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发展

来自亚洲的黄蜂近年来在法国以及欧洲各地蔓延。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亚洲蜂几乎出现在南部欧洲的所有国家，他们对当地的蜜蜂构成致命的威胁，因而成为养蜂人的头号敌人，而且他们还经常对人类进行攻击。就在上个周末，在法国西部，一群徒步登山的游客遭到亚洲蜂的袭击，其中三人被紧急送往医院。类似的事件近几年来频频发生。法国当局呼吁民众一旦发现亚洲蜂巢，必须立即请地方专业人士清除，这一方面是避免人类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止亚洲蜂的蔓延。 那么，亚洲蜂是如何被传入欧洲的？今天是否还有可能被根除这种在欧洲人人喊打的昆虫，在它的原生态国家是否也是害虫？我们请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研究专家刘聪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 法广： 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我想问一下，十多年前美国媒体也曾经报道过一种来自亚洲的黄蜂，被称为是杀人蜂，杀人蜂与今天在欧洲蔓延的这种亚洲蜂是同一种类吗？ 刘聪 ： 首先我想把亚洲蜂的名词先讲一下，因为它其实指的是两种蜂，很多报道都把它们混在一起，在法国蔓延的那种，学名叫Vespa velutina，它的中文名应该叫做黄脚胡蜂，它个头不大，工蜂大概只有两厘米左右，美国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报道过杀人蜂，它其实是另外一种蜂，那个是亚洲大黄蜂，是世界上最大的胡蜂，身体大概长是3.5到4厘米，你看这就基本上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法国这边蜂的两倍。杀人蜂其实是就是美国这边媒体起的嘛，它确实危害很大，它在日本其实每年都能害死十来个人，主要是由于过敏反应。 法广 ： 那么这两种蜂，他们的原生态国家分别来自亚洲哪些地区？ 刘聪 ： 主要都分布在东亚。比如说黄脚胡蜂，他是从印度的北部到东南亚，一直到中国的南方，现在有一些遗传学的研究证明，进入法国这一支可能是来自中国的东部。而亚洲大黄蜂它主要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往南、东南亚，甚至往北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会有一些。 法广 ： 那么他们是通过何种渠道入侵到欧美等其他地方的呢？是通过货运吗？. 刘聪 ： 根据我的了解，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整个欧洲的入侵，可能就是由一只授精的蜂王所引起的，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它还好像是藏在从中国运往法国南部的货物里面大概是陶瓷类的货物，一旦落脚以后，它就每年大概以七八十公里的速度往外扩散，就就目前而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然后2023年的时候黄脚蜂又跨过大西洋在美国定居，在美国的乔治亚州，还有南卡都发现了，到现在还在清除中，但是完全清除不了。据说去年年底新西兰的奥克兰也发现了黄脚蜂的踪迹。 亚洲蜂为何如此迅速在欧洲蔓延？ 法广 ： 黄脚蜂怎么会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蔓延呢？. 刘聪 ： 这不仅是黄脚蜂的一个特点，总的来说也是入侵物种的特点，总结起来可能有3到4条吧： 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天敌，就在原产地有它的捕食者有寄生虫，对吧？但是这些在入侵的过程中都没有跟过来；第二呢，就是他的那个猎物毫无防备。就比如说欧洲蜜蜂，他不认识黄脚蜂，他不知道黄脚蜂的厉害，对吧？他不会防他；第三个就是繁殖力非常的快，一个成熟的巢，一季可能能养出上万个个体。其中几百只是第二年的新的蜂王。所以，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巢在第二年理论上会变成几十的巢；然后最后一个应该还是就是气候比较合适啊，法国西南部的气候，可能跟他的老家很像，跟东南亚就是亚热带地区很像，主要是这几个原因。 亚洲蜜蜂如何防范黄脚蜂？ 法广 ：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也部分地回答了我要提的下一个问题 ： 这些害虫，在他的原生态地区啊，比如说当地的蜜蜂啊等昆虫是怎么样预防它们的。 刘聪 ： 这个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先就讲一个可能比较让人意外的一个事实，在原产地啊，胡蜂在其原产地其实不算害虫，在生态系统里面是顶级的昆虫捕食者，他还能吃毛毛虫，他其实对农业和林业其实是有益处的，他秋天的时候有可能还会传花粉，所以就比如说在日本，在中国这些地方啊，应对思路从来都不是消灭它们，而是共存加上避免伤害。就比如说住在附近的巢，那么就亲自消除或者请专业人员把它弄掉。还有就是养蜂人，他们它会把蜂箱转一下，设防护网，或者把巢的门改小一点。同时中国西南部分以及一部分日本还会吃蜂蛹，他们有用蜂蛹泡酒的传统，所以其实它并不完全是害虫。另外最关键的一层是什么？东方蜜蜂就是在原产地的那些蜜蜂啊，它们跟胡蜂其实是一起演化了很几百万年，他其实已经本身都知道怎么样去防止胡蜂的捕食，他们有一个绝活，胡蜂的侦察兵一旦进入了蜜蜂的巢门，几百只蜜蜂会会同时一拥而上，把那个胡蜂给围成一个球，然后呢，这些蜜蜂会非常快地振动翅膀，这样的话就会发热，然后让这个球的温度会高于四十六度，还有四十五度左右，然后就会把胡蜂热死。但是呢，欧洲蜜蜂没有见过这种胡蜂，它不知道，它没有这种防御体制。所以为什么说这种同一个胡蜂，在老家可能是生态系统的普通的一员，到了欧洲就会就会变成头号的害虫，这并不在于这个物种的本身，而是在于它被它在于这个物种，它被放进了一个毫无防备防备的生态系统里面。 法广 ： 那欧洲蜜蜂有没有可能也慢慢地也跟亚洲的原生态地区的那些昆虫一样，对胡蜂也慢慢地适应呢？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 刘聪 ： 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长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让单纯的蜜蜂去适应那个环境，跟它共存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出一些好的方向，比如说欧洲本土的捕食者会慢慢地学会去吃它，比如说那个蜘蛛鸟，它会掏胡蜂的巢。还有一些地方也观察到喜鹊等鸟类来捕食它们。其实生态系统它自己也会慢慢的反应，只不过那个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慢的很多。 法广 ： 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也发现有一种黑色的鸡啊，就是黑鸡，它好像是胡蜂的天敌，黑鸡特别的特别的敏捷，它能够一下子就抓住胡蜂。不过，这种黑鸡本身也面临灭绝，或许应该推广对它们的饲养啊。 刘聪 ：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的期望值还是不要太高，因为你可以把它黑鸡放在那个养蜂地的那个蜂巢里面，对吧？胡蜂过来时，黑鸡就会把它吃掉，它确实能够减轻那个蜂箱的那个捕食压力，这是有道理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拯救了一个传统的品种，黑鸡本来也是不能消失的一个物种，这是一举两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一手段，但是呢，就是把它作为整个控制入侵的手段是不现实的，因为胡蜂一个巢可能有上万，黑鸡鸡吃掉的只是外出觅食的工蜂，对那个巢和蜂王其实是是毫发无损的。 美国如何彻底根除亚洲大黄蜂？ 法广： 亚洲大黄蜂之前侵入美国后，美国曾经得以成功地就彻底地消除这个害虫。美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才能够把它们彻底地根除呢？. 刘聪 ： 总结一个字，就是早！ 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部分 ： 第一个是就是个公众报告网络，一旦发现就是直接报告给政府，第二个就是大面积的设置陷阱。第三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招，就是很有意思的，它他们把捕捉到的大黄蜂啊，把它麻醉以后，绑上一个米粒大小的无线电发射器。再放回去，然后就一路跟踪，把巢断掉，然后大概过了3年到4年，可能是2024年的时候，美国农业部就宣布正式根除了亚洲大黄蜂，这其实是应对生物入侵最好的办法。 法广 ： 我说我们说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那是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应该受到保护呢？即使是它们是一种特别有害的昆虫，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保护呢？. 刘聪 ： 是的，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所谓生物多样性是需要保护，但是入侵种如果对本土的生物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是应该要根除掉的，而不是要保护。因为生态系统的稳定要取决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都能够稳定地共存。而入侵种，它打破了这个规律，它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 为什么中国的麻雀特别怕人？ 法广 ： 但是我的问题指的不仅仅是入侵的这种物种，比如说像蚊子、苍蝇啊等所有这些害虫都必须保护吗？ 刘聪 ：蚊子、苍蝇对人类来说它是一种害虫，然后但是又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环，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它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要蚊子，我要把蚊子全部给它杀掉。 法广 ： 毛泽东时代不是曾经就消除过四害吗？要彻底清楚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 刘聪 ： 对 ！这个其实是对当地的生活环境做出了非常大的损害，就是现在还在恢复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鸟都那么怕人，因为这是它的基因所决定的！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因为生存下来的都是当年逃走的嘛，而对人类很亲近的鸟类都死掉了。所以，这个也应该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因为我们人类并不是整个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对吧？我们这个地球的资源应该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共享的。 法国应对黄脚蜂的措施 法广 ： 我们再回到法国这边来，那么您觉得法国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根除胡蜂的呢？. 刘聪 ： 我觉得要根除现在已经有点滞后了，其实黄脚蜂根除的窗口非常小，一定要发现得早。我觉得只有几个巢的时候就最好解决，同时最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有边界的，比如说岛屿呀，半岛啊，这样每找到一个巢，立马就给它处理掉了。但是呢现在已经无法根除了。所以现在的目标可能是三件事 ： 第一个就是保护蜜蜂，保护蜂巢，保护蜂箱，就是要用防护罩，要在蜂巢周围诱捕啊之类的，一定要重点保护蜜蜂。然后呢，就是可能是一样养蜂区或者是保护区位为中心往外扩散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巢就清一个巢，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会发现更更有力的、更聪明的工具，这个好像是目前已经有的，就是应对蚊子的，就是用基因编辑，然后导致蚊子不育，然后就没有下一代，这样根除也不迟。 非常感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研究专家刘聪先生接受罚款的采访。

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近1300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有关此次灾难发生的原因也逐渐明朗，无论是山崩还是冰崩，岩基的松动以及冰川的倒塌都与气候变化以及喜马拉雅地震多发地带的大背景有关。不过网络有舆论怀疑中国与尼泊尔在当地的水电施工或许增加了暂难的强度？此外，中尼泥石流灾难再度引发外界对中国去年夏天刚刚启动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巨大水利工程的担忧，尽管中国国内的地质专家都强调当地已经进入多地震阶段，然后，中国当局修建发电功能是三峡水电站三倍的雅江下游水电站的决心似乎难以动摇，北京方面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法广为此先后采访了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先生以及法国的水文学家Emma Haziza 女士。 法广：这场泥石流灾难惊心触目，给人感觉是史无前例，类似的洪灾在当地是否已经发生过？ 王维洛 ：其实西藏发生过比这还要恐怖的灾害，只是当时没有视频，所以人们的感触没有这么深。譬如说2000年迫隆藏布流域支流易贡藏布 泥石流和堰塞湖的溃坝，导致了中国和印度差点就是开战了，将近有三十多亿立方米的水，就一直冲到藏南地区去了，把藏南淹的不得了了。印度不知道什么事情，中国也没通报，等到他们后来搞清楚了，说是这次是滑坡引起的堰塞湖溃坝，所以他们才停止他们的军事行动的。就像几个月前广西的六蓝水库的溃坝，1975年的板桥水库溃坝，那比它厉害得多，但是板桥水库我们谁也没看见。 法广 ： 经过了几天的讨论研究，国际的研究小组以及中国官方的学者都做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中国官方的学者的口径非常一致，说引发泥石流的原因就是冰川的崩溃。 王维洛 ：应该不是冰川，他们说的是冰岩，按照他们的解释，冰岩这个物里面含有很多的岩石成分，这个词是现造出来的。它它呃，就是说现在造出了一个词，叫做实冰川。冰原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造出来的，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就是8月21号这一篇科技日报报道了这么一条消息，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把西藏高原的石冰川的资源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来源是中国科学院西藏高原所提供的资料，那么它定义了一下什么叫石冰川？他是一个冰川，碎石，碎屑的混合物，它的水资源的含量非常高，中国的石冰川中的水含量是世界第一，我认为这些新词的编造是有针对性的。 