件！  这难道不是对儿童的嘲弄吗？  比如在巴黎课后活动中心性侵案件中，一名主要施害者在面对9名儿童的指控后仍被无罪释放。 儿童社会福利系统因预算不足、人手短缺、缺乏培训与收养家庭而严重衰败； 教育系统不断削减预算与岗位；贝塔拉姆案件（Affaire Bétharram）也引发激烈争议。  所有这些，都是由主要由男性掌权者（共和国总统、总理、内政部长、司法部长、教育部长等）制定并执行的政策，对象却是儿童。  这些事实揭示了儿童在社会中被赋予的低优先级。  法广：尽管女性权利不断取得进步，且在“MeToo”运动推动下，受害者发声日益受到关注，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为何依然持续存在？  勒皮讷：#MeToo只是一个“扩音器”。 它终于让遭受暴力的女性得以发声，并不再害怕揭露。 它帮助我们看见暴力的规模。 但现实结果是什么？  往往只有当受害者是知名女性时，对一位受欢迎歌手的指控才会被认真对待。 而周围的人其实早已知情。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某些著名记者、纪录片作家出身并后来成为部长的人身上——这里只举这些例子。  要改革一个建立在几个世纪“既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体系并不容易。 例如那些刻板观念： 女性温柔，男性具有攻击性； 女性擅长语言、爱说话； 男性擅长数学、具有科学思维……  但现实是越来越多女性担任部长或公共机构、企业等重要职位。  女性也已经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堕胎与避孕权（但这些权利仍需持续捍卫）。 女性一直在工作，但照护家庭与他人的劳动仍未被真正视为“工作”。 她们仍然收入较低，并承担主要的“心理负担”（照顾孩子与家庭规划）。  女性生育率的变化也许可以作为社会转变的一个指标。 如今，女性越来越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体，不再愿意牺牲自我。  社会应当支持这种解放，而不是试图倒退，幻想回到过去——一些社会运动正试图这样做。 这种倒退幻想，是某些男性对其特权身份执着的结果，他们无法改变自身身份认同。 而女性则逐渐将自身性别身份理解为与男性互补。  “解构”（déconstruction）并不是摧毁一切，而是改变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 乐观的一面是：民间社会整体比国家机构更为进步，而后者才是制定政策、分配预算的权力中心。  法广：为什么受害者的声音，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声音，至今仍然难以被倾听、相信和认可？  勒皮讷：我们不能回避男性支配与成人支配的现实。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受害者的声音是被很好听见的。  不过最常被忽视的，是女性、儿童、贫困者、以及被种族化群体的声音——即被视为“被支配者”的群体。  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意味着必须承认这些由支配关系产生的歧视。也意味着必须承认暴力不仅来自直接施害者。 这些施害者往往只是越界使用了既有的特权……或者只是“被抓到了”。 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被惩罚，正是因为如此。  当机构及其代表对受害者的声音充耳不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维护自身所处的支配结构。 正如法国有句俗话：“没有人会锯掉自己坐著的树枝。” 换句话说，他们不会主动削弱自己所受益的既有权力结构。 于是就只剩“惩罚个体”，然后各自撇清责任，一切回到原点。 他们不愿建立机制与资源去改变现状，例如与受害者和施害者共同工作，去“解构并重建”一个更自由的社会。  法广：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差异，会对儿童性暴力受害者的发声与求助造成哪些影响？ 勒皮讷：面对被“幼儿化”、处于弱势、缺乏自主能力的儿童（法律上甚至被视为“无行为能力者”），成年人同时具备对他们拥有权威、可以单方面为他们做决定，而无需协商並往往还是他们情感依附的对象：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扩大家庭等。  最近，一位童年时期遭受性侵的女性曾告诉我： “如果我当时接受了那些让我觉得恶心的要求，是因为我爱他，像孩子那样无条件地爱。拒绝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份爱。他还告诉我不能说出去，否则他会有麻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三十年后，真相揭露震动了家庭，但并未彻底撕裂家庭关系——因为太迟了。 她已不再是那个小女孩，而施害者否认事实，也未道歉。 甚至在受害者一方出现“反对声音”，有人淡化事实。 尽管父母最终选择相信她，但为时已晚。  这是支配者压制受害者的典型策略：让其沉默，并将其推回无声与痛苦之中。 由于人类出生时的高度依赖性，儿童必须依附于情感与生存照护，否则无法存活。  而这种依附关系可能被滥用。  社会没有为儿童提供逃离路径，因为它将照护责任主要交给家庭，尤其是父亲，以换取其内部权威。 这种结构本身就可能滋生暴力。  任何权力，如果缺乏制衡，都可能滑向滥用。 这正是民主制度中“制衡机制”的核心原则。虽然法律已经将“父权”转为“亲权”，但儿童仍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与行动能力。 在缺乏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儿童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只能任凭成年人如何对待自己。 法广：面对性暴力问题，情感与性教育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勒皮讷：情感与性教育确实是一个重要工具。 它是一种政治性杠杆，用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支配结构。 然而，这项教育的推动规模远未达到其迫切需求：既缺乏真正投入的资源，也缺乏足够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来推行，而且至今仍未能在各地全面落实。 一切仍然归结为“预算问题”。 然而，同一体系却能为企业拨出2110亿欧元，而公共赤字为1520亿欧元。 如果没有为儿童投入资源，那就是政治选择。  反对情感与性教育的人不断编造各种谣言来攻击它，反而恰恰说明它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让他们感到威胁。  通过教育，儿童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并开始表达。 教育的影响不仅作用于被教育者，也影响教育者本身，因为他们也需要接受培训。 这种影响还会扩散到整个环境，包括家长。 这种变化并非理想化幻想。  我们已经看到，情感与性教育正在产生影响，#MeToo 运动也是如此。社会正在改变，人们的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人们为莉安娜案走上街头，也因贝塔拉姆事件而感到愤怒。 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其国家机器庞大而复杂，要推动它改变并不容易，尤其当其官僚体系和决策者本身对改变抱持抗拒态度时，更是如此。 然而，我们仍应相信，公民社会终将推动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发生改变——而且，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展开。 勒皮讷博士长期关注青少年的性别认同建构问题，著有《少女面对性别议题的身份认同建构》（La construction identitaire des adolescentes face au genre，2012）和《与性别角力的少女》（Des adolescentes aux prises avec le genre，2016），并创作了多部以女性视角书写的网络小说。 

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体量和政治影响力多年来一直迫使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中国不得不谨慎拿捏，这种谨慎尤其长期体现在西藏议题和台湾议题上。然而，在这两个议题上，自90年代随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而重回欧洲怀抱的捷克却始终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可以说西藏议题或台湾议题多年来经常在中捷两国关系中激起波澜。捷克为何会在这两个被大部分国家视作与中国交往的外交红线的议题上敢做敢为？今天的公民论坛主题节目邀请母亲来自捷克的多语种网络平台Global Voices 的编辑兼时政评论人马云华先生向我们介绍他对捷克与台湾关系的观察与分析。在他看来，其中两大因素，一是捷克摆脱共产极权制度后的首位总统、前持不同政见人士和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非暴力运动主张，二是相似的殖民地历史和面对周边大国强权压力的经历令捷克与台湾之间形成的某种惺惺相惜的情谊。尽管捷克政坛不同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台湾岛内也有政党轮替，但两地间的情谊已经发展成为两个社会的民间友情互动，不会因政权更迭而有重大改变。 法广：马云华先生，您好。最近几个月有两条消息跟捷克有关。一是3月25日，捷克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介入藏人的宗教事务，希望（捷克）政府能够支持藏人独立地选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再一个消息是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6月1号抵达台湾访问（至6月5日）。这是他上任参议院议长以来第二次访问台湾。这两件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凸显出捷克从90年代走出共产主义阵营之后的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和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非常明确。您能不能就这个话题跟我们谈谈为什么捷克会做这样的选择——提到捷克，很多人可能会联想：这是一个东欧“小国”……它怎么敢这样挑战中国？  马云华：对，而且，捷克本来无论跟台湾还是跟西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客观的讲，这是捷克特色。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来捷克，特别是在捷克的外地（首都之外）：在3月10日前后（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因担心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入藏解放军劫持而发起集会。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北京当局称这起事件为“武装叛乱”，藏人则将这一天视作“人民起义日”。西藏流亡政府称之为“抗暴纪念日”。——法广注）你会发现在一些小城市包括一些村庄，都可以看独立西藏旗帜，市政府自己就会挂这个国旗。很多外国人问我：捷克和西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只是布拉格，不只是首都，捷克会有这么多人支持西藏？  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内容比较重要。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身份。第二点，其实关键词是殖民地（历史），因为很多捷克人觉得无论是捷克和西藏，还是捷克和台湾，其实都经历过被殖民地的历史 我们先说说瓦茨拉夫-哈维尔，因为他是独立、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开了以后，他变成了第一位独立和自由民主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我觉得，一方面是他跟达赖喇嘛的关系是非常好，真的可以说是私教的朋友。因为在哈维尔去世之前，唯一一个能去他的家里与他沟通的人，就是达赖喇嘛。足见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确不是普通的朋友，也不是普通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法广：而且，好像是在1990年，哈维尔领导下的捷克是第一个正式邀请、公开迎接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这在欧洲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例子…… 马云华：我觉得，哈维尔不是佛教徒，但是哈维尔的哲学和态度是非暴力运动。我们大家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摆脱共产主义制度，是非常非常和平的一个过程。从东欧的角度来说，如果对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那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是最和平的：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制度，第二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个民族虽然很近，但在分开的时候，没有发生内战。如果再看南斯拉夫，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种以非暴力的态度，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公民社会，哈维尔和达赖喇嘛是非常相同的。 当然，哈维尔是基督教背景，他也曾很长时间坐牢，因为那时候在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反对者。但是，他反对的方式一直是特别强调不能使用暴力，必须是非暴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很密切的朋友。  第二点，我刚刚说到殖民地，这个情况与台湾也很相似。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简单说就是：我们在1918年以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属于奥地利，所以，我们被逼着说德语，在宗教方面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离开奥匈帝国，变成了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大概是在1918年到1938年之间。1938年，纳粹德国又来了，说我们是德国的一部分，必须说德语。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又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然后，大家都记得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逼着大家说俄语……所以，如果跟台湾人讲这些，他们会说：都一样，我们在1895年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突然变成了日本人。然后在1948年、1949年，国民党来，大家又必须说普通话，不能说台语，我们必须用另一个文化、讲另外一种语言……。所以，不管是西藏还是台湾，还是捷克，我们都觉得旁边一直有大个子邻国想控制我们。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捷克人特别支持藏族人和台湾人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非常相同的历史——我们一直被旁边的一些大国控制，或是说：你们不能独立，你们应该要听我们的……所以，可能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心里，（捷克人）觉得：我们是兄弟，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因为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那段经历…… 法广：就是都是有一种面对强权如何保存自己的独立的心态……  马云华：对。  法广：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访问台湾，第一次是在2020年的8月，那次访问受到了来自中方很大的压力。但是访问还是得以成行。在当时来说，虽然他是参议员，是民选代表，但是如此高阶的欧洲政治人物访问台湾，他还是第一位。如今时隔六年，他再访台湾。但这次有一个变化：新上任的捷克政府总理拒绝让政府专机送他去台湾，因为这可能会给北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政府在为参议院长访台行程提供支持，为他背书……而且在韦德齐出访台湾之前几天，政府总理巴比什在捷克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捷克依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某种上就是说，捷克政坛现在实际上是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摇摆吗？  马云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应该对比：2020年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首先，2020年的时候，其实参议院议长原本是库贝拉先生。他是第一个准备去访问台湾的人。但是那时候，他年龄比较大，他心脏有问题。当时他收到了一封可以说是威胁他的信。信是驻布拉格中国大使馆写给捷克政府的，说，如果你还是考虑访问台湾，你会严重破坏中捷关系，然后会有非常不好的、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后果……结果其实是很悲哀，因为库贝拉去世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封信是唯一原因，但是的确是这种直接的威胁，应该是影响了他的身体情况。他的家庭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库贝拉先生去世后，米洛斯维韦德齐接任议长，他说，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尊敬他的前任的的决定，所以他应该去访问台湾，那时候我们的总统是米洛什-泽曼，米洛什-泽曼，曼本来特别支持俄罗斯，现在他改变了看法，但是也是希望跟中国有比较好的关系。要知道，2016年我离开了中国之后，回到捷克，那一年也是第一次习近平访问捷克，引起广泛关注。那时候，普通的捷克老百姓特别期待，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说要大笔投资捷克，要发展一带一路，发展旅游……。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你会觉得，如果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很好，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对解决捷克的贫穷应该是好的。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不呢？！  很多不太了解中国和台湾情况的欧洲人觉得，如果跟台湾搞好关系，就不能跟中国有贸易关系。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很多欧洲国家跟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在台湾，欧洲各国都有代表处，那些国家都是跟中国也有很正式的关系。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第一是你可以跟中国有关系，也可以同时跟台湾有关系。第二是因为那时候是已经是从习近平访问了中国，大概过了四五年的，大家是慢慢的发现，那些所谓的大投入，‘一带一路’的大项目都是空的。  再加上总统米洛什-泽曼的总统办公室曾有一个所谓的中国顾问。这名顾问有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被抓了。所以，大家发现，好像那些所谓的大项目，第一，可能是没有内容，没有钱，我们看不到，第二点是可能是没有那么安全。第三点，捷克人如果不想谈比如说人权或民主的话，我还可以给他们一个数字。 我今天早上确认了，现在在捷克的台湾公司创立了大概3万就业岗位。就是有大概3万多名捷克人，因为有台湾的投入拿到了工作。 你猜中国方面有多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可能全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就只有5000 ！也就是台湾的六分之一！对这些数字，如果不相信我，大家可以自己查，台湾政府、中国政府、捷克政府都有这些数字。所以，慢慢地，很多捷克人的态度改变了，他们想：本来以为中国这么，大当然应该是好的消息，但最终没有结果。那要不要就考虑跟台湾（交往）？台湾很务实，只要说了就会做。  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总统和总理跟台湾的关系不好。如今的情况则更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捷克现任总统彼得-帕维尔非常支持台湾，非常支持乌克兰，也非常支持欧盟，还曾在北约组织中任职。他本人最近也曾与达赖喇嘛见面——去年他结束访问日本，在回国途中，去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会面。他此前没有对外宣布这项行程。中国政府当然不高兴。所以，可以看出，捷克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现在有些分裂。最高领导人总统与台湾，与达赖喇嘛交好，但是政府总理则不然。但总理巴比什是个企业家。在思路方面，我不觉得他完全支持俄罗斯或完全支持中国。他看重的是钱。他非常喜欢钱。所以，对他来说，就看谁给他提供机会。如果是台湾的话，他可以更台湾交好。如果是中国给得更多，那他可能就比较喜欢中国。 问题是他身边有两个极右翼的小党联合执政。 这两个小党的确是非常公开地支持俄罗斯，也支持中国。他们觉得，捷克政府和捷克经济都需要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他们也不是非常了解台湾在捷克有多少投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再次访问台湾，政府总理决定不派政府专机，认为捷克还是应该与中国改善关系。 但是，捷克总统帕维尔此前被问及应当改善哪些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表示，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些关系。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但中国政府好像对捷克不怎么满意。如果要有什么改变，那应该是来自中国方面。他也同时表示，捷克是独立国家，有权决定与哪个国家做贸易。 法广：访谈中还提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前任市长贺瑞普（ Zdeněk Hřib）的友台立场。2018年，贺瑞普担任布拉格市长期间，不满北京方面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带来的困扰，切断了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转而与台北市结成姐妹城市。这次参议院议长韦德齐再次访问台湾，虽然政府拒绝提供专机，但台湾华航如今每天都有往来于布拉格与台北的航班。韦德齐得以成行。马云华因此表示，捷克政坛一直都有台湾的盟友。他对捷克与台湾关系的未来发展相当乐观： 马云华：很多人问我会不会觉得台湾和捷克的关系会越来越弱，或者不会一直这么好。其实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以前常驻台湾，直到去年夏天。我在台北的时候，几乎每一周都有一些朋友或其它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又来了一个捷克的什么代表团，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这些代表团不只是首都布拉格，还有捷克其它地方的（代表团）。我真的看到台湾和捷克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发达。所以，不管是台湾有什么改变，比如说国民党上台，还是在捷克，哪怕没有像帕维尔总统这样特别支持台湾的领导人，我还是比较乐观，因为现在已经是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国家之间，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希望得到政府支持，那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体制。台湾现在是民进党执政，说不定下一次就是国民党。但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乐观的。而且，参议院议长韦德齐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找了去访问台湾的办法。这就给我很大的希望。 

2026年5月，法国遭遇异常早到且强度创纪录的热浪。与此同时，联合国与气象机构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再次出现，使全球极端天气风险进一步上升。在这一背景下，本期特别节目聚焦一个问题：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女性的日常生活与风险暴露。 今年五月，法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热浪。根据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的数据，从5月21日至30日，全国遭遇了持续且异常强烈的高温天气。 5月26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4.8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日均温纪录。 在昂古莱姆、纳博讷和佩皮尼昂等城市，气温接近38摄氏度。法国西部和巴黎地区还经历了异常闷热的夜晚，巴黎夜间最低气温一度达到21.7摄氏度。 更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机制。法国气象局指出，这场热浪不仅强度空前，而且出现得异常之早。 而就在法国经历这场破纪录高温的同时，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也发出警告：一种被称为“厄尔尼诺”的气候现象极有可能在今年夏天重新形成。 世界气象组织估计，厄尔尼诺在9月前形成的概率高达80%，到11月前则超过90%。 专家担心的是，这一次厄尔尼诺并非单独出现。它正发生在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面对“双重加热”。 《卫报》援引多位气候学家的分析指出，亚洲可能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印度已经遭遇致命热浪，如果季风延迟到来，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都可能受到严重冲击。 中国则面临更极端的降雨和洪水风险。而东南亚许多国家可能遭遇高温、干旱、山火以及饮用水短缺。 气候变化，似乎正在一步步成为全球社会必须面对的新现实。 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这些极端天气，对所有人的影响都一样吗？ 事实上，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联合国妇女署在2023年发布的《女性主义气候正义：行动框架》报告指出，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全球额外1.58亿妇女和女童陷入贫困，并使额外2.36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 也就是说，气候危机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也是一个性别问题。 英国作家兼女性主义评论家娜塔莎·沃尔特(Natasha Walter)在接受法广姐妹电视台法兰西24(France 24)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无法把女性权利和气候变化分开讨论。 沃尔特: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我们已经无法把女性权利和气候变化这两个议题分开来看。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一点。统计数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在气候系统失衡和环境灾难发生的时候，女性受到的影响往往比男性更严重。 在气候灾害中，女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男性。当人们为了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而竞争时，女性所面临的困难也往往更多。 如果出现粮食短缺，挨饿的往往是女性和女孩，而不是男性和男孩。 但问题甚至不仅仅如此。 近年来，一些令人震惊的研究证据开始出现：随着气温上升，男性实施暴力行为的情况实际上也会增加。 例如，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亲密伴侣暴力显著上升；在澳大利亚山火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因此，当我们一步步走向气候系统崩坏的边缘时，女性正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同样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放大原本就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当干旱导致粮食减产，食品价格上涨时，家庭中的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照护责任。 当疾病增加时，她们承担更多无偿劳动。 在一些遭受长期干旱的地区，女孩甚至不得不辍学帮助家庭维持生计。 也就是说，热浪不仅提高了温度。它还加重了许多女性原本已经承担的负担。 而沃尔特认为，女性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气候变化。她们正处于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 沃尔特: “是的，我觉得现在对于女性权利来说，仿佛正处在一场“完美风暴”之中。我想所有女性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仍然面对着几代女性一直在面对的威胁：经济不平等、男性暴力，以及那些与女性相关的工作——尤其是照护工作——长期被低估和轻视。与此同时，新的威胁又正在逼近。 我们看到威权主义不断抬头；世界各地冲突增加，而这些冲突越来越多地将平民、妇女和儿童作为受害者。此外，我们还看到网络空间中厌女情绪的可怕蔓延。这种现象往往由大型科技平台推动，而这些平台似乎几乎不受任何监管约束。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发生，并且彼此交织。" 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高温与针对女性暴力之间的关系。 过去，人们常常把相关问题归因于个人行为。 但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问题远比这复杂。 沃尔特: “我并不是想把责任归咎于女性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观察进入主流社会的那种女性主义，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抗议运动和争取女性权利的社会运动，它们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在主流话语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它强调个人赋权、个人抱负和个人成功。它告诉女性：“加油，你可以做到。”“努力向上爬。”“勇敢地迈出一步。” 但这种把重点放在个人成功、并试图在现有制度中获得成功的女性主义，在我看来已经不够激进。它的视野不够宽广，也不足以应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因为，当现有制度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充满不平等的时候，女性主义不能只是帮助女性在这个制度中获得成功。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愿景。这种愿景不是去适应现有制度，而是去重建制度本身，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因此，当我谈论女性主义与气候紧急状态之间的联系时，我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不仅仅在问题层面相互关联，在解决方案层面同样密不可分。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关怀彼此的世界，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更加关爱我们的地球。因此，今天的女性主义必须把生态女性主义放在核心位置。"  那么，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 联合国妇女署提出了“女性主义气候正义”的框架。 其中包括四个核心原则。 第一，承认女性的知识、劳动和经验。 第二，重新分配资源，让绿色转型惠及女性。 第三，让更多女性参与气候决策。 第四，修复历史形成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而在沃尔特看来，这些原则背后其实指向一种更深层的思考。 沃尔特: “世界各地的研究都显示，随着气温升高，针对女性的暴力和骚扰行为会增加。即使是在那些女性几乎不可能穿着短裤或者背心的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因此，气温上升与男性暴力增加之间显然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绝不能归咎于女性的行为。 这实际上关乎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关乎父权制。当男性感受到压力、感受到威胁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把这些情绪发泄到谁身上？他们会把这些压力转嫁给谁？ 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在一个风险不断增加、威胁不断叠加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对所有女性都安全的社会，就必须推动系统性的改变。”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自然的掠夺与对女性的压迫，往往源于相似的权力逻辑。 因此，气候正义与性别正义并不是两个独立目标。 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热浪、洪水和极端天气，人们难免感到焦虑。 但沃尔特仍抱有希望。 沃尔特: “我并没有失去希望。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感到绝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不断增加、威胁不断升级的时代。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坚持下去。即使有时难以保持希望，我们也要保持信念和决心。 目前最让我保持信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见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父权制度下拥有共同的经历。与过去几代人相比，今天有更多女性愿意公开认同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女性支持更加进步和平等的公共政策。 就在本周，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报告，讨论如何迈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报告的核心理念其实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尽管他们并没有这样称呼它。他们强调减少经济不平等，也强调重新评价照护劳动的重要价值。 所以，我认为一种变化正在发生。当各种威胁从地平线上不断逼近的时候，与之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形成一种共同意识：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深刻、更加根本的社会变革。而且越来越多人愿意为这种变革共同努力。” 从法国今年五月创纪录的高温，到联合国对于厄尔尼诺现象的警告，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极端天气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常态。 但气候危机从来不只是气温升高那么简单。 它影响的，是人们的收入、健康、安全感，以及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 而对于许多女性来说，这些影响往往更早出现，也更加明显。 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减少这些不平等，也正在进入越来越多国际讨论之中。

1989年春，由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静坐抗争运动曾在全国各地及各行各业激发起广泛响应，但最终于6月4日凌晨被镇压在血泊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中丧生，目前仍没有确切的数字。“八九”与“六四”也从此成为政府高度控制的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禁区。随后的经济大潮也更进一步转移了国人的视线。37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是否还能记起那场在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中诞生的运动？在官方各种监控与限制的压力下，无法传承的历史是否因此不为后人所知？90后旅法青年蒋不2019年来到巴黎。他每年都参加组织在巴黎的“六四”纪念活动。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显示，其实官方对“六四”历史的封堵和掩盖反而激发了他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欲望。 政府的欲盖弥彰激发出了解真相的欲望 法广：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其实您还没有出生。那您是怎么知道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的？  蒋不：我是“八九”之后4年出生的。其实我已经有点记不太清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起“六四”是什么时候了。我是在北京长大的，街坊邻里、亲戚朋友有时候吃饭，我偶尔会听到那种好像大家说着说着，说一半儿就不说了的一些话。而且，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历史老师在中国现代史。他会把门关上，然后压低声音，说要给我们讲点儿课本上没有的，或者不能在课本上说的内容，他很隐约地提到了1989年的民运。他当然更多是一种批评的视角，说可能学生的做法也有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信息其实一直在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或者不完整的形式不断地传到我这边来。我在潘家园买旧书或者在琉璃厂淘东西时候，也能看到中国官方关于六四镇压的出版物，叫什么”平息反革命暴乱”；我还看到过当时发给士兵的手表，叫“平息暴乱纪念“等等。就是这种信息总是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然后，我成长的年代也比现在好很多。2011年-2012年，我上高三、上大一，那会儿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还不是一个贬义词，大家会在微博或其它网络平台讨论“六四” ：其实各种渠道的“六四”的信息都是能被听到的。  法广：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也并不是说真正完全忘记了“六四”，好像没有这件事。而且在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公知，网络上还是有一些声音能够发出来。  蒋不：对。大家其实谈论“六四”，有时候不一定是一种支持学生的态度，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讳莫如深吧，就是大家知道这件事好像不太能谈，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变成一个禁忌。当时的互联网环境，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大家都觉得学生当年做的是对的，认为学生很可怜，有错的是政府，等等，大家会有这样一种立场。然后相关的消息是隐隐约约地在传的。  法广：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想要去了解更多？  蒋不：我觉得这事儿就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因为他们不讲清楚：你听人说话听了一半儿，你就当是八卦，你也想知道后边是怎么回事儿。可能就是这种只言片语或这种讳莫如深，不把事情讲清楚，这种欲盖弥彰反而（激发你想要知道更多）。  比如，我记得当年在百度贴吧，你输入什么“八九不离十”或者 “十有八九”这类很普通的俗语，但是因为它有“八九”这两个字，所以，“八九”就变成星号，因为是敏感词。这就让你会更好奇：为什么这两个字不能输入？还有，当时很多社交平台包括微信等，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用户不能改签名、不能改头像……有句话说，一个谎言，经常需要更多谎言去维系。所以，当政府试图去掩盖真相，隐瞒真相的时候，就往往会更进一步地激发人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时翻墙，几乎第一件事儿就是会去网上找（资讯），（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可能也不知道叫“六四”，就是想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或者大家提到的那个学生运动到底是什么，就在网上查找。  从青春期反叛到有意识地对抗国家叙事 法广：那您在了解比较多的资讯之后，您怎么看“六四”？这些年在海外的“六四”纪念活动，您经常都会参加。您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八九”、“六四”是非常值得记住的？  蒋不：最开始，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或者说是青春期逆反。我当时觉得，“六四”既然不让说，它就变成了一个抗争的符号，变成了一个我跟我的同温层、跟这样的年轻人互相识别的一个符号。我还直接在身上有个纹身，就是“六四” ，我的中国的手机号、法国手机号的尾号都是8964 。就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更是一种反叛的象征，觉得你越不让我说，我就越说。但随着对“六四”或者对“八九”民运了解的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拒绝遗忘或者说用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叙事去对抗某种国家的表达的过程吧。  其实不只是我来法国之后，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每年6月3号的凌晨或者6月4号的下午，我也会去广场上看看——我生活在北京。6月4号，我会去拍广场上的降旗。6月3号，我也会去广场看一看，那时还有守夜的人……就是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我自己的仪式感吧。2019年到了法国之后，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大了很多。我们比国内的人已经有了很多行动的空间，有了很多的自由，我觉得也就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你在法国、在国外，都不去悼念、纪念“六四”，你还指望在中国的人去冒更大的风险去纪念吗？！就是说，来法国之后，我觉得枷锁或者说束缚更少了，那既然有更多的自由，我们也有更多的义务去做这样的事情。2019年我到巴黎后，除了疫情中有一年（应该是2021年）没有什么活动，其他每一年我都会参与或者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一种更日常的“六四”一直在继续 法广：这种参与只是因为这些无辜的学生当年为了表达他们的诉求而被镇压在血泊之中，您觉得是不公平的、需要铭记、需要要求官方给一个说法呢，还是说您对当年那场运动也有新的认识？  