法广 ： 中国官方的学者，无论他们叫冰川也好，冰岩也好，他们强调的要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变化就是导致了这个冰川的融化啊，然后就导致泥石流，我采访的法国学者强调是因为地基的演变，强调是下面的山崩崩了，才引起上面的这个冰川掉下来。虽然网络上有许多舆论，但是她并不认为中国还有尼泊尔两国在当地的一些水电修建的工程与泥石流的形成有任何关联，您怎么看？ 王维洛 ：中国在尼泊尔的水电工程，在吉隆藏布上，特别是往下，离开事发源地十分遥远，所以，你说直接有什么影响到冰川，确实不太可能。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她是研究地质的的，不是研究冰川的，所以就比较强调下面的那个体部分。那么我就补充了一点，其实2015年的加德满都附近的地震对这一次的灾难，也有影响的，因为那年的地震，正好就是在这个冰川附近的这个这几个村庄里面都发生了滑坡，就是说他的基岩的基础开始松动了。那么喜玛拉雅山它的岩石不是很坚硬，不是很紧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泥石流里面有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些物质，是因为在2015年地震以后，在后面的几年里面，这个河道里面已经就是存储了很多的石头、泥沙，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他有足够的物质。所以这些物质呢，并不一定是就是这次基岩坍塌或者是冰川坍塌的时候形成的，而是在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就在2015年地震之后，它就存在在那里了。 法广： 您之前提到过说泥石流灾害对吉隆口岸毁灭性的打击，关键在于东林藏布入吉隆藏布入口处的地形被人为改变，河流变窄。可以解释一下吗？ 王维洛 ：一个河流的入口处，例如长江入东海的入口处它是不是越来越大的？那么这一次你看了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一块地被泥石流重新给它抹平的那一块。那河流说这是我的地，其实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人和水在争，争夺一个空间。所以西方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在1980年以后，他们的观点是必须改变，就是人类必须退让！ 法广 ： 当初修建吉隆关口的时候也是很讽刺啊，官方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原先的关口樟木关口不安全。 王维洛 ：但是很多人认为官方的选址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中国在这里已经规划了中国到尼泊尔的铁路，从日喀则直接到加德满都的中尼铁路，中尼铁路也必须通过这个吉隆口岸，其中有一个方案，他就不是走这么低的，他是从高走，他就避开了这个洪水和泥石流。也就是说，他们对安全问题完全是有意识的。 喜马拉雅山区位于地震多发地带，多年来，中国国内的地质专家也对中国政府在当地修建大规模水电设施的行为提出担忧，如何理解中国政府无视一切反对意见继续要在雅鲁藏布江下游修建世界上发电量最大的水坝？ 中国修建水坝的目的是掌控水资源 对此，法国水利专家Emma Haziza 认为中国的真正目的在于地缘政治，是为了更好的掌控水资源。她说 ： 这座新大坝是迄今为止启动的最大水电项目之一。 这些水电站和巨型水坝是中国蓄水、控制和利用水资源战略的一部分。 2021年，珠江流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一，所有水坝都干涸了。 因此，水坝缺水意味着水力发电短缺，导致中国工厂停工数日，而中国几乎所有产品都产自珠江流域。所以，现在发生的一切——水资源储备、水坝、能源、天然气——都息息相关。修建水坝不仅可以阻碍水向下游流动，而且还可以帮助控制一个已经不可持续的系统，因为这些水坝正在干涸。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方法来恢复水循环，而不是试图控制它。 但我们仍然身处权力争斗格局之中，谁控制了水，谁就掌握了权力。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因此，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审视的问题，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并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它。 我认为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都应该关注这一点。 法国和欧洲这样的国家也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他们从中国进口产品就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一旦出现缺水，可能会危及法国、欧洲和美国的部分经济。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水资源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问题。 非常感谢法国的水资源专家以及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

赞比亚将于8月13日举行总统选举，竞选活动从五月中旬起步目前已经进入高潮，那么赞比亚选民对执政将近五年来的现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的政绩有何评论？记者走访了赞比亚首都市中心的市场，请当地民众谈谈他们对执政党的看法。 经济成绩出色 一位名叫乔治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向记者他对现任政府的执政十分满意，尤其是在经济层面，他解释说 ：    我认为总统近5年来做得非常出色，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经济趋于稳定。 我们的经济正逐渐变得可预测，这对规划很有利，尤其对像我这样的商人而言。 以前，我们的货币波动非常大。 你早上醒来，汇率可能就比昨天高了，因此很难预测，也很难制定计划。 而经营企业至少需要能够预测一年。 这样才可以按季度或按年度进行规划。 但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财政环境非常难以控制。 此外，利率现在也在缓慢下降，也就是说资金成本正在 降低。我认为这是因为投资者对经济的稳定性充满信心，从而增加了资金流入。 以前， 如果你想发展业务或投资项目， 获得资金非常困难且成本高昂。  所以我认为这对小企业来说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当然，现政府也并不是十全十美， 一开始，人们觉得他可能有点过于强硬，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举措来重建秩序，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种政治模式。 现任总统上任时正值非常艰难的时期。 人们习惯了敛财 ，习惯了一夜之间获得无法解释的财富。 他上任后，试图强行推动一种文化变革，让人们更加具有责任心。另外， 国家也需要重新调整，以正确的方式行事。 所以，我认为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抱怨，因为旧的体系正在被解体，为新的体系铺平道路。 除此之外，我认为他做得很好。 他确实做得很好。   免费教育等政策都卓有成效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支持总统希奇莱马的人看来大有人在，六十多岁的退休员工Anna 也对现政府的许多政策赞不绝口，尤其是免费教育， 当然，她也认为总统在选择政府合作人员是还需进行谨慎的挑选，她说：  我名字叫安娜。 我爱赞比亚， 我是赞比亚人。免费教育使学校的开学让许多人轻松了 不少 。 现在我们正处于开学季。 很多人都为学校的开学感到高兴，因为以前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家长们压力很大。 他们不得不变卖家当，有的人甚至要不得不卖掉家里的东西，可能连电视机都要卖掉，而且很多家庭都有四个以上的孩子。 如果每个孩子开学都要交学费，那么对于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 这笔开销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可能需要两倍的收入才能负担得起。而且，除了免费教育，学校还提供餐食。学校 有供餐计划。 以前，有些孩子因为害怕挨饿而不敢去上学。 现在孩子们能去上学是因为他们有饭吃，所以目前看来结果不错。虽然 对我来说，过去几年取得的 成就其实并不明显。 但在我看来，这就像有人在开垦田地。 开垦田地时必须清理瓦砾，让土地变得平整。 所以，我认为总统在过去的四年里一直在努力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做好准备，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看不见的，因为普通人只想着吃饭。 这并不容易。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 确实有一些积极的方面，比如物价下降了，文化价值增强了，经济也在增长。 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了解经济增长的情况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钱包和餐桌上的食物。 是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四年来，国家的发展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希望执政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我对某些方面也有所保留。比如说总统必须非常谨慎地选择与他共事的人，因为 有些人根本就没安好心。 大部分承诺并未兑现而且打压反对派  免费教育虽然从原则上可以减轻有子女家庭的负担，但是，我们也看到依然有一些贫困渔民的家庭由于交通等其他费用昂贵而无法送他们的孩子上学，另外，希奇莱马对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打击也引发诸多选民的不满，三十岁左右的克里斯就是其中之一 ：   我叫克里斯。 自2021年8月份的选举以来，这届领导他们做出了一些承诺， 但大部分承诺都没有兑现。 当然， 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方面。 比如，他们推行了免费教育，但其实许多人都认为这项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我们看到班级人数过多，一个老师往往要教100个学生，很显然每个学生都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听说，老师只是给学生发书，然后，让他们考试，然后学生就把书带回家了。 再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确实看到的有许多改善，但是他们只是完成一些由前总统已经启动但尚未完工的项目。 总之人们对这个政权褒贬不一，有些人高兴，也有些人不高兴，高兴的人可能是直接从中受益。 而今天许多人都在抱怨。 比如说，之前一直存在的限电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好几年了，然而现在却 似乎被解决了，可能是因为临近选举，你知道，如果限电现在可以停止，为什么之前不停止呢？我们知道，政府一直以高价来出口电力，既然过去几个月的经过证明限电是可以彻底解决的，那为什么没有在他们执政之后就解决呢？ 这就是选民的疑惑所在。 再就是今天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了打压， 使我们感觉是生活在一个独裁国家一样。 人们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一旦发表批判性的言论，你就会被追踪并遭到逮捕。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而且还在继续发生。 所以人们现在都保持沉默。   确实，克里斯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记者在首都观察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尤其是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他们即使接受采访，也往往不愿意披露姓名，可以说克里斯的例子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点对News Diggers 杂志的总编来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他认为政府打压言论与媒体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他认为从总体上来说，现政府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而且现总统应该毫无悬念的连选连任，他不理解政府为何要收紧对言论以及媒体的监控，他说：   民主空间被大幅压缩 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方式多种多样。 并非总是指被逮捕、被送上法庭， 或者遭到殴打。有时， 它可能意味着电台或电视台被关闭。 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上届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能否自由地批评政府，而不被视为敌对媒体或国家敌人？答案是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自由地做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如果你表现得过于激进，政府总会找到各种方法来对付你。 例如，他们可能会取消你正在获得的任何形式的支持 比如广告支持。 要知道，在非洲政府是任何国家最大的广告商， 所以，如果政府对你的做法不满意，你就会被视为敌对媒体。你的广告收入就会由危险。 很讽刺的是，本届政府废除了诽谤总统法。 我们当时非常兴奋。 但他们推出了网络安全法。所以我们仍然无法自由批评。另外，我觉得，本届政府缩小了反对党自由开展活动的民主空间。很多反对派领导人因为一些根本不应该构成犯罪的理由而被捕。更糟糕的是，我们之前有一部叫做《公共秩序法》的法律。 这部法律赋予警方权力，可以监管政客之间的公共集会。 现在政府上台说要废除这部法律。 他们说 这是一部糟糕的法律，但要推出另一部法律。 他们推出的这部法律叫做《公共集会法案》。 警方仍然有权允许或禁止你举行集会。 而且，这部法律里还有一些荒谬的条款，比如规定三人或三人以上在公共场所集会就需要警方许可。 这简直太荒谬了。 而且，因为这项规定不仅适用于政客，也适用于所有人。 现在，你能想象一个国家或社会，三四个人在公共场所的市场里聚会， 犯了罪，却要由警察来决定是否逮捕你吗？ 我认为民主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   既然认为自己能赢又何必阻止他人竞选？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四年的总统任期，我认为十分诡异的是， 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本届政府做了很多好事。 他们极大地改善了经济， 推行的政策使赞比亚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 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降到了个位数。 一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汇率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货币。 很多经济基本面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做了许多进步工作的政府，为什么同时又要搞压迫？ 我期望一个政府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我们一定会赢得这次选举，我们不需要阻止任何人竞选。 我们可以允许每个人做他们想做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人民仍然会投票给我们。” 所以，如果让我评价前任政府和本届政府，我会说本届政府做得更好，并且好得多。债务重组并非易事， 前任政府失败了，而本届 政府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矿业投资方面， 进展也非常顺利 ， 前景乐观。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政府为什么要搞压迫？ 为什么要允许这些恶法通过？ 作为媒体，我们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在撰写社论提出这些问题。 政府既然做得相当不错。 为什么同时还要搞压迫？ 既然你们认为自己能赢，为什么还要阻止其他人竞选？ 这对我来说毫无道理。 如果我有机会给总统提建议，我会告诉他，先生，您没有必要这样做。 因为您完全有能力赢得这次选举，因此让民主让 民主 弘扬 广大 蓬勃发展吧！  赞比亚将于8月13日举行总统选举，按照赞比亚选举委员会的预估，选票的印刷、包装和空运工作应该在7月底之前完成，现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总统有望赢得第二任期,但他可能会面临来自反对派领导人布莱恩·蒙杜比莱（Brian Mundubile）的强劲挑战。舆论认为此次选举是对现总统希奇莱马经济记录的一次全民公投。 

位于赞比亚与津巴布韦边境的卡里巴湖（Kariba）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人工湖，这里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湖中的岛屿上生活着数百名渔民极其家人，然而，几年前这些渔民家庭的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原因与一家中资渔业公司有关。   2023年居住在湖中的杰利米亚岛（Jeremiah Island）上的约 500 名渔民三年前被荷枪实弹的赞比亚安全部队暴力驱赶出了他们的家园。据总部位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FIAN的介绍，在驱逐过程中，四名渔民被逮捕,约 100 人受伤，渔民们的财物,包括捕鱼设备和现金被毁坏。自被驱逐以来,流离失所的渔民们失去了谋生手段，他们的损失至今没有获得补偿。   更令人震惊的是，据介绍，在渔业公司与渔民的冲突中，有一位渔民因渔船被渔业公司的电动船冲翻而溺水淹死，尽管人命关天，但这一切却没有受到赞比亚媒体的任何关注，有不愿意披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这是由于当地媒体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威胁，政府以吊销执照相威胁。当地媒体因此集体沉默。   遭受驱赶的渔民 造成此一事件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将此一岛屿的使用权出售给了一家名为Zamfresh的中资企业， 这家企业在7 年前来到当地，并且在当地设立了养鱼场。   记者因此驱车前往杰利米亚岛所在的西亚封佳地区 （Siavonga）采访了三年前被驱赶出耶利米岛的渔民，听取了他们的陈述：   八个孩子的父亲迈克·孟佳（Mike Moonga） 法广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你们被驱赶出杰利米亚岛的经过？ Mike Moonga ：  那是在2023年2月11日 ， 大约凌晨3点左右 ，我正和妻子在岛上睡觉 ， 我 感到很惊讶，因为我 突然 听到了枪声 。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是士兵和警察们在开枪 ，他们试图 将 我们 从 岛上疏散出去，他们 要我们撤离 这个 地方，我们跑 出 房子 后 ，他们就放火烧 了 岛上的住宅。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岛，没有得到 任何 帮助，政府对我们也毫无补偿 。 法广 : 在你们被驱赶出该岛之前，是否有政府官员对你们提出应该离开该岛的要求？ Mike Moonga ：政府官员之前确实要求过我们 撤离 这座 岛，他们说他们需要 它,但 他们并没有 告诉 我们 为什么 需要 那个 岛。 因为 那个岛是一个无人 之 地。 它 属于 赞比亚人。  我认为他们不想 告诉我们那座岛是被中国人买下的 ，因为根据 赞比亚 的法律，赞比亚的 岛屿 并不能够被 出售。 因此， 他们应该是秘密地将岛屿卖掉了。 今天，岛上 有一些 专为 中国人 建造的 建筑 ，他们 甚至 派 了一些 士兵过去—— 那些曾经殴打过我们的士兵 —— 他们就驻扎在那里。 法广 ：您说曾经被关押了六个月其中原因是什么呢？  Mike Moonga ：在被驱赶的那天晚上，我们要求他们给一个解释，但却遭到了殴打，许多人被打伤了， 于是，第二天 ，我就去了医院 ，我告诉医院 ，我在岛上被士兵 殴打了，医院说， 既然你被 打了，那就应该去警察局报案 ，并向警方索取一份医疗证明 ， 这样我们才能对你进行治疗。 所以我就去了 警察 局 ，要求 获取 医疗 报告 ，于是 问题 就 来了 ，当我试图获取那份 医疗报告时， 他们 说：既然你当时就在 岛上， 那我们就逮捕 你。 他们就是这样逮捕了我， 把我带上法庭，并判处我六 个月的监禁，理由是他们声称我妨碍了警员履行公务。 而我当时只是试图告诉他们不要烧毁我们的房屋 。另外，在我们被赶出那里三个 月 后 ，有 两名 渔民去 那里捕鱼 ，他们坐着独木舟，但是他们遭到了中国公司的快艇的驱赶， 一名 渔民 掉入 湖中 ， 当场淹死 ，另外一人也掉入水中，  幸运的是，他 会 游泳，因此他活了下来。   法广 ： 这一事件最终是如何了结的呢？中国企业给于赔偿了吗？ Mike Moonga ： 这让我 很难 过 ，因为死去的那个人是我的朋友 ，  所以 ，我们当时尝试联系了警方 ，警方帮助在湖中寻找了几天， 因为 那 个人 在 的水 下 待了 三天 后他的尸体才浮上水面 。  警察 将 遗体 送往 停尸房 。 不幸的是，公司偷偷地向死者家属支付了赔偿金 ，因为 他们不希望 该案进入 法庭 审理。在赞比亚， 到处都是 腐败。 而我认为该案必须 提交至法院审理 ， 可以说公司利用了官员的腐败 ，这件事情最终就被私了了， 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  问题在于赞比亚政府 法广 ：那您对中国企业有何看法？ Mike Moonga ：至于中国人，我想说的是，中国人不过是按照安排去行事，问题在于赞比亚政府，在于赞比亚的渔业部门，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金钱，允许中国企业在湖上划出分界线，从而禁止渔民进入被划出的边界捕鱼，今天中国人和当地社群领袖站 在一起 ， 而 这些领袖非但没有保护我们， 反而在出卖我们 。 在中国人到来 之前 ，我们的捕鱼收入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而今天我们的 生活 变得十分艰难。   以前我们可以送 孩子们 去 上学 ，那时候还不是免费教育，需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今天虽然是免费教育了，但是，我们根本无力送孩子们去上学，仅仅是交通费用都无法支付。 Kennedy Mwetwa 是独木船上的两名渔民之一，他见证了他的船友溺水死亡的前后经过，他向记者讲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  Kennedy Mwetwa :  我和我的船友到中国企业的渔网箱附近捕鱼，因为他们在渔网箱里撒了大量的鱼食，湖中的野生鱼都被吸引过去，我们因此到他们的养鱼场附近去捕鱼，遭到了他们的驱赶，因为他们有规定说在养鱼场周围多少米范围内禁止捕鱼。养鱼场的监督人员开着机动船，他们来到我们附近时突然加大马达，我们的小船被打翻， 不幸的是我没有能够拯救我的船友，我自己游到湖岸时已经是筋疲力尽。我对我们今天的处境感到十分悲伤，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工具，我们没有地方捕鱼，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法广 ： 那是否考虑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谋求生存？ Kennedy Mwetwa :  我们不愿意离开，这里是我们出生与成长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但是，我们要求获得补偿！ 由于赞比亚已经进入总统竞选阶段，根据政府颁布的新法规，超过三人以上的民众的汇聚必须首先获得警方的准许，而且，在村子的对面就是中资企业的建筑以及养鱼场的监管。记者因此必须迅速结束采访，但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名叫Elita 的妇女坚持要向记者讲述她的故事。据她介绍，三年前那个被军队驱赶的夜晚， 她年仅两个月的女儿被催泪弹浓烟呛得无法呼吸，受到枪声以及呼叫声的惊吓，她在随后不久就失去了生命。她强调说：“我当然十分愤怒，要为我的女儿寻求正义，但是，当我去警察局寻求公道时，我也遭到逮捕。我当然希望能够伸张正义，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伸张正义的途径。我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但是，我没有能力送他们去学校。” 中资企业是否可以购买赞比亚的岛屿？ 赞比亚的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如何理解赞比亚政府为何派遣军队使用暴力驱赶赞比亚渔民？  Vladimir Chilinya是总部位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FIAN在赞比亚办公室的负责人，他首先向法广表示 ：   我们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关注公民的福祉，我们所说的公民是 指所有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收到了来自这个村庄一位村民的报告，他原本是杰里迈亚岛的渔民，他们遭到暴力驱逐。 我们对此深感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赞比亚是联合国成员国，也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负有尊重、保护和实现公民权利的首要责任和国家义务。 我们认为，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对公民的背叛，国家必须首先对公民负责，而不是将利益置于首位。 所以，这里发生的情况是，国家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忽视了公民的利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法广 ： 赞比亚的法律是否禁止岛屿的买卖？ Vladimir Chilinya  ：  首先，根据赞比亚自己的法律，水资源不能被商业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给予公司以特权，甚至连一公里范围内的捕鱼区都不应该给划定，不能规定渔民可以进入或不可以进入，或者禁止渔民下水捕鱼。 所以，水资源不能被商业化。 此外，我们的法律也承认所有人都拥有对水资源的使用权。 无论是大型的商业实体，还是规模很小的个体，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国家机构和法律手段，以及国际手段来捍卫人民的权益。赞比亚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承担着联合国的义务，必须对此负责，因为赞比亚已承诺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赞比亚政府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们就需要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因为目前尚无任何国家机制能够为耶利米岛的人民提供援助。    根据网络获得的消息，在赞比亚军队协助下驱赶渔民的中资企业的名叫Zamfresh，它是Zamgreen Agriculture Limited的一家分公司，Zamgreen Agriculture Limited是一家综合性农业公司，隶属于Sun Share集团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在赞比亚成立，业务涵盖渔业、养殖、种植和种苗等多个领域。Zamfresh公司今天已经是南部非洲最大的渔业公司之一， 在赞比亚南部省锡亚丰加区的卡里巴湖，Zamgreen拥有300多个大型鱼网箱，主要供应优质新鲜的卡里巴湖罗非鱼。这些鱼在赞比亚、津巴布韦的所有超市都有销售，该公司还经营一家鱼类加工厂和两家饲料生产厂，公司未来的目标是稳定增加鲜鱼产量并将鱼加工产品如鱼干、鱼片等出口到美国和世界各地。 卖龙虾的赞比亚人    一名名叫维克多的当地人对该中资企业十分熟悉，他因为向中国人出售在赞比亚无人吃的龙虾而与中国人多有接触，他的生意市场涉及赞比亚全国，在铜带省有许多中国人都是他的客户。 他甚至都能说几句中文。 他向法广表示 ： 我接触过很多华人社区，尤其是卢萨卡和铜带省的华人商界人士。 我 从事 淡水螯虾的捕捞生意，中国人这些淡水螯虾 是赞比亚的主要买家。 凭借我与华人商界人士的接触，我和他们谈起他们的工人时没有任何问题。 据我所知，其他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会支付最低工资，遵守赞比亚的法律，而Zamfresh 的情况令人震惊，因为长期以来，Zamfresh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一直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而且什么安全设备 、安全防护措施 ， 这些都 没有。 工人们 甚至就睡在那里 。他们 的睡眠条件非常糟糕。 所以 ， 我们感到很意外。 我们 遇到过好的中国人， 也 遇到过不好的中国人。 我们不禁会想：也许这其中有什么区别，也许这些中国人来自中国的另一个省份，也许在那个省份，情况有所不同。 赞比亚的中国社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许多赞比亚人都说， 如果中国人早点来，如果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独立之初就来， 或许我们会发展得更好。  Zamfresh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中国，因为他们拒绝给工人支付最低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恶劣而且经常受到虐待。 