蒋不：我觉得，首先89和64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是1989年包括学生在内、也包括工人等各个阶层的民主化运动，一个是“六四”镇压。我觉得，其实“六四”镇压，在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是一个很显化的事件，是一个很血腥的事件，但是，一种不能叫平淡的、一种更日常的“六四” 、一种更日常的镇压，其实从来都没有结束。“六四”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比如，我当年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知道每年一到五月底，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就施工，总会有一段路不能通行。又比如，曾经发生带货主播李佳琦手里举了一个有点像坦克形状的蛋糕等等。就是说，其实这种“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故事记和忆，它始终在以某种方式，就像一种气氛、像一种气体一样，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的空气里。我们觉得这个事件是历史，是过去了，但它后续的影响其实还在影响着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  崔健曾经说过，只要毛泽东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我们就都是一代人。我一直觉得，“六四”虽然是1989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但“六四”它不只是一段历史，这个政权其实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监控、在镇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中国一直也没有步入政治现代化。所以，其实说是纪念“六四”，其实也是消解自己心中的块垒，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的最大的公约数，让大家围绕这件事能聚集在一起，能表达对这个政权的态度和意见。  越是担心，大家敢做的事情就越少 法广：您觉得，在法国，在您接触到的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或者是不同代际的人，他们对纪念“六四是否关心呢？其实每年“六四”纪念活动，到场参加的人很少——当然，不到场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或者说不知道这件事情。  蒋不：怎么说呢，活动人数也有比较多的时候。比如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可能整体上来说是这样，我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例子，就是2022年“白纸”运动发生之前（“白纸”运动是2022年11月、12月），大概是9月、10月的时候，我在巴黎中餐馆吃饭，十桌（用餐者）里有八桌九桌都在讨论清零政策，讨论封控政策，有的人都直接点着习近平名字去批评。当时是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所以，2022年、2023年，愿意出来纪念“六四”的人也就比较多。现在，我在中餐馆吃饭，反正除了我们那一桌，其他桌我基本听不到讨论政治内容，大家都在聊八卦，聊升学，聊就业，就是聊一些很日常的内容。就是说也有一个社会背景或者整个社会的关注点的作用。  然后，整体上来说，也不是大家不在意。我跟很多人聊过，很多人对“六四”学生是持同情态度，对政府是批评的态度。当然，首先，肯定有一些人是因为惧怕，担心自己出来（参加纪念活动）是不是会被拍摄下来、会被面孔识别，导致回国有风险……。这是一部分人（的心理）。还有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就是他们同情学生，认为政府当年做得不好，但是觉得，现在出不出来（纪念）有什么用呢？就是我走上街头，来参加纪念活动，除了给我自己增加一些不确定的风险，除此之外，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事件有什么作用？能有什么改变呢？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他们觉得没有用。  确实，（出来参加这些活动）可能没有一个实际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大家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言论的边界会被拓展一些。如果我们在法国，在海外，还是担心、害怕做这样的事情，那可能就是越担心，大家敢做的事情就越少，可能就所谓的越没有用——很多事可能也不是有结果才去做，而是做了才可能有结果。  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一直在 法广：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和同年6月4日的镇压，虽然在人们的记忆中开始变得遥远了，但蒋不认为，中国社会反抗的精神并没有消失。  蒋不：我觉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其实每当人们对中国或许是对中国的年轻人有点失望，我们经常能在海外听到一个论调是：中国人都不会反抗……，但是当大家都这么觉得的时候，总会有新的事件刺激我们。远的不说，前几年的“白纸”运动都不用讲了（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可能知道“六四“或者不知道“六四”的年轻人，甚至在中国都能站出来，在海外则有更多人站出来），后来也有很多的抗争，比如“江油”事件（2025年8月，一起校园霸凌事件在四川江油市引发大规模民众集会，抗议警方对施暴者处置过轻——法广注）。其实中国人会反抗或者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一直存在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个网站就是叫“异言网”。这个网站统计每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即使是在这两年打压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每年也有几千起（群体性事件）。 所以我觉得，这种反抗的声音或者对公权力有不满的声音和不满的表达一直都是存在的，但虽然“六四”可能随着时间推移，离大家越来越远了，但是这种反抗的精神是一直在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黎“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 一如往年，6月4日当天下午5点30到7点，法国协会组织“团结中国”和“自由阵线”，在巴黎20区的 Square Édouard Vaillant 举行纪念活动。 Square Édouard Vaillant 附近的地铁站是3号线的Gambetta。  6月6日星期六下午3点，在巴黎10区的 Le Brady 电影院还将播放以已故“六四”亲历者张建的故事为主线的纪录片。电影院的地址是 39 Boulevard de Strasbourg，巴黎第10区。 

自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到2020年《国家安全法》通过，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在收紧。今年五月初，香港记者协会指出，独立媒体被税务调查的情况仍在持续。他们也警告，这类以行政手段增加营运负担的做法，正在实质影响新闻自由。上集节目中，我们采访了一位因为拍摄纪录片而被香港遣返的法国记者。而今天，我们把视角转回香港——看看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业者究竟还能如何工作。  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倡导事务经理亚历山德拉·别拉科夫斯卡(Aleksandra Bielakowska)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 别拉科夫斯卡: “我认为，202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面临一种系统性的崩塌。我们最近看到，多位媒体人士被判处非常严厉的刑罚，其中包括已经停运的媒体《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他因为作为记者的工作，被以国家安全罪名判处迄今为止最重的刑罚之一。这实际上是在将新闻工作本身刑事化，也是在打压曾经最具独立性的媒体之一。在过去一年中，我们还看到，对仍然留在香港运作的本地媒体的骚扰明显加剧，甚至一些大型国际媒体也未能幸免。” 她表示她最担心的是香港记者的安全。 别拉科夫斯卡: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我正在合作的那些记者的安全，尤其是仍然留在香港、坚持工作的记者。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在一两周前，又发生了独立本地媒体被跟踪、骚扰的事件，还有记者被“起底”，也就是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号码被公开到网上，用来骚扰他们、迫使他们停止报道。这已经成为香港令人难过的现实。” 尽管如此，她也强调，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仍然存在差别。 别拉科夫斯卡: “从排名来看，香港目前在新闻自由指数中排在第140位，而中国则是第178位，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在中国，几乎没有独立记者可以公开报道，一些仍在一线报道的人，往往只能隐藏身份、使用化名，不公开姓名、资历或所属机构。  而在香港，尽管环境严峻，仍然存在一些独立媒体。我们不能忽视大约十来家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型独立媒体，它们在当局压力下——包括以税务等方式施压——依然坚持运作。它们仍然希望公众能够看到新闻、看到希望，通过独立报道了解真实情况。  这对国际社会、对读者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它们、订阅它们、阅读它们的报道。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媒体，香港很可能会在新闻自由上完全滑向与中国相同的等级。” 这些媒体资源有限，也面临压力，但仍在运作。  别拉科夫斯卡: “这些媒体通常会采取一些策略来保护团队成员。例如，有的总编辑会决定所有文章都署上自己的名字，由自己作为媒体的“门面”，而不公开其他记者或协作者的身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相关机构无法追查这些人，他们有时仍然能够找到目标。但至少在面对风险时，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可能由一个人承担后果——这是他们自愿为这份工作作出的选择。  而那些仍在香港工作的记者，其实都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也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与此同时，像香港记者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持续遭到骚扰。这是目前少数仍在运作的独立行业组织之一。 现在的打压手段变得更加复杂、更隐蔽。而在一线的记者也更害怕公开谈论这些情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声，下一个被针对的可能就是自己。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独立媒体在尝试以更“聪明”的方式继续工作，尽量保护员工、保护自己。但即使在这些媒体内部，也存在自我审查。他们无法报道所有事情，因为有一些“红线”一旦触碰，就可能直接带来来自当局的风险。  与此同时，获取信息和消息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香港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氛围，许多机构和官员不再愿意提供信息。很多曾经参与民主运动的一手消息人士，也不愿再公开发声或接受采访，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后果。 不过，仍然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他们理解新闻工作的意义，也坚守这个职业，希望为新闻自由、为公众的知情权继续努力。这一点，也是香港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 从整体环境来看，压力正在增加。而对于仍在香港工作的记者来说，这种压力，体现在每天的工作之中。 接下来，是一位仍然关注香港新闻环境的资深记者。 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也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驻港记者。她表示，在香港资料愈来愈难以取得。  麦燕庭: “如果你是比较资深的记者，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去挖掘你自己的新闻故事、新闻题材。那困难是比较多的，因为譬如说你要写一个故事，你肯定是要给香港政府一个自己去解释的机会，然后很多时候你再拿资料方面就很困难。他现在把一些报告都下架，可是你根本查不到，没有这个背景，你就很难做一个对比，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以前他在网上可以拿到的资料，现在都限制很多，就是以前很长时间都能在网上找到的，比如说过去十多年都有，但现在他会把这个时间缩短到譬如说1年、2年、3年，除非你自己早就把这些东西都下载到你自己的电脑，不然的话你要找那个资料就很难了。 以前比较开放的它现在就是越来越受的紧，就是不让你拿。譬如说那个运输处，查这个车牌，我们以前其实很容易就能查到，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车牌的主人过去有没有违反相同的情况啊，诸如此类的。但现在呢，它根本就不让你查，所以它就是用这个access to information，就是你拿不到资料，其实你就很难做呀。” 除了资料难以取得之外，新闻工作者也面临法律规范带来的压力。  麦燕庭: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国安的问题，因为大家不都知道那个国安的界线在哪的时候呢，你就要问我现在这样报，行不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容易就会放弃。虽然你说你不知道那个红线在哪，但是其实你可以看见，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是按这个法律去处理的话，那个国安法的煽动罪，其实基本上传媒写所有东西，如果他(当局)不喜欢，他都可以说你有这个煽动。 你没有意图，他也可以说你有，他拿着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东西在煽动。他说你是炒作，那就是煽动。所以不是说你有有没有意图，现在它的意图就是用这个客观的事实来，反正他觉得你有煽动，你就是煽动。反正就是你批评(当局)，让人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做法不对，他就觉得你是要推翻我，其实就是把内地那一套搬进来。”  她还观察到，现在不少媒体的报道方式也变了——分析和评论变少了。  麦燕庭: “你现在你看，尤其是那个电子传媒写很多东西已经比较少去找人评论，对不对？以前有问题出来，大家都会找不同的人去评论，去分析。现在这一类的分析评论已经少了很多。  政府出那个声明，他们就基本上原文叫用。结果现在很多传媒，尤其是两个电台，它就基本上就是原文照录。好一点的，它会在后面加一点背景的说，其实这个官员在骂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基本上他连后面背景都没有交代，人家就具体讲了什么。”   不过，她也强调，香港仍然有一些小型的独立媒体，在压力之下继续报道。  麦燕庭: “但是幸亏香港你现在还有网上的传媒嘛，那些网上传媒他们还是比较努力。 但是他们也碰到很多困难，譬如说前一阵子不是一直在说吗？那个税务局就去查，就是查他们的收入啊，诸如此类，记协当然也受到影响。其实这个东西你光是花时间去应付，就已经减少你做新闻的时间了。  另外一个就是那些独立的媒体老是受人骚扰，而且这些压力你不一定能公开讲，因为官方可以打电话给你，可以发公开声明骂你。这个在我当初入行2000年以前吧，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下，新闻自由，还剩下多少空间？ 别拉科夫斯卡: “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香港已经“失去希望”。现在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政策圈中，确实存在一种看法，认为香港已经无可挽回，因此不需要再投入关注，也不应与之“正常化”互动。  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把威权体制与民主制度一概而论，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现在一些民主国家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国家安全立法，对独立报道进行限制，这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  麦燕庭: “有出现这个新闻自由被轻视的情况，海外的发声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发声，虽然我当然会有一点风险，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吧。 我觉得我现在说的是实情啊，他们不是老是说那个国安法，有些要尊重香港人享有的人权自由嘛，我们一直都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啊，我们就看看他什么时候觉得记者也不应该说客观的事实。 我老是说，你不要以为(言论自由)是天赐的，你要自己去争取的，就好像拔河一样，拔河就是两方面在拉力啊，你一方面认输了，你肯定就是全盘皆输。” 

2025年11月，一名法国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随后被直接遣返。这起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却指向一个更广泛的趋势——记者在香港的工作环境正在持续恶化。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来，媒体从业者的空间不断收缩，采访与报道也变得愈发困难。今天，我们将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以及专家的分析，来探讨香港媒体自由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安托万·韦代伊（Antoine Védeilhé）是一名法国记者和纪录片导演，长期在亚洲工作。  韦代伊: “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香港。当年7月，我第一次去香港，是为了报道黄之锋和罗冠聪因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而接受审判的案件。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香港。2019年夏天，我在那里连续几个月报道抗议活动。最近一次去香港，是在2024年6月。” 在香港进行采访拍摄，通常需要申请许可吗？  韦代伊: “香港的情况与中国大陆不同。理论上可以向当局申请拍摄许可，但在过去十年里，我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从来没有申请过记者签证，一直是以普通身份进入香港进行拍摄，而且从未遇到任何问题。即使在《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我也多次前往香港拍摄，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在2025年11月那次，我也是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前往的。这一点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在大陆进行新闻工作必须持有记者签证，而在香港，以前是可以不需要的。” 您在2025年11月入境香港时发生了什么 韦代伊: “2025年11月初，我前往香港，为法国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名为《香港不再回应》 (Hong Kong ne répond plus)。在香港机场通过边检时，我被移民局人员拦下，他们拒绝我入境，并把我带到一间房间进行身份核查。  随后我被审问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接受了彻底的人身搜查，所有随身物品也被详细检查。三个小时后，我被直接遣返，被带到一架即将飞往法国的航班前，被迫登机，正式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进入香港。”  当时对方有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韦代伊: “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解释，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件。移民官员只是反复说，我因“移民原因”被拒绝入境，但始终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不过在搜查过程中，一名海关人员私下告诉我，这件事很可能与《国家安全法》有关。后来在我离开香港之后，我才进一步确认这一点。但在现场，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正式说明。”   后来您是如何理解这次事件的原因的？  韦代伊: “我后来通过一位在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消息来源得知，我被指控为“ ”。虽然这一指控从未被正式告知，但相关信息随后传了出来。  而且就在我被驱逐的第二天，法国电视台收到了一个匿名威胁邮件。发件人自称是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公民，称我的行为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并暗示我被视为“外国代理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威胁是否来自官方？