现在中国人被指指点点，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 中国和赞比亚在采矿业和农业领域有很多合作关系，我认为，中国方面必须明确地介入，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外交部门必须介入，这样才不会损害中国在其他地方建立的友谊和形象。 Zamfresh 公司丑闻不断 正如维克多所言，中资渔业公司Zamfresh 在赞比亚屡屡爆丑闻，据人权与商业中心2021年的报道，该公司未遵守COVID-19 和其他卫生法规。因此在政府部门和卫生机构官员组成的联合小组对养鱼场进行检查之后， 于6月6日被勒令关闭。西亚翁加区公共关系官员格温多琳·姆万扎·姆琴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Zamfresh 涉嫌违反了赞比亚法律第 295 章《公共卫生法》和第 7 号《食品安全法》。她表示：“导致工厂关闭的原因包括卫生条件差、废物管理不善、男女厕所均无法使用，地板和墙壁上都是粪便、工人宿舍过度拥挤且通风不良、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到环境中造成恶臭、环境污染以及孵化场和加工厂未经处理的废水排放到湖中。”她还说，该公司还在鱼类加工厂使用未经处理的水，而且该加工厂的工作人员也未经医学检查和认证，不具备处理供公众食用食品的资格。姆琴加女士还说：“除此之外，还发现该公司没有向员工提供个人防护服，包括在湖上作业的员工”。 赞比亚劳工专员对Zamfresh 所在的集团SunShare 处以16万克瓦查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未能为职工提供工作合同与工资单。 此外，今年三月，该公司两名中国员工粗暴对待一名赞比亚女职工的视频曾经在赞比亚网络盛传，引发赞比亚网民愤怒，赞比亚劳工部一度建议要将这两名中国员工驱逐出境。 就中国员工虐待赞比亚职工的视频，赞比亚警方声称该赞比亚女员工涉及伪造、使用虚假文件和盗窃，涉案金额达14000克瓦查。警方声称，此案还需做进一步的调查。 法广已经致函中资企业试图了解他们对渔民遭到暴力驱赶以及一名渔民溺水而死等事件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回复。另外卡里巴胡所在的锡亚丰加区的区议会也并没有回复法广有关耶利米岛是否已经被出售给中资企业以及三年前是否发生过上述暴力驱赶事件的邮件咨询。 

赞比亚将于八月中旬举行总统选举，2020年11月，赞比亚因未能支付425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利票，而成为非洲首个在疫情期间违约的主权国家，几个月后，由法国与中国牵头组建了赞比亚债务重组委员会，债务问题因此曾经是2022年总统选举的一大议题。那么，四年之后，赞比亚的债务重组落实得如何？债务问题是否依然是本次选举的一大聚焦点？ 另外，由于中国是赞比亚最大的债权国，赞比亚的债务违约对西方来说坐实了中国在非洲设立债务陷阱的说法，那赞比亚国内对此有何看法？ 去年在巴西举行的气候峰会上，取消贫穷国家的债务问题曾经是与会的多个非洲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一大诉求，他们要求发达国家以气候正义的名义放弃对贫困国家的债权，赞比亚作为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其政府在此一议题上又持何立场？ 带着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走访了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市中心的独立智库赞比亚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心 The Centre for Trad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CTPD), 该中心的首席公共财政研究员罗伯特·马利 （Robert Mwale）和 和公共财政研究员Robinson Nakambo）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法广 ：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能否回顾一下当初债务重组的经过？ Robert Mwale ：2020年赞比亚因未能支付425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利票而成为非洲首个在疫情期间违约的主权国家，曾经是全球舆论的一大关注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初的评估，赞比亚的债务水平高达330亿美元 。 赞比亚的债务占GDP的114%。 远远超出了对贫困国家制定的的70%的红线，这就是为什么赞比亚向二十国集团提出要求债务重组，之所以要求中国与法国担任重组委员会主席国，这是因为这两国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在 重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赞比亚的债权人中，我们大部分的债务实际上是欠中国企业以及来自中国的双边债权人的。 因此，中国成为确保我们重组债务的关键角色。 正因如此，必须邀请中国与法国共同担任主席国，因为法国的利益也需要得到保障。 当时我们的债务水平在300亿到330亿之间。在重组过程中， 我们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 延长还款期限 ， 二是降低债券利息。 通过降低利息，我们最终减少了大约8.4亿的实际债务。延期还款让我们在偿还债务方面有了喘息之机。 但是，债务重组之后，意味着我们需要开始偿还债务。 目前，赞比亚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的36%， 也就是大约四分之一 。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资金需求。 我们需要为教育部门、 医疗卫生部门 和社会服务部门提供资金。 因此我们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我们也增加了国内借贷。 国内借贷增加带来的挑战在于，我们挤占了私人投资，企业无法再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融资，因为政府实际上占据了大部分资金。 因此，现在借贷成本相当高昂。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种趋势，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抑制，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将会放缓，而增长放缓会带来诸多后果。我们可能 无法 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最终导致民众不满。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债务状况。我们已经重组了超过120亿的债务。 但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我们现在需要偿还债务，税收收入中约有55%用于偿还债务。 这意味着，我们每征收1美元的税款，就有0.55美元必须用于偿还债务，剩下的0.45美元才能用于满足国家运转所需的其他各项需求。 矿业集团报告体系复杂增加赞比亚政府机构查税难度 法广 ： 这应该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赞比亚虽然拥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赞比亚的铜的产量与出口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矿工的生活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善，那赞比亚政府是否会追随肯尼亚等国要求富裕国家免除债务呢 ？ Robert Mwale ： 任何政府都希望债务被取消，因为这才是更公正的做法。 非洲国家之所以将债务取消视为一个超越日期、关乎税收公平的问题， 原因有很多。 包括赞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我们签署了 很多对我们不利的条约。有些条约甚至在我们独立之前就签署了。 为了避免双重征税，我们每年都损失大量税收。 不仅如此， 矿业 公司规模庞大，拥有复杂的报告体系。 因此，我们的税务部门权力有限，即使对矿场进行审计，也难以获取所需信息。 所以，我们因此损失了大量税收。 而且，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如何对数字经济征税？ 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例如谷歌和苹果，虽然总部不在赞比亚，但仍在赞比亚开展业务。 由于这些公司不在赞比亚，因此很难对其在赞比亚获得的利润征税。结果， 大量税收流失到国外。 正因如此，即使我们现在借贷，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创造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这些债务。债务取消当然是件好事。 但现在却成了难题，因为贷款方并不认为这是明智之举。 于是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很难做出摆脱困境的决定。 但债务取消是目前非洲国家摆脱债务陷阱的最佳途径。 法广 ：既然如此，那么，赞比亚的债权国，法国与中国，尤其是中国与赞比亚拥有数十年的友好关系，他们在债务减免问题上的立场如何？ Robert Mwale ：赞比亚欠中国的债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赞比亚直接向中国政府借贷的债务 ， 另一部分是赞比亚向中国实体借贷 的债务。这些实体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实体，因此它们并不愿意完全接受 债务重组 。 它们愿意接受部分利息损失，但不愿损失 全部本金。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做法与其他债权国类似，它们都愿意进行债务重组，而不是直接取消债务。 也就是说，它们愿意接受部分利息减免。 他们愿意延长还款期限，但不愿意取消债务。 法广 ：赞比亚今天已经进入总统选举的竞选阶段，债务问题今天是否仍然是个竞选议题？ 倘若说，执政党与反对派各自又持何立场 ？ 债务问题被忽视因为主要反对派在此议题上早已失信于民 Robert Mwale ：债务问题依然是一大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必须面对债务问题， 因此，无论谁来治理这个国家，都必须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如何管理公共财政？ 他们将如何处理债务问题？ 我们将如何应对债务问题？ 因为，我们之所以陷入目前的困境，原因之一就是 前任政府在债务紧缩方面行事鲁莽，而且打压透明度问题，导致赞比亚人民无法了解国家的债务水平。因此， 我们需要一位审慎的经济管理者来治理我们国家。 目前，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心正在审查所有参与竞选、角逐公职的政党。 他们的文件中究竟阐述了怎样的治国方略？他们 对债务削减持何立场？ 本届政府在资源管理方面被认为非常谨慎。2022年，我们颁布了《公共债务管理法》。 这项法律规定了国家在债务管理方面应该如何推进。 根据该法，政府现在被法律强制要求每三个月或每季度公布一份债务清单，列明我们欠谁的债、欠款金额以及已偿还的本金和利息。不仅如此 ，当政府想要举债时，他们需要 向议会提交一份名为“年度借款计划”的文件，说明他们今年的借款计划，并获得议会批准。但众所周知，议会缺乏监督权。 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切得知，借贷之后，这些资金究竟是如何使用的？ 它们是否用于实现预期目标？所以，审计长办公室负责追踪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但由于审计长办公室没有起诉权，他们的工作只是每年例行公事，标记出被滥用的资金和被拨付的资金，但他们不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所有滥用资源的行为或滥用者都被绳之以法。 这就造成了一个漏洞，因为没有起诉机制来确保那些真正窃取赞比亚人民财富的人被绳之以法，受到法律制裁。 至于反对派，由于主要的反对派仍然是前任政府，而前任政府被认为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借贷者。 因此，他们现在无法就债务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每个人都会指责他们，因此，他们很难就债务问题展开讨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希望看到有更多可信的反对派站出来，将债务问题高调的提出来，因为这已成为一个关键议题。 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 赞比亚政府是否会因欠债而受制于北京？ 法广 ：最后。鉴于中国目前的主要债权国的地位，赞比亚政府是否会因此而受制于北京？美国政府近期对此明确地提出了质疑。 Robert Mwale ：这并不是看待这个问题的正确角度。 中国政府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区别在于，当赞比亚团队前往中国，指出在赞比亚的投资机会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企业就会来到赞比亚，做出承诺，并愿意立即着手开展工作。由于我们需要偿还债务，我们不得不将大量的克瓦查兑换成美元。 这给我们的本国货币带来了压力， 导致我们的货币大幅贬值，所以我们做出决定，让中国实体以中国货币支付税款，这样，赞比亚银行就能储备中国货币，当我们的债务到期时，我们就无需再将中国货币（克瓦查）兑换成美元等等。我们可以直接获得中国货币并用于贸易。 这就增强了克瓦查的汇率。 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且如果说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变得非常难以预测的话，那就是美国。而中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全天候的朋友。 中国也证明是一个可以与我们一起走上国家发展之路的伙伴。正如美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样，赞比亚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正在研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让赞比亚变得更好，这些措施也包括对中国实体获得的采矿收入进行调整，以及对我们如何接纳他们来我国帮助我们发展国家进行调整，因为归根结底，赞比亚政府有责任确保其公民能够从其自然资源中获得尽可能最好的生活。 非常感谢赞比亚独立智库赞比亚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心 The Centre for Trad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CTPD),首席公共财政研究员罗伯特·马利接受法广的采访。