您怎么看“外国代理人”这个说法？ 韦代伊: “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表态。所有的威胁和恐吓都是匿名进行的，我从未直接接触过自称来自香港或中国当局的人。  至于“外国代理人”这个说法，我并不陌生。在中国工作期间，这类指控经常被用来针对那些被认为批评或挑战中国政府的人。现在，这种说法也出现在香港。”   您认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韦代伊: “很明显，这是一次恐吓行动。目的就是阻止我们完成这部纪录片，并对我们施加压力。威胁邮件中直接点名提到我，说如果继续拍摄，我可能会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即使我人在法国，也可能面临后果，因为这种打压具有跨国性质。同时，他们还威胁到在中国和香港与法国电视台合作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我过去在中国工作时，也曾遇到当局向采访对象施压，阻止报道进行。但这一次不同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如此直接、公开、点名的威胁。”    您的团队在香港的拍摄情况如何？  韦代伊:  “虽然我本人被拒绝入境，但和我合作的摄影师托马·布朗(Thomas Blanc)成功进入了香港。他在入境时也被检查，但最终获准进入。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在酒店大堂就被三到四名便衣警察盯上，并且整整一天都被跟踪，无论走到哪里，对方都紧随其后，而且毫不掩饰。这显然是在向他传递一个信号：他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去了哪里。  他也用摄像机反拍这些人，以表明自己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之后几天，他表面上没有再看到这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控停止了，很可能只是换成了更隐蔽的方式。”  这种情况是否常见？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韦代伊:  “这种做法和中国大陆警方的手段完全一致。很多曾在中国报道敏感议题的记者都经历过类似情况。警方会故意高调跟踪记者，以制造压力和威慑。  因为一旦被跟踪，如果还去接触消息源或异议人士，就可能让他们面临风险。所以最终我们决定取消所有原定采访，以保护受访者的安全。  一个月后，我们改派了一位从未在中国或香港工作过的人员前往完成采访，因为他没有被盯上。  总体来说，这些手段的目的就是阻碍我们的工作，让报道变得更加艰难。” 安托万的经历并不是孤例。随着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相关打压正在逐渐突破地域界限，向海外延伸。  对此，我们也采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的倡导事务经理亚历山德拉·别拉科夫斯卡 (Aleksandra Bielakowska)。 别拉科夫斯卡: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升级和强化。过去，我们确实在中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如此规模的跨国打压，甚至延伸到了法国境内、香港以外的地区。” 但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关注的缺失， 使得这种不断升级的变化，未能被外界充分察觉。 别拉科夫斯卡: “它让人产生一种误判——好像现在仍然可以安全前往香港，似乎不会面临太多压力。许多人因此认为，可以像过去一样，携带个人设备、文件，甚至涉及消息来源的信息前往采访，而不需要特别的准备或保护措施。  但这种判断其实正在被不断重复，却也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种误判，与国际媒体整体的关注不足有很大关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出于对记者和消息来源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一些媒体也不愿意激怒香港当局，以免影响其记者继续在当地开展报道。  这在过去两年里，某种程度上制造出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假象。  但实际上，当局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持续加强打压，只是这些手段并不容易进入国际新闻的头条。  其目标，是逐步压缩仅存的媒体空间，并在社会中制造恐惧与不信任。如今的情况是，人们越来越难判断谁可以信任，也不确定还能与谁合作，因为没有人能确认，对方是否与当局存在关联。”  *韦代伊的纪录片《香港不再回应》 (Hong Kong ne répond plus)将于5月15日由法国电视台播出

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已经成为中美两大国战略竞争的一个核心议题。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准备再访北京前夕，中国政府发改委发出通知，叫停美国网络巨头脸书的母公司Meta 对中国人工智能助理软件Manus的收购行动，坐实了此前关于中国会阻止本国数字技术精英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猜测。紧接着，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5月1日决定不再允许面向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在中国进行测试，引来中方的抗议……如何看中国有关当局阻止在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精英出海的作为？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互建“小院高强”的作为对中美两国的技术发展、对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有何影响？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澳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越女士专注研究科技政策以及它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她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叫停人工智能助理软件Manus 收购案对中国科技企业起到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而中美两国未来在AI领域的竞争将不再是大模型之间的竞争，而是两种AI 生态系统的竞争。但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着人类未来几十年的生存发展，中美双方需要合作。 中国叫停Meta 收购Manus意在杀鸡儆猴 法广：脸书母公司Meta原本要收购中国的人工智能助理软件Manus。您怎么看中国政府现在要叫停这项收购？Manus它为什么对中国这么重要呢？  张越：其实这个问题说重要也很重要，说不重要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不是赶在AI这个风口上，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工智能就是AI agent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它的原代码是在北京和武汉开发的。最初团队也是在武汉和北京。  其实它所涉及的出口并不是数据出口，而是人工智能的一些专项技术出口，这正好就撞在“枪口”上了。关于数据，是指（AI）大模型的训练，比如DeepSeek，它实际上大部分使用的是中国的数据，训练是在中国做的，数据是来自于中国。但是Manus实际上它使用的基本上是国外的一些大模型，而它输出的技术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在意的人工智能方面关于语义识别的这样一种核心技术。  什么叫语义识别呢？就是AI agent（智能体），是能够根据你输入的语言指令，来把它转换成一种让机器来替你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智能体。这是它的核心技术。而这正好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控中的第一类内容——第一类属于严格限制出口；第二类是在考察范围，就是说可以去申请出口；第三类是无所谓限制与否。而它（Manus）正好是在第一类。  所以，才有最近商务部、发改委，还有网信办等多家中国政府机构，联合起来限制这项技术出口。这其实是给了整个中国技术公司一个下马威吧。因为Manus和DeepSeek还不太一样，第一，正如我刚才所说，它用的不是中国的数据，而是境外的大模型。另外一个，这个agent（智能体）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对中国的用户开放。它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就通过这种所谓新加坡洗白式的——洗白产地这样一种方式，在新加坡重新去开发：二次代码其实都是在新加坡重新做的。但是它的原代码在中国做的。它就这样被限制住了。对于中国很多公司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意思是，即使通过这种洗白产地的方式，其实你也不太容易能够脱离原产地这个框架。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法广：以此向中国的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发出信号的同时，（中国）是不是也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呢？  张越：那一定是的。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就是在Meta（去年12月）发出这项收购邀约以后，关于Manus在中国可能会被限制的炒作其实就一直都没有停过。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写过一篇文章来介绍这个情况。我当时就认为，当你的原代码跟你的原产地直接相关的情况下，这其实就已经在技术交流方面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屏障。而这对于美国或者是对于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当然也非常明显，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是聚焦在科技方面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底座——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就是AI的竞争。（这项收购计划）正好撞在这样一个枪口上。  中美在AI领域竞争将是两种AI生态系统的竞争 法广：您提到地缘政治。在人工智能开发领域，中国和美国当前的竞争态势非常明显，它是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在重塑一种地缘政治关系呢？  张越：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其实可能也跟美国业界包括政界最初的一些构想，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中国的赶超，实际上也就在过去这五年之内的赶超，不光是在技术应用层面，也包括研发，包括在论文发表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真的是异军突起，跟美国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竞争态势。 也可以这么说吧：在全球的AI竞争中，其实也就是中美两国间的竞争。其他国家，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说是第三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有一种战略焦虑的。这种战略焦虑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过去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控，包括出口管控，还有制裁措施等等 ，还包括在芯片方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剑指AI的研发和应用。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中国AI的竞争。但是这个作用力是相反的，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些出口禁令实际上在另一方面促成了中国更快速地形成了一种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去年DeepSeek第一次在全世界公开亮相就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全球反应。今年，DeepSeek V4的发表，尽管整体的影响力上没有出现像去年那么强的轰动效应，但是DeepSeek V4实际上它打开了另外一条路，因为它是在跟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也就是在软硬联合共同开发这样一个架构上进行的，等于把华为的“升腾”芯片还有寒武纪的芯片，就是当地开发的一些芯片放入了中国的大模型开发的架构中去。这就是一个很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因为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看到，中国和美国的AI发展，有可能在未来走上分道扬镳的两个不同的路径。以后的中美在AI领域地竞争，就不再是大模型的竞争，而是两种AI生态系统的竞争。  中国的开源模式将人工智能技术“平民化” 张越：中国DeepSeek V4的发布，其实也已经显示出，中国在AI领域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受限于美国芯片对中国的控制这样一种生态下的模式了，而是可以说逐渐地走上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  还有一点是，因为Deep Seek它沿用了中国政府一直在鼓励的一种开源模式。这个开源模式的影响力就不仅仅是在中国了。对于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像是在东南亚或者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中国的这种模式就是把AI平民化了。就是说，用户不需要再去花那么多的钱去调整、去适应美国的闭源模式，可以用中国的开源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产品没有美国的那么尽善尽美，因为美国AI产业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算力，但是，中国的这个模型可以做到：我也足够用，但是我足够便宜。这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AI生态在竞争。  法广：深度求索V4版据说文字（内容）处理能量超级强。但是中国的资讯审查体制使得有些内容它是不能够上传（输入）的。在这样一个资讯处理有限制的情况下，它是不是也成为它在国际上的竞争中的一个短板呢？  张越：这个其实倒没有。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的开源模式。其实如果我们以更宽的视角去观察AI的应用，我们就会发现，AI其实并不一定只是一个chatbot（聊天机器人） ，也就是利用AI，去寻求文字上的一种沟通。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这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方面。AI的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在写代码这个方面。  最近，美国 方面做的一些测试显示，深度求索V-4与几个大的模型相比，仍然有落后，但是落后的幅度就非常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其实AI的很多应用是to B，也就是给business面向企业的，主要不是用它作为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用它去帮我在底层写代码，帮我去设计我的工作流、我的物流、我的整个计划等这些方面的应用。在这些方面，语义的理解能力可能比你语义本身所覆盖的范围要更重要…… 法广：意思是说它的实际操作、应用能力更强吗？  张越：不是说更强，至少不差。  双向“小院高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法广：中国最近几年一直指责美国对于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尤其是对高阶芯片的出口限制，是在建筑“小院高墙”。但是如今中国好像也在限制中国的技术对美出口。在双方都在建筑“小院高墙”的情况下，这对中美自身在科技领域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越：目前来看，这种形势对于两个国家，实际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高阶芯片的管制措施，其实对它自己的损失可能会更大吧。我们可以从英伟达的芯片出口看到，在出口限制（措施）之前，英伟达在中国大概占据了至少80%左右的市场份额，而现在基本上就是0了，高阶芯片基本上完全无法进入中国，至少官面的数据如此。这对他们自己的营业额，对利润有影响，对他们的（产业）生态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 还有就是，中国的这种反制措施同时也对整个全球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的碎片化起到一种助推的作用。而这种高科技供应链的碎片化，最后实际上是消费者在买单。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美国的消费者在买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尽管看到有一些产业供应链转移到包括在美国所谓的近岸或者是友岸国家去生产，但是你在往回溯源的时候，其实很多在上游的供应链节点，还是来自于中国。这样对于全球供应链的整体影响，就是供应链变得更长更复杂，那也就效率更低。这种变化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肯定是供应链的整体成本会越来越来越高。 这对美国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  对于全球的高科技的产业实际上也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因为各个国家的应用者，或者说科技的使用者，第一，他可能会在合规的成本上付出更多的代价，其次，如果是完全变成两套系统，那么，在第三国，比如说在澳大利亚，要同时使用两套AI的标准，对于企业来讲，合规成本不能说是翻倍，至少也是80%以上的增长。还有，对于一些小的公司来讲，他们在从事AI研发的时候，到底是走美国的路呢，还是走中国的路呢？有些东西可能就必须重复去做了。这对于整体的研发成本也是一种浪费。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这种脱钩对两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对中国同样也没有好处。 因为中国现在不能说是被逼，但至少也是出于一种自主性的战略选择，要去开发独立自主的一种系统，那中国一定要考虑的是，开放和研发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 所以，希望两国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各自做一些让步，因为AI作为我们现在全人类面临的一个科技节点，我觉得中美两国是需要合作的。  法广：那您觉得，在高科技领域，两国各自建筑“小院高墙”这个话题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内容呢？双方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方面达成某种妥协呢？ 张越：我估计两国领导人要谈的问题非常复杂，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很多的议题要谈。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双方会用各自手里的底牌，去沟通，去跟对方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特朗普可能会把英伟达H200芯片作为一个筹码，可以开放（对中国出口）——因为实际上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华为的升腾芯片如果达到量产的时候，中国可以说：我不需要你的芯片了。美国在这种时候，也就是中国快要达成自主供应链的这种能力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说，给你开放H200的芯片，以此作为一个筹码。那他希望得到什么呢？就是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管制……双方我估计可能都会用各自手里的筹码，去交换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些细节的内容，领导人本人不会去涉及的。  中国的芯片制造仍然受制于美国的出口管制 法广：深度求索V4使用的是华为的芯片。那是不是可以说华为在高阶芯片领域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在高阶芯片领域，中国是不是已经可以独立自主呢？  张越：那倒没有。因为，其实在中美科技战之前，也就是2018年以前，华为本身在高阶芯片的设计方面已经是不差了。它的瓶颈在于光刻机。因为在美国的主导下，中国拿不到EUV这种最高阶的光刻机（极紫外光源光刻机），这实际上就限制了中国芯片的生产。所以不管是华为也好，还是寒武纪也好，中国自主设计的芯片，尤其是华为，因为它不能用台积电的代工能力了，只能用以前中国自有的一些旧的光刻机来生产芯片，通过一些工程上的一些创新。所以华为芯片的天花板，实际上是7纳米。但是，从台积电和三星的芯片制造能力来看，现在5纳米已经是常规，3纳米芯片也很常见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华为在制式上还是有落后，但是从功能上来讲，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因为7纳米和3纳米的芯片在手机这样一个很小的设置中，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于大服务器之间，它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华为完全突破了（瓶颈），中国的芯片制造还是完全受制于美国的芯片管制，主要是设备的管制。  法广：网络流量分析公司Similarweb的数据显示，深度求索在全球聊天机器人市场所占的比例只有4%，但是ChatGpt的占比达到68%，也就是说在全球聊天机器人市场，真的是处于主导地位。怎么解释这种落差呢？  张越：这是两个公司不同的商业模式的区别。正如我刚才所讲，就是DeepSeek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在意to C，就是跟consumer（消费者）之间的界面。其实它本身的聊天机器人这个功能真的不是特别好用，而且像您刚才谈到的对于很多内容的限制，比如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很多东西你是不能跟它谈的，你谈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这个话题很敏感……那从这点上来看，chat GPT肯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bot 。  但是，DeepSeek实际上是一个to B模式，是一种商业模式。一个公司如果要引入OpenAI的应用程序作为interface（界面）的话，那要花很多钱。但是DeepSeek它是开源模式，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免费的。就是说，其实两个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比较本身没有很大的意义。 其实在中国国内，你要用到聊天机器人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的。其他几个大厂的聊天机器人的功能要比它强多了。 但是这些大厂有一些大模型用的是DeepSeek，只是客户不知道而已。  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敏感时期。看样子双方都想要在这个领域制定规则，就是说，竞争不仅仅是要比谁的大模型更好，而且是谁在未来能够对于AI这样一个话题、对于标准的制定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还有就是，谁能够联络更多的用户，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用户、更多的企业来用我的大模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竞争的一个焦点。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我觉得对于全球的用户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像中美这样在AI方面的能力，就是说其他国家能够做出的贡献都是在某一个方面，这种全站位的竞争能力，只有中美这两个国家。  所以，在这样一个有关人类未来几十年的生存发展的核心的底层技术上，我觉得双方都需要做出一些妥协，而且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一些妥协。