南部非洲的陆地国家赞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一大重要的合作伙伴国，两年前双方刚刚隆重庆祝了中赞建交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赞之间的双边经贸以及文化合作关系日益紧密，2007年，中国在赞比亚设立了非洲首个经贸合作区，目前已经汇聚了近百家的中国企业。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25年两国贸易额为75.53亿美元，同比增长13.61%；其中中方进口额56.48亿美元，中国主要从赞进口铜、矿产和木制品，向赞出口电机、钢铁制品、电子产品等，而事实上，中国从赞比亚进口的产品绝大多数由在赞比亚的中资企业所声称。 在赞比亚，尤其是在首都卢萨卡以及北部的铜带省，中国工厂，中国超市，中国赌场随处可见。据当地人介绍，有些中国超市还禁止本地人出入，另外，他们说赞比亚的赌场也是随着中国人的到来而逐渐出现的，进出赌场的人，几乎都是中国人。 中国投资为赞比亚经济带来活力，但是，个别中国企业以及商人的一些不良行为也受到当地人侧目。 赞比亚街头的普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如何？ 铜矿污染受害者： 中国人他们不太友好 ！  法广在此前的报道中介绍了中资谦比希铜矿冶炼公司因严重污染当地环境而受到当地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的一致谴责，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在被问道对中国人有何看法时无奈地感叹说 ：   中国人？ 不,中国人不是好人。不,他们不太友好 ！   可以说在环境污染以及土地征收最严重的铜带省几乎很难听到赞扬中国企业的声音， 记者在铜带省的穆福里拉（Mufulira） 遇到了一位当地的社区领袖，他在谨慎地遮遮掩掩地谈论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向记者吐露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 ：   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因为你作为赞比亚人,我们在赞比亚拥有土地,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土地,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耕种的地方,但是，今天状况却面临着挑战, 因为即使人们拥有自己的农场, 当中国人到来之后，他们照样可以获得这些土地，中国人甚至可以将这些一直居住在哪里的人赶出去。在铜带省，从基特韦到钦戈拉一路上类似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而且不光是在铜带省，在赞比亚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中国人占据了最好的土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不过这个例子是几乎唯一的一个例外，因为中国企业最终没有得逞，不过，我没有明白为何中国人最终失败了：就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养鸡场，这家养鸡场已经经营好久，他们不仅为铜带省提供食物，而且为赞比亚全国提高食物，但是，当地政府却要求他们迁走，说是给他们钱，让他们搬走，这样中国企业可以在那里采矿。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现在政府优先考虑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赞比亚人。如果他们想做什么,受益的应该首先是赞比亚人，因为地下有资源，就应该把土地让给中国人，难道地下资源比人更加重要吗？ 外来的人被赋予了太多的特权，这是不公平的。 当然，我不想同南非正在发生的事件相提并论，在南非他们要把非南非人驱赶出去。但赞比亚并非如此。我们希望让他人参与进来,但是，赞比亚人首先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不能怨将赞比亚人正在享受的资源转给中国人，这非常不公平。 当然，为了开采铜矿而驱赶当地居民的企业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企业，在当地运营的英国，美国企业也同样需要向当地征用土地，不过，据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介绍，西方企业的运作方式往往会采取与社区协商的方式，而中国企业则更加注重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  出租司机： 普通人无法与中国人竞争 在首都卢萨卡，居民对中国企业似乎并不那么反感：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出租车司机向记者表示 ：   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如果他们用来经营矿业这不是问题，修建道路也不是问题。但现在他们正在做一些小生意,比如开理发店、开沙龙,卖衣服,卖衣服曾经为贫穷的赞比亚人提供了谋生的路径。但他们又怎么能与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东西的人进行竞争呢？他们可以大幅度的压低价格,因为他们与制造商有直接的接触，但对于赞比亚人来说,他们没有这种联系。所以你不能和这样的人竞争。因此,商业根本不可能自由竞争。因此,对于普通赞比亚人来说,做生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人现在什么都做。餐厅、理发店、服装销售、杂货等等。  退休医疗工作者 ： 赞比亚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当然，在首都卢萨卡，也有举双臂欢迎中国投资的赞比亚人，他们绝大多数属于家庭条件较为优越的中产阶层，Anna 是一位六十多岁曾经从事医疗工作的妇女，她认为赞比亚人必须向中国人学习，中国人为赞比亚带来了技术，现代化的建筑，医疗设备，以及更加干净的饮用水。  对我来说,我认为中国人帮助了赞比亚国家的发展， 赞比亚即使有矿山,倘若你不知道如何开采，那也只能干瞪眼，中国人帮助我们改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了采矿。当采矿得到改进时,就会有良好的产量。良好的产量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增加了国民收入。而只有当国家有丰厚的收入时,政府才有足够的资金来创造就业机会。是的。我也听到有人抱怨说，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带来了很多改善和基础设施。他们带来了商店,也带来了很多商品。他们开放仓库,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去那里交谈并开办企业。因此,在很多方面,它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因为在此之前,我必须考虑去中国网上购买或订购的成本。风险太多了。但现在,就在卢萨卡,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开设了仓库。没有必要飞往中国。你去卢萨卡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在所有的商店里找到中国商品。因此,如果有人想用少量资本创业,你可以开始做点什么。你去中国商店,从仓库里买点货物，就可以边照顾孩子边谋生。所以，我欢迎中国投资。赞比亚人需要做的是向中国人学习，获取他们的知识,与他们交换技能,了解更多信息。讨论如何更好地改善赞比亚。可以说中国人改善了赞比亚。他们建造了很多建筑物。赞比亚现在看起来比十年前好多了。中国带来各种各样的项目。甚至在农村地区也钻了许多水井，人们因此获得了干净的水。在医院里,中国人带来了蚊帐。带来了药物，他们甚至还带来了 带来了医疗技能。  记者 ：我们需要中国  约瑟夫·姆闻达（ Josephe Mwenda ） 是赞比亚国内知名的调查记者，他是赞比亚调查媒体Diggers 杂志的主编，曾经对中资企业污染事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并且采访了中资企业的负责人，他们拍摄的相关视频曾经遭受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中方要求他们停止播放，不过，约瑟夫·姆闻达并没有屈服于来自中方的压力，调查视频最终被正常播出。尽管如此，他在访谈中也承认中国投资对赞比亚经济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赞比亚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评论说 ：   东西方在赞比亚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博弈。 赞比亚历任总统都发现，中国的条件相当宽松。 中国的资金不仅很容易获得，而且中国的投资形式多种多样。 但实际上，当他们提供援助时，他们并不直接带来资金。 他们 会先启动一个项目，然后引进中国公司来完成工作，最后资金又回到中国。 因此，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份额巨大。 然而，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情况，比如这些投资是否合法，税款是否缴纳。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目睹了一些情况，我们自己也制作了一部关于中资企业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Sino Metals Leach Zambia）污染事件的纪录片。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 一个矿场污染了一条河流。 政府已经接到通知，赞比亚民众也抱怨水源受到污染。 但政府官员却为这家中国公司辩护。 他们声称水质没那么糟糕， 很干净， 可以饮用。 他们甚至拿了杯子试喝，向全国人民证明水质良好。 你们为什么要替这家中国公司说话？ 这家中国公司必须自己为自己辩护，并说明他们正在采取的措施。 现在，这座矿山已经重新开放， 公司正在恢复运营。 但是，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净化受污染的水源呢？ 几乎没有。 河底仍然残留着有毒的沉积物， 水生生物仍然受到影响 ，沿河地区的农业也受到了影响。但是，中国对非洲国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赞比亚也不例外。 他们能够利用一些关系，逃避很多责任。 当然，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对此非常愤怒，他们也想插手，强加自己的条件，以便从我们的矿产资源中获得更多利益。 但中国的确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能逃脱惩罚。  当然，法律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对中国公司与西方公司区别对待。法律应该关注公司犯下的错误。所有犯错的西方公司都必须为此负责。 如果需要赔偿，那就必须赔偿。我们已经报道了很多关于这些违法行为的事件。 我们也报道了一些西方公司犯下的违法行为，我们看到政府的反应截然不同。 我们没有看到赞比亚政府为西方公司辩护，但如果是中国公司，我们感觉政府会稍微宽容一些。 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中国给予赞比亚的太多了 ，我们欠中国 太多 ，没有中国，就没有今天 的赞比亚。 中国为赞比亚 做了很多 。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所做 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我们需要与中国保持距离。虽然 我们不能说中国不好，而且这样说显然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们必须将坏的与好的区分开来。 中国政府必须确保那些违法者不被包庇，因为我们这里也可能存在来自赞比亚的坏人，也 可能有来自英国、美国的坏人，甚至可能有来这里做生意的中国坏人。 我们必须识别这些人，将他们与好的中国人区分开来，以免玷污了中国的名声，使中国蒙羞。 因为中国是好的，我们需要中国，我们需要与中国建立更多、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中国人与当地人冲突屡屡不断   中赞两国合作关系紧密，但中国投资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也曾经屡屡发生，2005 年 4 月，尚比希一处中资炸药厂发生爆炸，造成 50 多名赞比亚工人死亡，加剧了赞比亚民众对中国矿业投资者的不满，使得中国投资者和移民问题在2006 年和2011 年的赞比亚大选中都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2010年2月，一名中国矿场管理人员被一名赞比亚工人谋杀；2020年5月，新冠疫情期间，三名中国纺织厂老板在赞比亚惨遭杀害。 可见，如果说两国的官方合作似乎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话，民间的交往却并非总是 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赞比亚是非洲第二大产铜国，该国财政收入近70%来自矿产出口，而数十年来的铜矿开采已经使该国的生态环境遭受重创，虽然在赞比亚运营的所有矿业集团都声称将遵守当地的环境法规，以可持续的方式开采铜矿，但事实上，任何亲临采矿现场的人都不难意识到即使是在正常工作前提下，可持续开采也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几十年来这里的安全以及环境事故屡屡发生，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向法广表示，一旦发生事故试图追究企业的责任并非易事，而要追究中国企业的责任更是难上加难。 其中原因， 据当地非政府组织介绍，首先是由于结构性的贪腐现象，中国企业受到当地政府的包庇与袒护；其次， 同西方企业有所的不同的是，非洲的受害者无法直接到企业所属国提起诉讼，几年前，伦敦的法院曾经勒令一家英国企业对赞比亚人加于赔偿，而中资企业既不参加当地的矿业企业协会，也不接受受害者向其在中国的母公司提出起诉，因此，赞比亚的受害者面对中国企业有些无能为力。中国的《生态环境法典》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国际上最周密最系统的法律，那中国法律对在海外运作的中国企业是否有效？中国刚刚推出的有关对外投资的新规定是否涉及中国企业的污染问题？中国今年六月初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对中国企业在海外采矿有何影响？ 带着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采访了对非洲十分熟悉的长期关注跨国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的美国马里兰大学跨国环境责任项目主任张兢兢女士： 法广：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环境法对在海外运作的中国企业是否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张兢兢 ： 可以这么说,我们看到中国环境法制度设计和发展进程是没有对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有所考虑和规制的。2000 年前后中国政府有了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提法，2013 年正式宣布“一带一路” 。在2000年的“走出去”政策到2013年的一带一路的国策，推动了很多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同时期中国环境法经历了从粗疏弱势到现在的严密、严格的历程，2014 年修改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和的 2026 年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环境法治的两个里程碑，但无论是原《环境保护法》还是今年通过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都没有规范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行为的环境社会影响问题。《 环境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活动，适用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以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适用本法相关规定。”中国环境法的制度设计一直都是属地管辖，只对中国疆域之内的环境事务进行规制和管理追责。 法广： 您在离开中国之前，曾经参与了多起环境污染案件，您对中资谦比希公司在赞比亚的污染事故也十分了解，过去在中国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张兢兢 ：和赞比亚尾矿库溃坝污染非常有类似性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是十多年前在中国福建和广东发生的由同一家公司两个不同矿区造成的矿业污染；引发的系列环境执法和追责行动， 是中国环境保护和公众维权史上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环境执法的里程碑。 这就是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里的第一起案件---“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紫金矿业集团公司是由福建上杭县起步的一家大规模国际化矿业公司，该公司在2010年造成了两次及其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尾矿安全事故，当时的中央、省的各级媒体对这两次事件有大量报道。2010年7月3日，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酸性含铜污水出现大量渗漏，进入汀江。环保部和福建省环保厅、龙岩市政府及环保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现，紫金山铜矿9176立方米含铜酸性废水因污水池防渗膜破裂，通过人为设置的非法通道溢流至汀江，造成汀江下游水体污染和下游养殖鱼类大量死亡，而引发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同年9 月 21 日，紫金矿业集团另一家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在广东的信宜银岩锡矿尾矿库大坝崩塌，共造成22人死亡，冲毁523户房屋。   法广 ： 那么，15年前中国的法律是如何追究紫金公司的责任的呢？ 张兢兢 ：这两起重大污染和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后，肇事公司、公司管理人员、当地政府相关官员不仅受到行政处罚、被判决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也被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起诉判刑。同年9月30日，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做出《福建省环境保护厅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187.71万元，对紫金矿业处以行政罚款956.313万元人民币，并责令其采取治理措施。中国证监会2010年7月18日也对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立案调查。2012年4月20日，证监会对紫金矿业以及6名执行董事依据《证券法》作出5 万-30 万的行政罚款决定。证监会表示：“紫金矿业的相关行为不仅污染了自然环境，而且污染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市场环境，是一种错上加错的行为，其不仅应受到司法机关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处理，而且应承担《证券法》规定的未在第一时间披露信息的法律责任”。2013 年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被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判处罚金3000万元人民币；矿长、环保处长等5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被判处 3年至4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以20万至30万元不等的罚金。我们可以看到十五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矿业污染事故的责任方--公司、公司管理人员、有监管责任的政府官员在三个责任层面上被追责：行政、民事和刑事。十五年前的中国法律已经给污染企业设定了比较严厉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追责行动也比较有力度和效率。福建省环保厅做出行政罚款的额度之高， 被称为“史上环境最高罚款”、“天价处罚”。十五年之后的中国环境法，更加严密和严格。 2012 年《人民网》的《民生周刊》登出题为《治污考验的是全社会》的文章。套用这个标题，我可以说：赞比亚铜矿尾矿库溃坝事件，考验的是赞比亚政府不受外力干预的治理能力、法律的执行力度和赞比亚全社会对污染和发展的态度。 法广 ： 但是赞比亚的这家中国企业可以回答说，虽然他的这次污染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但是他们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一个，在中国是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在赞比亚就以赞比亚的法律为准，那么如果赞比亚当局没有要求他去要做什么的话，他为什么要去做呢？您对赞比亚本地的矿产法也很有研究啊，如果根据当地的法律的话，这个企业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制裁？. 中国对内对外双重标准？ 张兢兢 ：赞比亚尾矿库溃坝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公司自己聘用的环境评估机构Drizit 2025年做出的报告和赞比亚政府2026 年1月公布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都表明了污染的严重程度。根据赞比亚自己的法律，公司和政府相关官员也应该被追责，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而且可能还会有宪法上的责任。但赞比亚的政府就在去年多次表态，赞比亚政府不会对肇事公司进行刑事追诉。是有法律但却没有执行法律的行动。这是我们在全球南方国家看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自然资源富饶但治理能力较弱的国家，有宪法对人权保护、有矿业法，也有环境法、刑法，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法规，但是我们普遍看到的是执行的缺失。污染事件责任方应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污染者付费这么一个全球通行准则的表现，在赞比亚尾矿污染事件后，我了解到有四起对污染公司提起的诉讼，但还没有一起案件进入实体审判阶段。其中唯一的一个以宪法权为法律基础的诉讼，是最早被提起的一个，法院驳回公司律师要求法院不予审理的请求，案件有望进入审判阶段。另外三个都还未进入实体审判。所以现在公司没有被判决承担任何的民事赔偿和其它民事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十五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矿业污染事故的责任方--公司、公司管理人员、有监管责任的政府官员在三个责任层面上被追责：行政、民事和刑事。 中国的新法规重点在于保护供应链安全 法广 ： 那中国刚刚推出的有关对外投资的新规定，还有中国六月份刚刚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这些对追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一些污染责任是否能够起到作用？. 张兢兢 ：今年我们看到的几部重头法律，一个是对外投资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是一部法律位阶非常高的法规。然后我们今年也看到了这个中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还有再加上今年三月份通过的另外一部重磅级的法律叫《生态环境法典》，这三部法律都是释放了对中国在海外矿业投资监管的不同态度的信号，其实这个信号呢是保证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是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的共同重点，而不是中国海外投资矿业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监管。《对外投资的规定》将境外投资的监管对象从公司扩大大自然人投资者、规定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与反制机制联系在一起，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立法目的。虽然该规定的第五条表述投资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传统......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国家形象，不得妨害市场竞争秩序、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但没有条文规定了中国的监管机构如何监管破坏生态环境的中国海外投资主体（公司和自然人）；而这些投资主体如果造成了环境破坏，又如何和怎样承担在本规定下的法律责任。一些海外观察者和环保组织对这部行政法规有些理想化的期待和解读，认为是中国政府加强监管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社会影响的重大举措，没有理解到这边新法根本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修改后《矿产资源法》于 2025 年7 月生效，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开展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适用本法”，明确表明这部法的属地管辖。《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于 2026 年6 月实施。虽然其第七条规定“开展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应当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以及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相关法律，信守合同，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传统，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但如果仔细分析立法的经济政治背景，大家应该看到立法的重点是“维护国家利益”、是维护战略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而非规范海外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社会影响。 赞比亚受害者为何不能在中国法院状告中国企业？ 法广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呀，如果是西方企业的话，为什么受害者能够在英国或者说在法国就状告这家企业？那如果是中国企业的话，为什么受害者就不能够在中国状告这家中国企业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中国的司法不会接受，是吧？. 张兢兢 ：这就涉及如何对跨国公司追责的问题，这是一个难题。 确实有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因为其海外子公司的污染或者人权损害行为被受害人在英国、荷兰提起诉讼，受害人获得了法律救济，但这种案件得以受理其实并不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院管辖权这个程序问题；然后还要解决为什么母公司需要和子公司一起承担法律责任的实体问题。 中国的民事诉讼法确定了对侵权案件的管辖法院：由这个侵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地， 侵权后果地，还有被告（侵权人）住所地。赞比亚这个污染事件来说，侵权行为发生地和后果地都在赞比亚，按照中国民诉法的规定，中国法院没有管辖权；除非污染的受害者是直接起诉污染肇事公司的母公司起诉污染肇事公司的母公司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住所地在北京的公司。如果这么一个诉讼的原告到北京的某一级法院去要求立案的话，除了法律技术的障碍，比如这个外国法院受理便利性原则拒绝受理的话；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是不可能让这样可能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利益和中国国企形象的案件在中国法院进行受理的。现代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是保护公司所有者（股东）不因公司的法律责任而承担责任。对公司追责，特别是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追责，是一个法律难题。