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最新发布的2025—2026年度全球人权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在人权议题上呈现出不同但同样引发争议的趋势：美国被批评在人权外交中存在“双重标准”，在对外立场与国内实践之间出现落差；而中国则因持续收紧公民自由、加强对少数群体及异见人士的管控，并扩大“跨境压制”，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人权外交与双重标准的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国际特赦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称为‘全球人权倒退的推手之一’。报告指出，美国在追求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时，动用压迫与暴力手段，对全球人权与国际秩序造成冲击。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备受争议。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美国及英国、欧盟等国家公开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报告称，‘国际保障机制已经失灵’，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种族灭绝、种族隔离与占领’。美国政府被批评在加沙战争中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暴行，反而加剧了冲突的升级。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政府经常批评他国的人权记录；另一方面，美国在加沙战争、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的表现，却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例如，美国政府推行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虽然旨在制裁中国的强迫劳动行为，但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同样严重，尤其是在农业和监狱产业中。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拒绝输入的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产品总价值已达7.5亿美元，但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依然突出。  报告还提到，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难民和移民权利、以及维护妇女及LGBTIQ+群体权利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例如，多个州通过限制堕胎权的法律，引发国内外对女性权利的担忧。此外，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大量寻求庇护者被拘留或驱逐，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在技术监控和言论自由方面的表现也受到批评。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内外异见人士，并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例如，美国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日益严格，导致部分批评政府的言论被删除或限制传播。这些行为与美国一贯标榜的‘言论自由’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跨境镇压与少数民族权利的压制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的最新报告，中国政府在2025年继续加强对国内外异见人士的压制，尤其是对维吾尔族、藏族、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海外华人社运人士的跨境镇压。报告用‘掠食者’一词形容全球政治强人横行的一年，中国政府的行为被多次点名。  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更严格宗教自由限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维吾尔族文化人物持续遭到起诉，藏族文化和语言的压制也在加剧。例如，2025年7月，22岁的留学生张雅笛因倡导西藏人权议题，返华探亲时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她是《华语青年挺藏会》网站编辑之一，面临高达15年的刑期。这一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打压少数民族权利的广泛关注。  香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国家安全法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空间，数十名民主派行动者被判处长期监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罪审判持续进行，《立场新闻》两名编辑因‘煽动罪’被判刑。2025年5月，香港当局疑似封锁部分香港网络用户连接设在美国的线上杂志《如水》，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日益加剧。报告提到，香港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19名海外抗争者发出通缉，并首次以国家安全罪名起诉海外异见人士在香港的家属。这意味着，即使身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及其家人也可能面临风险。例如，2025年5月，香港当局以国家安全罪名控告居住美国的香港民主派抗争者郭凤仪的父亲，创下当局以国安法起诉海外异见人士在香港家属的首例。  此外，中国政府继续否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行的报告，并称其‘不合法且无效’。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未减弱。202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核心集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进行‘有意义沟通’，落实2022年联合国报告的建议。然而，中国政府驳斥了这些建议，并强调‘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在照常实施。  中美对比：人权话语与现实的差距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反映了全球人权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政府高举‘人权外交’大旗，但在实际行动中，往往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选择性忽视自身或盟友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发展优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忽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异见人士和海外华人的压制。例如，维吾尔族、藏族和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权利持续受到限制，跨境镇压日益加剧。中国政府否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行的报告，并称其‘不合法且无效’。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未减弱，多国核心集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进行‘有意义沟通’。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则主要体现在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忽视。例如，美国政府在加沙战争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同时，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如移民权利、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难民和移民权利、以及维护妇女及LGBTIQ+群体权利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  国际社会需要更加一致和有效的机制，推动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实质性改进。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定期审议和特别报告员机制，持续关注和施压。同时，民间社会也应加强合作，推动两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希望与行动：普通人的力量  在压制与不公面前，普通人的声音和行动同样重要。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维权律师、女权人士、学生，以及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尽管面临巨大风险，仍然坚持发声。例如，女权人士李翘楚因发声抗议其伴侣兼维权伙伴许志永的监禁条件，遭判刑近4年。许志永为狱中不人道待遇进行绝食抗议。这些案例展示了普通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勇气和坚持。  在美国，民间组织和社区团体也在为移民权利、种族平等、环境正义而不懈努力。例如，美国各地的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外，美国的环保组织和气候活动家也在推动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权利。”  每一个人的关注和行动，都可能成为改变的力量。无论是签署请愿书、参与公益活动，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我们都能为推动人权进步贡献一份力量。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组织发起的全球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取得了显著成效。普通人的参与和支持，是推动人权进步的重要动力。 

2026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鉴于近年来，无论是中国藏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还是新疆维吾尔人所谓“在教育营”事件都凸显出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引发的种种紧张关系，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现引发尤其是国际人权团体的广泛关注，担心这项法案意味着北京当局正进一步收紧民族政策。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是在借这部法律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社交平台上不仅担心同化政策法律化，会“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压缩宗教与文化自由的空间。”，而且相关条文可能过度限制言论、信仰与集会自由。如何理解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意义？为什么该法案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引发特别关注？我们电话采访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专栏作家杨建利博士。他在采访中强调，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通过意味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能将逐渐被取而代之，而这项法案背后的最大动机，是打造”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的大统一。 "民族团结法"通过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为官方钦定的未来方向 法广 : 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项法案一经通过，立刻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就尤其是人权团体的关注和担忧。其实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新疆、西藏等地加速推进一种同化政策。在您看来，这项法案是否只是给这些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还是说对于政策的执行或实践意味着一些方向或指导方针上的改变？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杨建利：“我觉得，这项法律通过，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基于民族自治的原则。 民族地区的自治是写进中国宪法里的。这是中共从苏联那边学习的一个宪政原则。虽然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认真地执行过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原则，但是他们从原则上不能够公然反对。表面上他们还是要称民族自觉，等等等等。对外也是这样宣传。习近平当政以后，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明确的（变化）就是在各民族地区采取了坚决的同化的政策，也就是说要从文化上让这些民族消失，就是完全成为汉人或者成为中国人，然后强化“中华民族”的这种叙事方式。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打击，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坚决地在执行。” “这项民族团结法的通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对这些政策的实践进行法律化，就是说从法律上做一个规范，这个方向（今后）就很难改变了。以前，人们还幻想，也许习近平下台以后，同化的政策可能会减弱，甚至发生方向性改变……但是，这个同化政策一旦被法律给确定下来，它就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再改变这个方向就很难了。”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人中有一种观点，把习近平（上台）之前基于民族自治原则制定的一些民族政策称为第一代少数民族政策，对习近平（上台）以后进行同化的政策称为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法通过就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正式启动，成为官方钦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方向。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将56个民族同化成为几乎带有同样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法广：就是说，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在进一步地淡化自治…… 杨建利：“对。实际上中国在80年代制定通过了一项《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通过后，于2001年2月28日修正）。比照这两项法律的话（《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团结促进法》），矛盾之处非常之多。那么，（前者）今后就会被抛弃了，会以现在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主要的法律依据。” “中共制定政策或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有它的规矩可循。就是说它不是公开地否定它以前的法律，而是通过一些新的法律。新的法律在老的法律之下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它会按照新的法律去做，慢慢把老的法律抛弃。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进行的。如果当时按照宪法还有法律的话，那些私有制还有市场化的改革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它先从政策上进行规划，慢慢、慢慢地进行修改。对于少数民族政策也是沿用了这种方法：它先不从《宪法》上把民族自治这一条去掉，也不去修改或废除80年代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是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就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成为这个政策的依据。在未来的可能的修宪过程中，在未来的法律的制定中，可能就会把自治的原则从《宪法》中拿掉，也慢慢地把1984年通过的民族自治法废除了。” 法广：其实在《民族团结促进法》3月中下旬通过之前，自2026年的1月1日起，2025年底通过的《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版开始生效执行，它等于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功能，进一步淡化了不同族群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地位。这些政策联合起来，您觉得目的是什么？是想把56个民族这样一个多元存在，变成一个“同一” 现实吗？ 杨建利：“对。中共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他们的学者认为，民族地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冲突，甚至带来严重的冲突，而且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自治原则：那你给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这么一个空间和法律依据，当然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开始逐步收紧这个自治空间。他的办法就是同化。