从壳牌公司和壳牌尼日利亚公司因其在尼日利亚的污染损害在荷兰被诉被审理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群体: 环境人权组织、公益律师、受害人个人、人权研究者的努力，希望一点一点够突破对公司资本的保护性法律的规定， 让真正的责任人，就是造成侵权的公司、母公司和可能需要承担责任的股东都承担起相应责任。来自民间组织和受害者一起推动诉讼实践是非常多的，但也非常困难、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法广： 那在中国是否有可能拓开这条路径呢？ 张兢兢 ：中国更为困难。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西方国家的重大区别，中国是一个由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很多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的公司， 其母公司是国有企业，国家对它们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或者是超过50%的控股权。如果你要去对造成域外环境损害的公司的中国央企母公司追责，那岂不就打脸政府了吗？中国公司在海外造成环境影响后，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通过中国国内的诉讼为污染受害者获得法律救济的。一带一路政策推动下的很多海外投资项目的所有者是中国政府。所以我们看到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中国对外投资法律和政策的核心。这些法律或政策中 要求中国公司关注环境问题，遵守东道国法律、尊重当地习俗、文化传统，但这些不是是核心要求，“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安全才是核心。 应该制定污染者付费的全球公约 法广 ： 也等于说这些新的法律法规更加为他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撑腰了？ 张兢兢 ：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关键矿产资源的产业链占据着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如果环境人权问题跟这个供应链安全这个议题产生冲突的时候，中国选择的一定是产业链安全。所以最后我想说的，中国对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和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和中国推动“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模式并不是并行不悖的，甚至有可能在某些节点上是相互冲突的。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s）这一全球公认的环境治理的基本标准的适用，不应只限于单个国家的国境之内。当污染造成的损害在一国之外或者造成跨境的损害时，污染者也应当对其污染所造成的境外环境损害承担责任，政府不应当袒护污染者。我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追求，对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不能凌驾于全球治理的基本规则之上，需要遵守现有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确定的透明度、污染者付费、国家保护人权等基本规则。 非常感谢美国马里兰大学跨国环境责任项目主任张兢兢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 事实上，制定污染者付费的全球公约将使全世界的普通民众获益，因为如果说公约可以制约在非洲污染环境的中国企业，它也同样可以成为中国民众追责西方企业的一大工具，目前西方的化工企业绝大多数都已将生产地迁往中国，它们在中国生产在其本国被禁止生产的产品，仅在PFAS永久化学物领域的例子就举不胜举。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而，在利益的诱惑下，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守住这一底线 ！

中国国有有色矿业集团下属的赞比亚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Sino-Metals Leach Zambia）去年二月发生尾矿坝坍塌事件，导致大量有毒废水通过支流流入该国最长的河流卡富埃河。有媒体曾经形容说，该污染事件导致这条河流在一夜之间死亡。然而半年之后，赞比亚政府表示局势已基本恢复正常，水体的酸碱值pH值已恢复正常，重金属浓度也在不断下降，公司已依照政府指令履行修复和治理义务，并完成对个体农户的赔偿工作。 法广为此特别前往事故发生地段，试图了解受害者是否确实受到应有的赔偿以及当地的环境污染状况究竟如何。在上一次节目中为大家播出了对中资企业多位受害者的采访，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请专家点评采矿尤其是中资企业的环境影响。 法广为此登门拜访了赞比亚大学的蒂图斯·哈孔德博士 （Titus Haakongde）。他是一位毒理学家，也是赞比亚​​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 法广 ： 您作为环境污染研究方面的专家，赞比亚铜带省屡屡发生污染事件，对您来说，一年前中资企业发生的尾矿溃坝事件是否是一起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 Titus Haakongde ：这确实是一起严重的环境事故。 因为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大量鱼的死亡。 而鱼被毒死，这就意味着污染超过了环境限值。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去除环境污染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大自然自身具有自我净化的机制，当然，除了自然净化之外，在污染发生后的立即干预措施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可能会遇到严重的污染，但如果同时采取大规模的干预措施，污染就可以降至可接受的限值。 就像中资企业发生的事故一样。 我记得事故后的第二天，pH值降到了4以下。 这就是我们看到鱼死亡的原因。 但是，通过采取干预措施，我们看到水体中的pH值，特别是卡富埃河的pH值，已经恢复正常。 根据我们查阅的报告，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河流中的生物已经恢复了正常。 水位和水的酸碱度都已恢复正常。 像卡富埃河这样的河流中的重金属含量也恢复正常，甚至连捕鱼活动也开始恢复。 这说明我们采取的干预措施卓有成效，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干预措施，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也可能无法在卡富埃河里找到任何活鱼。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河流的沉积物的问题 法广：也就是说在您看来政府以及中资企业所谓河水酸碱值已经恢复正常的说法确实符合事实？  Titus Haakongde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河流的沉积物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污染物都容易沉积在河底。 当我们说大自然会自我净化时，这意味着所有的污染物都会沉淀到水底。 而这些污染物现在就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河流中。 因此，如果这些河流系统中的水体发生任何扰动，那些极易受沉积物影响的区域， 我们可以称之为高风险区域，也是鱼类的栖息地。 因此，并非所有鱼类都能健康生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健康专家和其他科学家持续检测鱼类体内重金属的含量。只要沉积物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健康影响或环境污染就会一直存在。我们强烈呼吁建立一些机制。 像赞比亚环境管理署这样的机构应该想办法，让包括中资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在内的所有矿业公司共同努力，整合资源，清理卡富埃河所有淤泥堆积的区域，以确保河流安全，并保障在那里生长的鱼类，特别是那些底栖鱼类（生活在河底并与这些沉积物相互作用的鱼类）的安全。 我们需要清理这些沉积物。   之所以希望包括中资在内的所有的矿业公司联合起来共同治理清除河流的沉积物，这是因为他认为责任应该由所有的矿产企业共同承担。 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十年来，这里所有的采矿公司都将自己的污水排入溪流，然后，水中污染物最终被排入了卡富埃河。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将记者带到离卡富埃河不远的另一家叫做CCM (CHINA COPPER MINES LIMITED) 的中资公司，也是一家在当地投资不到十年的公司，公司的尾矿大坝规模宏大，据介绍公司同其他所有的采矿公司一样，在夜晚以及雨季下雨的时候将污水部分释放。 Eugene Melunga 是国际非政府组织Caritas 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他跟踪矿业污染多年，他向大家解释说：  通常情况下，这些矿业公司的污水会在夜间 被排放到溪流中。这样 到了白天，水就会稀释并冲走这些垃圾。之所以 通常在夜间排放，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们看到，以免引起恐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是的，在这里还有一家 印度公司叫KCM (Konkola Copper Mines )，也向这条溪流排放废物。这条溪流与河流相连，或者说是流入河流。所有的公司都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选址建厂时，会选择靠近河流的地方，因为这样排放污水就方便多了。 他们通常在下雨的时候排放。 所以，每当下雨，尤其是暴雨的时候，他们就会排放，以便让雨水冲走这些污染物。 污染这条河的不仅仅是这一侧，还有其他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矿业公司也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情。 这种污染已经持续很久了，我们看到人们就被迫搬离了这个地区。 因为农民们过去常常沿着溪流耕作。 由于采矿活动和污染都发生在那里，大部分农民已经搬迁，其中一些人得到了补偿。 但这些补偿本身并不足以让他们长期维持生计。    正如Titus Haakongde博士所言，铜矿开采必将导致污染，那么具体而言，铜矿开采地区主要有哪些污染？对人体健康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有关中资企业污染事件的两份评估报告曾经引发广泛争议，这两份报告究竟哪份的报告更加接近于事实？ Titus Haakongde ： 当我们阅读政府发布的关于排放到环境和卡富埃河中的污染物的报告时，其中五种污染物尤为突出。 在其他评估报告中提到铀污染 ，不过，我们注意到铀并非是污染物之一。  这五种突出的污染物是钴、锰、铬、铜本身， 以及锌和极少量的铅。 这些是我们在报告中重点关注的污染物。 然而，作为专业人士，我们需要明确指出，这些环境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 它们的影响各不相同，因为我们可能长期暴露于较低浓度的污染物中。 例如，我们有相关标准，规定当污染物浓度超过某个限值时，就属于超标。 但从毒理学的角度来看，有趣的是，个体可能长期暴露于较低浓度的污染物中。 人体无法完全清除这些金属， 因此它们会在体内积累，我们称之为生物累积。这些金属 会在体内不断积累，直到达到一定浓度，一旦达到该浓度，就会开始对健康造成影响。例如，长期慢性暴露于锰会导致儿童大脑发育迟缓或发育不良等健康问题。 此外， 锰 中毒还会导致生殖功能受损，例如无法生育或即使生育，婴儿 也可能患有先天性缺陷。以铅为例，铅也会造成类似的健康问题，例如脑损伤和骨骼发育障碍，导致儿童和成人骨骼生长缓慢、脆弱易伤。因此，接触这些重金属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就像 之前 发生的铅污染事件一样，这些重金属污染已被报道。 法广 ： 类似的事故发生之后，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人们接触这些重金属？ Titus Haakongde ：  一旦发生此类事件，我们总是呼吁立即采取修复措施，例如将受污染地区的居民迁往更安全的地区，并提供替代饮用水源，因为水是主要的暴露途径之一。 此外，还应停止在受影响地区进行某些活动，例如耕作。 因为在如果您食用在受污染地区种植的蔬菜，就意味着您将通过间接途径接触到重金属。 在这些区域内，任何农业活动，甚至包括捕鱼活动，都不得进行。 因此，需要进行适当的跨部门协调，并让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以确保所有来自污染区域的产品都留在原地，不得外流。 这样，人们接触到的采矿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浓度可能会降低。 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接触限值可能不会立即产生影响，但其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几代人身上显现。 这不仅适用于发生事故的中资企业，所有矿业公司确保遵守尾矿坝建设和废水排放的所有规定。 他们需要建设运转良好的污染控制坝，以确保所有污染物都被完全拦截，不会排放到环境中。   因此，赞比亚环境健康研究所呼吁限制这些污染物的暴露。为此，必须确保矿业公司在建造尾矿坝和向环境中排放废水时遵守所有标准。健全的大坝监测系统也至关重要，以确保所有污染物都被控制在内，不会泄漏到自然环境中。然而，据法广在铜带省采访的多位目击者称，这些监测系统并未得到落实。 为了解释这场灾难，中资公司声称当季异常强降雨导致了大坝坍塌。但一位目击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中国企业在铜带省的运作与一种可以说是制度化的腐败密切相关。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控了所有政府部门，他们的影响力不容置疑。当一个机构腐败时，它就无法履行其职责。例如，中资企业的大坝坍塌事件。问题是，负责检查的政府机构究竟检查过这座大坝多少次？结果我们发现，显然根本没有人来过这里进行过任何检查。  ”  