所谓同化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慢慢地消除掉，让他们和多数民族也就是汉民族越来越像，最后成为几乎是带有同样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宗教，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宗教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而且最近几年强调宗教本土化、中国化，这基本上就是政策的方向。以前，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还是有比较宽松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执行起来，各个地区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宽松一些，有的严格一些，有的空间大一些，有的地方空间小一些……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延续着一个政策，就是你在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时候，可以用汉语教，也可以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教，比如说在藏区教数学，可以用汉语教，也同时可以用藏语教。但现在不行了，所有这些文化课都得用汉语教。藏语可以作为一个选修课目，就像我们选英语一样。就是说，藏人在学校接受数学、化学、物理、自然科学等等这些教育的时候，必须是汉语教育。包括历史、人文、经济学等等，都必须是汉语进行。同时，你也可以选修藏语作为你的一门课程。那这就是很大的改变了。就是等于把藏语变成一个第二语言了——可学可不学。”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少数民族籍的大学考生既可以考汉族的卷子，也可以考少数民族的卷子，比如说藏人在藏区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用汉语的卷子还是藏语的卷子。但现在不行了，他只能用汉语的卷子……的这些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民族语言可能慢慢的就会被消失掉了。语言消失掉了，宗教又中国化了，那你文化特征基本上就消失了。” ”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及政治大统一” 法广：民族团结法让大家马上联想到的是，这是涉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和所谓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一项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它不仅涉及这些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宗教的群体，也同样提到了香港、澳门甚至是台湾。您怎么来理解这项《民族团结促进法》也提到这些地区呢？ 杨建利：“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是对大中华区的这几个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香港、台湾、澳门等这些地区，那些想争取更多的民主决策机制，争取更大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些人，都把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看作是一个风向标。一般来讲，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苛了，那一般就会对台湾也会在言辞上更加严厉，而且可能政策上会更加具有压迫性。对香港和澳门也是一样，这之间有一定的连贯性。因此，中共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肯定会想到这几个不是完全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大中华区。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它有这种联动性。” “第二，香港、澳门和台湾虽然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不是少数民族，它属于汉文化的一种延续，但是由于长时期的分离，在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亚文化，已经和在中国大陆的汉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叫它亚文化。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地区的文化有它的政治文化特征，那么从政治文化特征上来讲的话，台湾已经是另外一个政治文化民族，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亚民族。中国政府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实际上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概念，就是中华民族的大统一！这个概念用在少数民族，同样也用在香港、澳门和台湾这样的大中华区。这种连贯性在这项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人们也是把这些问题连在一起思考的。” 法广：也就是说，这项“民族团结促进法“涉及的不只是不同语言的族群，它其实是有一种政治意涵。法案里面其实也明确提到，是”要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杨建利：“对，这背后最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构建中华民族的这种叙事，而且要让这种叙事，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人民要接受。这是（这项法案）背后最大的一个叙事动机。所以，法案在讲少数民族的时候，就连带着把这些地区都联系在内，因为最后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之上的政治上的大统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比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1984年通过并在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正是后者更强调保护各民族的自治权利，而前者则在总则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旨。尽管2001年版《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称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执行中常常有名无实，但还是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使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并”推动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新法案不仅要求港澳特区政府开展中华民族史教育，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要“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

近期，台湾政坛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莫过于前台北市长与2024总统选举候选人柯文哲所涉及的贪污与政治献金争议。这起案件不仅是一宗单纯的司法事件，更引发了一连串更深层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此类争议？而司法体系，又能否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维持其应有的公正与独立？ 2026年3月26日，柯文哲因涉及“京华城案”与政治献金等四项罪名，经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褫夺公权6年，意味著他将失去2028年总统选举的参选资格。其中，他因违背职务收贿罪被判13年，另涉及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名。案件起于他在台北市长任内，被指控在都市开发案中图利特定企业，以及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不当处理政治献金。尽管判决已出，案件仍可上诉，最终结果尚未确定。 然而，柯文哲一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仅止于个人责任的认定，更牵动出台湾政治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若将视角从个案延伸至制度层面，便会发现其背后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选举与政治资金困境。 高成本选举：制度压力下的灰色地带 在制度层面，选举不只是理念的竞争，同时也是资源的竞争。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指出，柯文哲及其所属的台湾民众党，曾试图将案件定调为“政治清算”，将其上升为政治对抗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从制度与事实来看，案件中仍涉及多项可能的法律问题，包括图利、背信，甚至贪污与政治献金申报不实等。 他认为，即使退一步来看，仅仅是政治献金未诚实申报，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属于严肃问题，很难单纯被解读为政治迫害。这也凸显出台湾社会当前的分歧：在高度政治动员下，民众是否仍能理性判断事件本质？ 更关键的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张宏林指出，台湾选举长期存在“高成本”现象。以立法委员为例，一个任期的薪资总额约一千多万台币，但实际竞选支出却可能高达四、五千万，甚至更多。庞大的资金需求，使得政治人物在竞选与任内都面临极大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透过制度边缘操作来补足资源，例如利用助理费、政治献金，甚至更不透明的资金来源。这些行为未必一开始就触法，但却可能逐步滑向灰色甚至非法地带。 制度存在，但落实不足 台湾并非没有监管机制。现行制度已包括政治献金申报、财产揭露与相关税务规范。 然而，问题往往出在“落实”。 张宏林指出，现行制度在执行面上仍有明显不足，例如金流监管不够严密、未申报或不实申报的罚则偏低或实际查核能力有限。 此外，财产申报制度本身也存在界线问题。目前仅要求政治人物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报财产，但在实务上，资产可能透过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甚至父母持有，形成监管漏洞。 当然，这也牵涉到隐私权与人权的平衡：是否应要求更多亲属揭露财产，一直是一项具争议的议题。 总体而言，在高成本选举、监管不足与激烈政党竞争交织之下，政治人物面临的诱因与压力，往往比外界想像得更为复杂。 司法体系：中立性、权力结构与个案争议 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问题便不再只是制度设计，而是回到司法体系本身的运作与公信力。 真理大学法学系主任吴景钦指出，在实务上，被告是否认罪，往往会影响检察官的处理方式。若被告选择不认罪，却因此面临更长时间的羁押或更强的侦查压力，可能形成对认罪的变相逼迫，进而削弱审判制度应有的功能与意义。 他进一步质疑，在起诉之后，检辩双方理应处于对等地位，但实务上，检方仍可透过声请羁押或主张串证风险持续影响程序，使权力结构出现倾斜。这种制度与实务之间的落差，也让司法中立性在高度政治对立的环境下，更容易受到质疑。 除了制度与程序问题，本案在具体法律判断上亦引发争议。吴景钦指出，一审虽判处有期徒刑17年，低于检方求刑的28年6月，但核心收贿罪仍判13年，显示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采信检方主张。然而，在证据评价上，却存在明显争点。例如，被认为关键的“1500万元”相关资料因属传闻证据而未被采纳，但法院仍以另一笔210万元政治献金建立收贿关联，其资金流向与对价关系并不明确，是否已达刑事案件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备受质疑。 此外，他也指出，将政治献金违规直接上升为刑事贿赂，以及在侵占与背信罪中对“财产归属”的认定，在法理上仍存在争论。整体而言，本案在证据法则与刑事诉讼原则的适用上，仍有进一步检验的空间，预料将成为二审攻防的核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司法制度本身具备一定的程序保障与透明性，个案中的争议仍可能被放大，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对司法公正性的信任。 民主制度的核心挑战 综合来看，柯文哲案并非单一个案，而是制度与运作问题的交会点。 一方面，台湾的选举制度仍存在高成本与监管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司法体系虽具备一定透明度，但在政治对立加剧的环境中，仍难以完全避免公信力的质疑。 这反映出台湾民主发展中的一项核心挑战：在高度竞争与政治极化的情况下，如何同时维持制度的公平性，以及社会对制度的信任。

冷战的结束曾引发民主终于战胜了独裁的欢呼。然而此后的数十年间，民主与专制甚至极权的博弈其实从未停止。这种博弈的张力尤其体现在新闻自由空间面对的种种压力。从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年度报告来看，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度正呈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迹象。如果说越来越拮据的财政资源导致不少媒体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在独立报道原则上让步的话，专制政体也正利用资源的诱惑，以软硬手段诱导媒体为权力服务。“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4年针对俄罗斯启动 “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中国，于2026年3月推出最新报告，综合多项调查以及不同地区的学者、智库、媒体从业人员等多方人士提供的资讯与分析，以多项具体的实例，剖析中国力图在海外打造媒体新秩序的努力。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 “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自“无国界记者”组织2002年开始公布对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排行以来，中国在这个排行榜上的位次一直不断下滑。2002年还排在第138位，但自2010年起就已经跌至第170位以下。2024年甚至跌至第179位，仅好于排在最后一位的朝鲜。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虽然一直受到诟病，但越来越令“无国界记者”组织担心的是政治宣传取代媒体自由的中国模式的对外输出。该组织早在2019年就推出报告，梳理中国政府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塑世界媒体秩序的努力。2026年，“无国界记者”的“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报告显示，中国对外宣传机器的部署已经更加广泛，在不同地区重塑媒体秩序的战略推动也形式更加多样。 中国对外宣传的最重要工具可以说就是2016年集合不同官方媒体组建而成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指出，十年间，这个原本只是集合了不同语言的媒体网络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运作的多平台国际媒体网络。报告称它是一个提供65种不同语言广播内容的“扩音器”，是语言服务最全的广播电台。 但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广播电视，也同样广泛活跃于社交媒体。“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引述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2020年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订户 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似乎与其它国际信息网络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它系统性地优先传达中国政府的指示的角度，而不是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会刻意掩盖某些资讯，传播官方叙事，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传声筒。“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办公室的倡议经理白奥兰（Alexandra Bielakowska）女士指出，“中国得以借助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事实上，根据2018年3月中国政府颁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对内保留原呼号，但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利用当地媒体传播中国官方叙事 非常熟悉亚洲地缘政治议题的巴西记者伊戈尔·帕特里克（Igor Patrick）接受“无国界记者”组织采访，梳理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媒体战略以及它对当地媒体的透明与独立原则提出的挑战。他指出，鉴于拉美地区媒体市场难以进入，中国的对外媒体战略从最初主要依靠自己掌握的国际平台与当地媒体直接竞争的战略，调整为注重与在地媒体分享内容，利用当地媒体已经拥有的听众和观众，传播想要传播的内容。多数情况下，中国国家媒体免费向当地媒体提供文字、照片、视频，或电视节目等内容。理论上双方有内容交换，但实际上，这种合作尤其对中方有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既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要传播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一致的叙事。 而这种免费提供内容的作为在当前传统媒体都面对资金困难的背景下尤其具有吸引力。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指出，传统媒体原本十分依赖广告带来的收入，但如今这些广告收入大部分都转向了数字平台。他举例指出，一家墨西哥媒体的领导层就曾因为与一些中国企业签有广告合同，而要求下属删除了一篇批评中国的文章。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合同必然导致对相关媒体内容的干涉，但那些规模较小的媒体或资金有困难的媒体的确面对这样的风险。 中国近年也开始投资社交媒体，投资网红，提供越来越针对当地特殊人群的内容。帕特里克介绍指出，这种情况在拉美各地都有。一般来说，这些社交媒体账户开始时，内容主要是文化，美食，生活方式等等。只是间或会涉及政治话题。这种作法使得相关内容显得与传统的政治宣传无关，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特别强调区分公营媒体和国家媒体的重要性，指出，像英国BBC广播公司或德国之声广播公司这些公营媒体虽然都有政府拨款的公共资金支持，但这些媒体保留着编辑独立性，也经常发表批评自己政府的内容。而中国环球电视网或新华社等都更是国家媒体。他们的功能是传播与中国政府制定的重点一致的叙事。两者间的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内容如何生成，而且也决定着这些内容如何被使用。 资金投入伴有编辑方针要求 2025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脆弱的资金形势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2026年，该组织“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中关于中国外交官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媒体的一些互动可以说是这种威胁的一个具体案例。 报告指出，所罗门的广告市场本就十分有限，如今又被社交媒体平台吸走了大部分广告收入，这使得当地媒体面对诸多结构性的困难。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外来资金就成为当地媒体能否存活的重要因素。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在当地都有投资。但中资与其它外国资金的一大不同，是中资投入通常伴有涉及编辑方针的要求。曾在所罗门媒体工作15年、如今正在澳大利亚某大学深造的普斯特利·哈布鲁（Priestley Habru）告诉“无国界记者”组织，他从仍在当地的同事那里获知，一个中国外交使团向当地媒体《群岛太阳报》捐赠了一批电脑，该报编辑部随后就接到指示，要求停止发表关于台湾总统的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切断了与台湾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 从“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来看，中国外交官对当地媒体的干涉并不只涉及一家媒体。除《群岛太阳报》外，当地另一份大报《索罗门星报》也曾有相似遭遇。而这两家媒体都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引述一家国际调查报道机构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的报告指出，《所罗门星报》曾在2022年从中国获得一笔大约12万5千欧元的款项，用于报社设施的现代化，最为回报，该报承诺会为中国做宣传，称赞中国是所罗门“最慷慨也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免费提供内容+提供全包式旅游+培训项目 在这些显性的干预之外，“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向当地媒体提议免费提供内容。已经有地方媒体与中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中国在所罗门的媒体战略也包括向当地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全包式免费旅游。“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的70名记者会员中，至少有30人接受了这样的邀请，有些人还去了不只一次。这种全包式旅游也不只是针对记者。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Media Association of Solomon Islands）主席奥法尼·艾勒梅（Ofani Eremae）就向““无国界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自2019年以来，所罗门90%以上的公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政府的媒体联络负责人都至少曾去中国一次。 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免费旅游或参加所谓的媒体培训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在国际媒体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格林纳达记者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在他看来，可能格林纳达90%以上的在职记者都曾应邀去中国，去了解中国的新闻原则。一名圭亚那记者则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他注意到，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特殊旅行，不一定只是针对记者，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在国家媒体工作的人。主要针对那些与圭亚那政府关系密切的媒体。另一名圭亚那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是想改变人们对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看法。而这就要从媒体如何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政策预计中国意识形态开始。 中国政府也经常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观点文章。上述圭亚那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会将文章发送给当地媒体，希望能一字不差的原文发表，而不是希望当地媒体以此作为新闻素材。

特朗普重返白宫才一年多的时间，本已动荡的国际关系格局更进入了一个快速而且不乏混乱的重新洗牌进程。全面开打的关税战冲击着国际贸易秩序，对传统盟友的极限施压进一步破坏着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他自诩是和平缔造者，甚至成功让多个战场实现停火，但是，2月28日，特朗普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令不久前才勉强看到停火希望的中东地区又重燃战火。特朗普政府这一年多来的表现正严重冲击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信誉。如何理解特朗普如何得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一个无视民主规则的强势总统？为何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难以有效发挥权力制衡作用？特朗普现象对其它民主国家有何启示？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邀请中国人权律师、德国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同大家谈谈相关话题。在他看来，特朗普的两个总统任期令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多方面的侵蚀，而这些并不会因为特朗普个人的离任而自动回到正轨。 法广：首先，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的大选中变成一个十分强势的总统：他不仅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且也让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拥有微弱的多数。怎么理解现这个现象呢？  滕彪：实际上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选举之后，关于这个政治现象就一直有很多讨论，包括很多著作和学术文章。因为，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说话又不靠谱、也原本没有什么民调看好的人，竟然能两次当选，而且第二次当选还获得了比对手贺锦丽更多的普选票。其中原因实际上有很多方面，不可能是单一的原因导致这样一个相当奇怪的政治现象。 往大的方面说，一个是全球化产生了很多失落者。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贫富悬殊加大，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造成了很多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这些人想要改变。其次是美国固有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排外主义，把一些问题归罪于有色人种、外来移民，包括对边境安全的焦虑——在2024年的选举中，边境问题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再次，美国的宗教保守化、右翼化，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的越来越保守和右翼化，八成以上的白人福音派把票投给川普。 还有就是，对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些反弹。很多投票给川普的人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美国的觉醒文化，包括性别平权运动、LGBT，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等这些进步主义身份政治和社会运动，走得太过分了，带来了保守派的反弹。 美国的政治极化当然不是从川普开始的，但是川普大大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不少人不是因为喜欢川普或支持川普而投票给他，而是因为对另一方（民主党）更厌恶或者是更害怕，这在政治学上叫“负党性投票”。 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和右翼浪潮，在欧洲、南美洲、亚洲一些国家都有抬头的现象。比如说，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些弊端，美国的城乡的分裂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民主党竞选策略的一些失误，川普的一些个人因素、金钱的影响，这些算是次要因素。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虚假信息。社交媒体的算法大大地加剧了信息茧房的效应，网上充斥了各种假消息、阴谋论，右翼一些大的传统媒体也助长了阴谋论的传播。大量投票给川普的人，就真的相信各种假消息。 2024年川普再次赢得总统和前面说的这些都有关系。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复杂和深刻的，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法广：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民主体制，它有一个国会本应当发挥的制衡作用。当然，共和党在2024年的选举后，基本上把控了参众两院，虽然只是微弱的多数。只是因为这种数字上的微弱多数，制衡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吗？  滕彪：美国的政治制度引以为傲的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国会的制衡作用应该体现在它的立法权（总统不能单方面立法，国会可以否决总统的一些行政令），它的财政权、监督权、一些高级官员的批准权、弹劾权等等。国会本应发挥它的制衡作用。但是从川普上台后，国会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弱化了。川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共和党，就是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要看川普的态度，他们不敢投与川普的意见相反的票…… 法广：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最近国会也在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总统发起战争的权利，并有过一次投票。但是，因为共和党拥有多数议员，法案没有通过。怎么理解特朗普能够绑架共和党议员？  滕彪：这个就和前面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发展状况有关，比如政治极化。 美国是两党制，不像一些法、英、日、台湾那样是多党制。美国虽然也有小党，但是小党极难进入国会，更不可能赢得总统选举。而且，美国总统的权利——他的行政权也在逐渐的扩大，总统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几十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如果某一个共和党议员反对川普，川普就会对选民说不要再选他/她了…… Elon Musk这个全球首富也公然利用他的金钱施加影响：如果你不支持川普的话，我们就会支持另外的候选人……这是挺容易的事情。在2025年之前有两个著名的议员，一个是丽兹-切尼，就是前副总统的女儿，另外一个是Adam Kinzinger。他们都是因为反川普而做不成议员了。这些就导致了国会的制衡力量被大大的弱化。川普的很多政策绕开国会，他超越总统权力的时候，国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有投票的话，基本上也是对川普有利。 “美国如今成了民主倒退的一个最大例子” 法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还可以说美国是民主灯塔呢？如果一个人的立场可以决定其他民选代表是否能够继续当选，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呢？  滕彪：首先，美国是民主灯塔这个说法是不太可靠、不严谨的。当前美国的民主已经受到这么多的侵蚀，很多人仍然把美国当做民主灯塔。但实际上美国从来不是民主的灯塔，它刚刚独立的时候，还有奴隶制，黑人也没有投票权，种族隔离制度到1964年才算废除，实在算不上是民主灯塔。 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民主排名和分数：全球有很多权威的智库、权威机构对各个国家的民主情况进行打分。我们知道，排在前五名基本都是北欧国家——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等，新西兰也可以排在前十名。而美国几乎没有排到过前十名，它的民主质量、自由度比不上很多欧洲国家。美国被当做民主灯塔，是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科技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它被当做全球民主自由秩序的一个保护者。 现在，从2017年川普上台后，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已经受到了侵蚀。 对全球各国民主制度进行评估的权威机构（比如V-Dem，自由之家）已经把美国列为部分民主国家。它已经不再是完全民主国家，它的民主质量在大大地下滑。所以，美国的民主灯塔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原来还算的话，那现在美国不但不算民主灯塔，它连完全的民主国家都不算了，它在很多方面都在滑向威权，成了民主倒退的一个最大的例子。 法广：司法独立是民主体制至关重要的一个支柱。 如果说共和党议员的选举可能和特朗普在选民中的号召力会有一些关联的话，司法独立是不是应该是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呢？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司法体制是不是对执政机关形成了一种制衡？  滕彪：司法独立是一个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因素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支柱。川普上台之后，尤其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严重伤害司法独立原则，破坏司法独立的传统。比如说直接介入一些高度敏感的案件，要求司法部重新审查一些政治案件；比如说他批评一些不听他话的检察官，或者是撤换检察官。 这就导致了司法部门的“再政治化”。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像小罗斯福总统（在任）的时候，也有司法部门政治化的现象。但是，那和川普正在做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川普把本应独立于行政权力、总统权力的司法体系政治化，武器化，对政治对手，比如说像拜登或者希拉里等这样的政治人物进行司法调查，或者是以起诉相威胁。 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六个大法官属于保守派，其中三个是川普任命的，这对川普是极为有利的。最恶劣的一个判例就是2024年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在履行核心宪法职能的时候，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总统的官方行为至少享有推定豁免权，只有纯私人的行为才能被刑事起诉。这个判例实际上是给总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刑事豁免范围，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它为川普破坏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开了绿灯，这是极其可怕的。 总的来说，最高法院的表现以及整个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在大大弱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独立于总统权力。司法被高度地党派化、政治化，甚至个人化，这削弱了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这个影响会非常恶劣。 法广：过去这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里，一个很令人不解的现象，是民间的某种恐惧。在伊隆-马斯克主持政府裁员计划的时候，有很多人突然失去工作。民间虽然也有抗议活动，但是抗议活动中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好像不能够很自由地去抗议。当然最近，因为移民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发生暴力执法的现象，在明尼阿波利斯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怎么理解民间也对自发表达意见有一种恐惧？ 滕彪：我记得美国知名学者Timothy Snyder说：如何判断民主还在不在、一个社会还是不是正常，就是看你在批评政府的时候有没有恐惧。川普之前的美国任何一个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这种恐惧）是没有的。言论自由受到极高的保护。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很多人开始忌惮，不再敢公开批评川普、批评政府。甚至在查理-克尔克被杀之后，川普政府发出威胁，而且事实上也对社交媒体进行审查，有的人因为批评查理-克尔克而丢掉工作，甚至有更大的麻烦…… 这些现象都是表明，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导致了民主自由水平的迅速下降。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在两极化。在移民的问题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尤其在明尼苏达、加州、德州这些地方，都凸显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的冲突。 在针对移民执法局（ICE）的一些抗议活动中，出现了美国社会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现象，比如今年一月份，先后有两位美国公民被移民执法人员打死。这引发了非常激烈的抗议，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反ICE的运动当中来。这会对中期选举、会对今后美国的民间社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法广：从特朗普过去一年多的执政表现和在美国社会引发的各种紧张关系来看，您觉得这个现象对欧洲的民主国家可以有什么启示呢？因为很多国家极右翼的民粹势力都有抬头。您觉得美国民主体制现在面对的问题，会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  滕彪：实际上，川普这股政治势力和它的意识形态已经对全球、对其他的民主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和全球的极右翼势力，比如说像德国的AFD等等，遥相呼应。川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也大大的激励了全球的右翼、极右翼的运动。移民是其中一个共同的议题。移民带来的问题以及反移民情绪也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极右翼抬头。如果说它给欧洲国家什么样的教训，前面说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全球化问题、移民问题、民粹主义等等，这些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家共同面临的，需要认真对待。 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美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川普的极大的危害性。他们觉得美国有非常长久的、稳固的民主传统，有制衡，有活跃的民间力量，而且还有独立的媒体，所以，川普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他想把美国变成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种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心态是非常危险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下子被摧毁的，它是一点一点的被蚕食。在野心家成为独裁者的过程中，如果人们在开始的时候不去奋力抵抗，那等到他做了很多事情逐渐侵蚀宪政民主以后，再想反抗恐怕就来不及了。很多担忧美国民主崩溃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传统的民主国家身上。像法国、德国、英国等等，要更加警惕川普这样的人物出现，警惕这样的人物攫取权力。德国1930年代发生的事情是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美国今天很像德国1930年代，多数人那时没有预料到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那些可怕的后果。  备受冲击的美国民主制度不会因特朗普离去而自动回归正轨 法广：是不是也就是说，美国民主制度受到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特朗普比方说三年之后不再担任总统而自动回到正轨…… 滕彪：这是不可能的！指望到2028年选举美国换一个总统，然后一切都恢复原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美国民主的伤害就是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之后三年还会变本加厉，这些伤害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10年、20年，也许更长。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川普已经多次表示，而且认真地表示，他要参与2028年选举。虽然（宪法）限制总统只能当两届，但是川普公开说要再次参选。而且，今年11月份美国要进行非常重要的中期选举。三分之一参议员，全部众议员要重选，还有很多州一级的选举。川普他已经讲了很多、做了很多事情，要侵蚀这场选举。按照目前的民调，共和党输掉众议院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也有相当的可能性输掉参议院。川普很有可能就不认账。他已经做很多安排，比如说要派联邦执法人员去投票现场，比如说要对投票进行更多的限制，比如说他宣称要把总统选举联邦化（nationalize elections）……。这些措施听起来似乎对两党、对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民是一样的效果，但实际上很不一样。这些措施实际上限制的就是少数族裔等大部分投票给民主党的人。这是第二点，川普对民主的威胁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变本加厉。 第三点，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对于不想看到美国变成专制国家的所有人来说，要进行抵抗，不能等着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自动修复，绝不能认为等着熬过这三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就要进行抵抗。无论是议员、法官还是律师、媒体、学者、普通民众、社会组织，等等，都要不断地进行抵抗，在日常生活中，在地方选举中，在学校里，在各种事情上，要对川普说不。我们也看到很多抵抗，比如说几次大规模的“不要国王”抗议运动，比如说在明尼苏达等地方发生的抗议ICE的运动，包括一些联邦法官叫停川普的一些违宪的做法，一些记者也在非常勇敢地坚持反抗。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反抗还远远不够，不足以阻止川普摧毁美国民主制度。 

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会曾经是政治激进活动的中心，也在2019年掀起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2016年2月5日，香港学生联合会又称香港学联宣布正式解散。该组织成立于1958年，有将近70年的历史，曾在动员香港学生社群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学联的负责人Isaac Lai，他向我们讲述了香港学联的解散如何代表了一段历史的落幕。Isaac 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代表了香港社会中许多年轻人的态度。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从他的讲述中理解香港社会，尤其是当下年轻人的想法，以及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困扰着所有香港人的问题：在激烈的对抗之外，我们又能为香港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感到乐观或悲观吗？到底应该如何理性看待香港公民社会的未来？ RFI：那么你觉得（香港社会）周围你接触的人，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状态在过去和现在的改变是什么呢？ Isaac: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香港人、或者说香港市民心目中，现在弥漫着一股无力的感觉。大家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没办法去改变社会，没办法为政府带来一些改变。 大家心中弥漫着一股无力感，于是就不想再参与了，不想再“玩”了。那就只去做自己的事情，去吃喝玩乐、去消费、去让自己开心，而不再理会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既然自己没办法改变，也已经无能为力，那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了，那就不去理了。 RFI：现在能够在香港持续存在的社会组织，大多数都是关于性别议题的。我看到很多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有想改变社会的诉求，但现在好像能够允许他们发声的空间，主要就是性别议题，或者还有其他一些议题？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想知道你怎么看。 Isaac: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性别议题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那么政治性的议题，因此在香港比较容易生存下来，也比较容易避免触碰到那条红线。所以现在大家主要做的，多半是性别议题、环保议题，或者一些比较民生性的议题。这三类是目前比较还能继续做、也还能做到一点事情的议题。 例如有一个本土研究社，是一个关注香港社区或规划议题的民间研究组织。他们在2019年以及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继续运作，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内尽力做研究，也尽力就一些议题发表意见。 另外，性别议题本身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 香港一直都有一群很热心的人士，例如LGBT同性社群，一直在争取权益，持续提出司法复核案件，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为同性社群争取空间，去做一点点事情。 例如在去年的冬天，也就是2025年的冬天，香港仍然有一些同志团体在铜锣湾的行人专用区举办一年一度的活动，好像是名为“一点粉红”的同志活动。他们继续举办活动，继续关注同性或性别议题。 所以现在在香港，还可以做的，多是一些相对没有那么政治性的议题。也仍然有人继续围绕这些议题发声，因为这些是目前还能够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RFI：我明白，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去做能够做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年轻人是社会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像学联这个组织也解散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年轻一代在未来香港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 Isaac:我觉得，年轻一代永远、永远在任何社会里面，不论是在香港、中国，或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是社会未来的栋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说要放弃这一代年轻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会老，也会离开，所以年轻人永远是所有人、所有政府都应该聆听的声音，因为他们是整个社会未来的主人。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应该继续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发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理念。 虽然近期香港有学生会、学联，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公民组织先后解散，好像出现了一股解散的趋势，但我认为组织的解散，并不代表学生运动或社会运动就会死亡、就会完结，也不是说永远都不会再存在。 只是当没有一个主要的平台时，作为普通人，要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当然会比较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平台让你去认识理念相同的人。不过，我觉得大家依然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发表意见。 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例如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帖文，如果你的论点有事实、有论据，是合理的，也得到大家认同，自然会引起回响，会有其他人关注，甚至有记者跟进。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近期很多组织解散，就感到非常哀伤，什么都不做，甚至觉得要放弃社会、放弃香港，千万不要这样。 我认为大家仍然要保持期望，保持内心的信念，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大家会有办法的。我觉得事情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RFI：我们刚刚提到香港学联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而你是最后一任主席。在你任内它解散了，你有什么感受吗？ Isaac: 作为最后一任学联主席，我当然觉得很悲伤，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决定。要告别一个在香港社会拥有这么长久历史的组织，真的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成员在商量过后、仔细思考之后，都觉得在当下解散，对大家的安全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决定，是对所有人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都觉得、也都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在香港继续走下去，再继续下去，对大家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是在一种无可奈何、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能这样走下去。对，真的没有办法。 RFI：你刚才说你是2022年加入学联的，对吧？你当时加入学联的初衷是什么呢？ Isaac: 我的初衷，是希望继续支撑这个组织。正如你刚才说的，整个社会的状况是在往下走，而学联也越来越难找到愿意投入的同学来参与和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我觉得，无论在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都需要有人继续推动香港的社会运动，对社会上一些群体和一些发生的事情去发声。 所以我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同学服务，也希望社会上仍然有人可以代表年轻人、代表大学生的声音去发声，去讲一些应该讲的话。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说一些应该说的，让大家应该听到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RFI：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看到学联解散的新闻时，真的有一种一段历史谢幕的感觉。作为学联的最后一任主席，如果要你对那些身处这段历史、知道学联解散的人说一句话或几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Isaac: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对学联的解散感到太过悲伤、太过哀伤。我认为学联的解散，并不代表香港社会运动或者学生运动的终结。 虽然组织解散了，但人还在，思想还在，理念还在。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点着一盏灯，有灯就会有人。只要大家仍然还有一口气，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尽力为社会带来改变，令社会进步。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要因为学联的解散而气馁，不要放弃，要继续努力，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奋斗。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邀请法国记者、作家兼纪录片制作人，《三合会：中国黑帮走向世界》一书的作者Antoine Vitkine 向大家介绍了他对帮会团体在当代中国与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观察。Antoine Vitkine在这本书著的引言中指出，他之所以对研究与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的帮会组织产生兴趣，是因为在十多年专注观察独裁政权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独裁体制周边总会有很多黑帮组织，这些团体在独裁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这些有组织犯罪团体在专制体制下尤其可以发展壮大。但是从他的调查来看，当年从大陆随国民党转往台湾的三合会组织虽然渐渐式微，但新的帮会团体也在台湾出现，这些团体既有要掩人耳目的一面，却也公开存在，而且两大政党也都与一些帮会团体有着或明或暗、或近或远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些黑帮团体在台湾民主体制下的存在？欢迎您收听对Antoine Vitkine先生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 三合会在台湾保留了公开存在的特质 在这次采访的第一部分中，Antoine Vitkine向大家介绍了中国三合会由伴随反清复明运动的民间秘密社团发展而来的历史。这些团体往往借助特定的政治环境赋予自身某种社会合法性。这些团体因此既是从事犯罪活动的隐秘组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存在。 Antoine Vitkine：“我认为这确实是三合会的核心本质。三合会不仅仅是犯罪组织，类似于黑手党。黑手党这个词源于意大利。与意大利黑手党一样，三合会等帮会团体不仅仅是犯罪组织，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既有完全秘密的活动，也就是犯罪活动，比如毒品贩运、武器贩运，以及各种更现代的金融犯罪等。与此同时，它们还有一个比较可见的政治外表。这些政治外表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帮会所在地点。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台湾和香港、澳门。” “香港和澳门是三合会组织的一个后方基地。那里的情况更为复杂。直到1997年，在香港，英国警方禁止公开声称自己是三合会成员的行为。因此，这些团体被迫变得更加隐秘，但仍然保有一定的公开性。比如，三合会的首领通常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很聪明，非常注意与犯罪活动之间设置一道防火墙，尽量避免被司法当局抓住参与犯罪活动的把柄。” “在台湾，由于历史原因，三合会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大陆失利败走台湾时，随着国民政府进入台湾的。这些团体在台湾继续扮演着此前在大陆时扮演的角色，变成了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存在形式。一个非常著名的三合会叫“青帮”，如今仍然存在，但几乎已不再具备什么影响力。这样的帮会因此既有从事犯罪活动的一面，又有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外表。可能有点像一种“共济会”，也就是具有一种仪式性，有些深不可测，带有些宗教和政治的特征。 ” “此外，自1950年代起，台湾出现了一些新成立的三合会团体。这些团体保留了这种公开性。例如，在今天的台湾，自称是某个三合会的成员并不违法。还例如，一个大型三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去世时，帮会成员可以在台北的街道上组织数十辆车的庞大灵车队，甚至展示武器。当然，这些武器是假的，否则就会被禁止。死者的武器放在棺材旁边。所有这一切当然有警察拍照和监视，但除此以外，警方并不能有所作为。这充分体现了这些帮会组织公开存在的一面。” “立法委员王定宇（民进党籍——法广注）在和我交谈时，将三合会描述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运动。这形象地说明了三合会如何运作，如何利用其历史和宗教的合法性，获得一种公开的存在。” “和香港的情况一样，台湾的三合会团体也控制着一些庙宇，人们可以来这里祈祷。这是这些团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公开场所。意大利黑手党的情况也是一样。意大利黑手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西里岛等地，与当地市长、教会和牧师等紧密联系。这使得打击这些组织变得更加困难。” 对与中国的关系讳莫如深 法广：这些台湾的帮会组织虽然因其历史发展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当代社会，它们对自身与中国的关系却讳莫如深。 Antoine Vitkine：“简而言之，在台湾，帮会组织现象因为其悠久的历史，而有着深厚根基。确实，台湾两个主要政党都有附属黑帮组织。比如比较接近国民党的“竹联帮”和“四海帮”。还有我提到的“天道盟”。这个帮会组织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它可能更接近于台湾当前的执政党。”  “‘天道盟’盟主‘铁霸’在与我的访谈中非常开放。但有一个问题我被特别禁止提出。当然，正如我在书中所记录的那样，我还是问了。那就是关于中国，关于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黑帮团体都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当局允许这些团体在中国大陆投资，甚至允许他们继续犯罪活动。这种关系当然非常隐秘而且复杂。当局还为黑手党提供进入中国海外投资市场的机会，尤其是为了保护著名的丝绸之路及其沿线的基础设施。因此，对于这些帮会组织来说，中国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你无法与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翻脸。 ” “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为中国做些什么呢？涉及到台湾，这确实非常复杂，也很令人担忧，令台湾当局十分忧虑。人们怀疑这些帮会团体或某些帮会团体可能帮助中国当局进行破坏、渗透，并可能在军事入侵时参加行动。例如，台湾当局在一起谋杀案调查中就发现有武器库，从而意识到这些黑帮团体能够走私各种东西，这包括毒品、人口，甚至武器。可以想象，在一个面临威胁的小岛台湾，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 “三合会团体在台湾的活动有各种可能的政治影响。倘若中国入侵台湾，这些影响就可能是战略性的。台湾当局非常担心一些帮会组织会拿起武器，为中国方面服务。” 帮会组织在独裁统治下总是更加繁荣 法广：Antoine Vitkine先生提到，他之所以开始关注帮会团体这个主题是因为他注意到，一个独裁体制下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帮团体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政体，如何理解这些帮会组织依然能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呢？这些黑帮组织是否可以与民主体制共存？ Antoine Vitkine：“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指出，台湾的民主实际上还相当年轻，并没有太长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台湾历史，更好的理解三合会在台湾的影响。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是‘白色恐怖’时期。也就是蒋介石来到台湾并对当地居民实施其独裁统治的时期。当时的台湾人并不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蒋介石以极其暴力的方式施加了他的独裁统治。一些三合会团体也参与了这些暴力行动。例如早在上海时就以从事肮脏工作闻名的‘青帮’（晚清时期三大帮会之一）。” “台湾在民主转型近二十年后，才有大批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帮会现象，并将事情摆上台面。这并不是说之前禁止研究这个问题。虽然随着蒋氏政权的崩溃，台湾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进展也有些缓慢。这些帮会在台湾社会已经有很坚固的根基，因为它有很长的历史。这种历史影响力使得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在对抗这些帮会组织时面临困难的第一个原因。”  “回到您提出的问题：民主与黑帮的关系。这几乎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面对帮会团体，哪种体制更有效？独裁还是民主？同样，三合会和黑手党通常在哪种体制下感觉更好？是在独裁体制下还是在民主体制下？这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面对威权模式与自由或民主模式犹豫不决的时刻。” “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观察三合会这些帮会组织的历史及发展时注意到：这些帮会组织在独裁统治下总是更加繁荣，因为在独裁体制下，他们能够进行贿赂，而贿赂是这些团体生存和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在一个民主体制下，意味着会有独立的法官可以在不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对这些团体进行审判，尤其是会有媒体揭露它们的罪行，这显然对这些团体的影响更大。 ” “台湾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才进入民主时代。比如，当年，蒋介石之子曾通过他的情报头目向三合会支付贿赂，雇用这些团体在美国刺杀一位反对派人士（法广注：江南案。1984年10月，三名“竹联帮”成员赴美，在加州刺杀了笔名为‘江南’的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此事一度引发台美关系紧张，也对蒋家政权产生巨大冲击。三名刺杀行动参与者，一人逃亡后遇刺身亡，两人在台湾被判刑入狱。）后来我还遇到了这位三合会成员。” “台湾在2000年前后进入的民主转型期。虽然进展非常缓慢，但也为台湾当局提供了更多的工具来对抗三合会。如今，台湾当局显然想尽其所能，打击犯罪组织和三合会团体，严厉打击他们的犯罪活动、贩运和勒索。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打击这些同时带着政治和宗教面纱的组织并非易事。” “我必须说，让我感到相当惊讶的是，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听到台湾有关于禁止三合会组织活动的讨论。在香港则不同，在香港，人们不能公开声明自己是某个三合会的成员，否则可能会面临监禁。” “那为什么台湾当局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与台湾微妙的政治平衡有关。尤其是在中国的压力下，三合会也代表着某种形式的政治力量。因此，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不容易。有些人希望如此，比如我提到的王定宇（法广注释：王定宇，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有攻击性和勇气。他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因为他在大约二十年前曾遭到一个黑帮绑架。但我相信，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在台湾逐渐升温的辩论话题。”  Antoine Vitkine先生认为，这些与中共主权关系错综复杂的帮会团体构成的威胁并非远在天边某个地区。这些可塑性极强团体也对西方民主体制构成直接、广泛并且持久的威胁。只有民主体制以及三权分立可以避免这样的毒瘤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