2025年2月18日，赞比亚北部一座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旗下的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SML-Sino-Metals Leach)的铜矿发生尾矿溃坝，约5000万升带有高浓度的酸液，重金属的污水污染了周边大量的土壤与河流，污染物从附近的溪流流入赞比亚最长的河流卡夫埃河，影响范围至少延伸至矿场下游100公里之外，河流生态系统遭受重创，沿岸的农田因采矿废料渗入土壤而枯死，当局曾经一度被迫全面切断赞比亚铜带省的重镇基特韦的供水。中资企业也曾经被赞比亚政府叫停运作，该事件曾经使全球铜价发生波动。 事故发生了一年之后，赞比亚政府声称事故已经获得了妥善的解决，污染土地与河流受到了去污染处理，受灾农民也获得了中资企业的经济赔偿，不过，有赞比亚菲政府组织披露说，中国企业并没有兑现承诺，因为当地的农民并未得到应有的赔偿，而且当地的水土污染依然十分严重。 法广记者为此前往赞比亚铜带省进行实地了解，采访了当地受灾的农民，渔民以及赞比亚大学研究污染问题的专家，以图了解中资公司是否遵守其自己制定的规章， 也就是「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赞比亚是非洲的第二大铜出口国，而铜又是开发新能源以及人工智能所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赞比亚政府因此决定要在今后的五年内将该国的铜产量增加两倍，将年产量从目前的不到一百万吨提高至三百万吨，赞比亚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与刚果金接壤的铜带省，这里的铜矿开采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对原材料需求的迅速攀升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东，美国以及中国的国际投资，然而，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否能够支撑当局所制定的高产目标？所谓遵守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采矿是否真的有可能？这也是法广记者在赞比亚铜带省的报道的一大聚焦点。 最后，赞比亚将在今年八月中旬举行总统选举，评论预估现任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Hakainde Hichilema）应该可以连选连任。 希奇莱马2022年当选前曾经对前总统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颇有微词，曾经被西方看好的希奇莱马当选后迅速与北京加强了联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卢萨卡明显拉开了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距离，而与此同时，赞比亚又向各国的投资者敞开大门，美国的网络巨头近期纷纷在赞比亚投资铜矿开采，中美在当地矿业等行业的竞争如何？赞比亚是中国在非洲关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就帮助赞比亚修建了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 曾经有60多名中国建筑工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今天在赞比亚中国企业的招牌几乎到处可见，尤其是在首都卢萨卡以及与刚果金接壤的铜带省，中国企业，中国银行，中国超出以及中国美食城，中国人开设的赌城，比比皆是，那么，赞比亚当地人对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有何看法？这也是此次报道的一大关注点。 担心报复受害者以匿名身份作证 记者从铜带省的重镇基特韦出发，大约半小时即抵达谦比希园区，谦比希园区是中国在海外开设的首个经济贸易合作区的一部分，将近二十年来的建设，这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天堂；公路的两边到处都是中国企业的招牌，而中国有色集团则是赞比亚最大的中资企业，根据其网站的介绍，其在当地的投资已经超过三十亿美元。 抵达中资企业的矿区之后，果然不出所料，记者看到的是一片荒凉景象。曾经遍布玉米的土地如今寸草不生，受雇的赞比亚人正在地面上撒石灰以减少污染。而且记者很快被中资企业保安人员以私闯私人场地为由而驱赶，几经周折之后，最终不得不另寻地点与受害农民会见；另外，接受采访的证人也因担心遭受报复而要求以匿名的方式接受采访。 一位年长的农民向法广回顾了2025年2月18日事故发生当天的情景： 那天正值 正午 ， 我 正在 田里 干活， 天空 非常 晴朗 ， 但我 总 觉得 ，  好像 要下 大雨 了。 听到一种  大雨 将至 的声音 ，而 天空 是 蓝的， 非常 晴朗。 因此，我的 直觉 告诉我 正在 发生 什么 ， 所以 必须 赶紧撤离 。 因此 我们 离开了 ， 就在 我们 离开时， 溃坝就发生了，污水如同 雪崩 一样的 袭来 ，冲力  如此的 强大 ，就连 高约 一两米 的 玉米 株 都被 压倒了 ，而且 瞬间 就 发黄了 ，仿佛 被 火 烧过 一样 。 事发一天后 我去 查看 我的 庄稼时， 我 当然 很 害怕 ，因为 当 我 到达 田里时 ，发现 完全 听不到 任何 昆虫的声音， 连一只都没有。再 看看 溪流 ——因为 我的 田地 就在 溪流 旁边 —— 我 看到 小鱼 死后 浮出水面 。 还能 看到 死去的 青蛙  。 可以说， 溪流 里的 生物 全都 死了 。 所以 这 确实 是一场 相当 严重 的事故。至于赔偿，是的。 农民们确实 得到了 赔偿。 但我认为 农民们 受赔偿的方式 并不妥当 ，因为 我们受害者 并未 参与其中。 参与评估 的 主要是 农业部、 土地部和 渔业部。 是 这些 政府部门 参与了 赔偿金的 评估 工作 ，而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我们却没有参与的权力。另外， 作为一家 大型的企业集团， 中资企业的做法十分 令人 遗憾 ： 因为他们在 农民 甚至 还没来得及 读懂 内容之前， 就 要求 农民 在一份契约 和 协议上签字 。 因此农民普遍有一种 不公平 的感觉 ——因为 你 根本 不知道 他们 是如何 评估的，。 签约后第二天， 企业说我们给你赔偿这么多，补偿 金额 大约是 每公顷25000克瓦查（人民币近万元）。 另外 ，在赔偿的期限上也说法不一，我们 原本 以为 会 连续 三年 获得 补偿 。 但 事实上，我们 只得到 了一笔 一次性的 支付 ， 事情 就到此 为止了 。 这 就是为什么 我们 感到 存在 某种 不公 的原因 。 他们并没有兑现承诺 是的。 当公司最终来赔偿我们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一些文件，但隐瞒了大部分信息，只会让你在某个地方签字，签完之后才会给你一些钱。 但最终，他们答应的每年支付我们一笔钱持续三年的承诺却并没有兑现。 所以我们现在感到十分震惊。 我们生活艰难，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孩子的学费，因为学校，尤其是大学，费用非常昂贵。 当然，如果中资企业能给我们足够的赔偿金和生活保障，让我们以后有途径能够维持生计，我们当然可以搬家，但如果要我们毫无帮助的前提下搬家，我们又能去哪里，从哪里开始呢？ 而且无论去哪里，生活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中资企业的公关负责人声称企业已经为受害的农民集中修建住房，安排他们搬入新的住家，不过，这位妇女介绍说，是有一些新建造的居室，但是据她所知，那里缺水缺电，无法居住。 事故原因究竟是什么？ 除了经济赔偿之外，一年前事故发生时，中资企业曾经积极回应赞比亚政府的要求，承诺要对事故的原因展开彻底的调查，并且对责任者加于追责，不过，一年之后，企业将事故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天灾，归咎于几十年来罕见的强暴雨。 那么，当地人对此有何看法？一位在当地生活了近40年的农民评论说 ：  我们可以从在铜带省工作的中国企业中寻找因素。比如，以前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型矿业公司。 现在，中国人来了，他们带来的却是规模很小的采矿设备。而 采矿其实需要大量的资金。 如果资金欠缺，那在安全上就会落后。 我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中国人只带了一台球磨机，那他们根本无法处理球磨机产生的废料，以及其他废料，这些都会造成污染。 因为采矿会产生大量的废料。 你必须进行处理。 如果控制不了，就会污染整个国家。 这就是我们在铜带地区遇到的问题。 来自中国的小型矿业公司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废料。 他们没有能力隔天检测废料，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采矿法规，他们应该隔天检测废料的成分。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是否拥有检测设施。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去赞比亚大学检测废料的成分。 而这些程序价格都十分昂贵。 如果企业的规模很小，那他就往往会漏掉一些检测项目。 我认为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中国企业漏掉了一些本应进行的检查。 其实尾矿堤坝或许早已出现了一条裂缝，可能已经存在一年了，但却一直无人注意，直到有一天出了问题。 倘若原因确实如此，那么中资企业以及赞比亚政府的监测部门都必须承担责任，赞比亚政府为何对此缄口不言呢？政府是否真的如美国驻赞比亚大使所言在庇护中资企业？赞比亚政府官员是否受到中国方面的操控？ 对此，这位农民回答说 ：  不，我不能完全确定。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以及我在铜带省长期生活的经验，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确实有良好的治理机构。 例如，我们有赞比亚环境管理署（Zima）， 我们还有矿山安全部门。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机构。 不过， 我怀疑目前的问题在于腐败的程度。 当一个机构腐败时，它就无法履行职责。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像大坝溃坝这样的问题。 问题是，政府设立的负责检查大坝的机构究竟检查过多少次？ 或许他们可能根本没去那里。 正是这些方面的失误，给人一种中国人掌握了某种权力的感觉，但我认为关键还在于腐败，腐败削弱了大部分良好的治理机制。 这位农民回想起2005年同样在谦比希工业园区发生的一家制造炸药的中资企业的爆炸事件，事故曾经造成四十多人死亡，死亡者家属每家当时获得了三万夸瓦查的赔偿费，但造成事故的原因却今天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无论是由于腐败还是别的原因，总而言之，倘若造成事故的原因仅仅是暴雨，那么，随着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各地的气温以及降雨的不可预测性的增加，类似的事故发生频率将会不断增加。 在今后的节目中，本台将请赞比亚的环境污染专家来评估一年之后当地污染现状，并且邀请在美国的研究如何追究跨国企业污染责任的专家来点评中国的环境法以及最新公布的投资法以及矿业实施条例对在海外运作的中国企业有何影响。

欧洲议会6月17日批准了新基因组植物（NGTs）的种植，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立法僵局。所谓新转基因作物指的是使用分子剪刀对同一个植物进行基因改造后培育的植物，同传统转基因植物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植入其他植物的基因，因此，对支持该技术的人来说，这与传统的转基因植物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对反对者来说，虽然新转基因植物可以提高作物的抗旱性和抗病性，但是，它们归根揭底是转基因植物，依然有可能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为社么欧洲议会在两年前的一次相关讨论中提出必须对新转基因植物产品贴上标签，然而，在周三的最终表决中，上述条件却遭到了删除。 既然无风险为何不愿贴标签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的研究主任 Philippe Grandcolas 在接受法广播 (RFI) 采访时对欧洲议会对新转基因植物毫无保留地敞开大门的决定表示遗憾，他说： “的确，这是一个环境和环境健康问题。 这些新型转基因生物是基因改造生物，即便它们被认为比传统转​​基因生物的改造更为精准。 但他仍然存在基因改造的风险，并可能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后果。在它们投放市场之前，必须确保它们确实不会造成任何严重后果，而这并非此次投票表决的内容。 此外，该提案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可追溯性问题，也就是法律责任问题。因为最终，当我们食用用这类作物生产的食品时，我们无法得知其中是否含有这些成分。 因此，也就无法像其他在特定条件下种植的产品那样，对它们的影响（例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进行后续监测。而且，面对气候变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适应性强的品种，而不是为应对环境挑战而设计的超专业化品种。” 基因切割不同于机械切割 Philippe Grandcolas先生特别从技术层面解释了为何用2020年获得梛贝尔化学奖的分子剪刀来切割基因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风险： “的确，分子剪刀能够利用 新的基因切割法来创造这些转基因生物，并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它是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一项非凡工具。但基因并非只有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不可能只进行一次微小的基因改造，就让植物奇迹般地抵抗某种未知的灾害，比如干旱或春季洪水。 而且，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精确，有时会出现一些偏差而偏离目标，因为分子间的键合并非是机械性的。 所以，我们必须像对待任何事情一样，事先检查我们是否只改造了想要改造的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并且确保即使改造成功也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后果。因为有时会存在一些具有多种功能的基因。 我们以为我们做对了，而事实上 通过改造，我们在植物体内创造了一个略微改变的分子，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因此我们仍然应该继续遵守谨慎原则，而遵守谨慎原则并非是为创新设置障碍，这与创新毫无关系。就好比 即使今天我们有了防撞雷达，防撞雷达也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创新，但是我们过马路时仍然会首先左右观察。” 有关是否应该允许种植新转基因植物的问题近几年来是农业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这种新转基因植物此前被归类为转基因生物，而欧盟禁止种植所有转基因生物。唯一的例外是孟山都810玉米，不过它仅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小块土地上种植。 欧洲农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而欧洲强大的农业组织 Copa-Cogeca 以及各大种子企业长期以来始终要求欧盟批准新转基因技术，因此，有评论认为欧洲议会的批准将欧洲农业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通过的文本规定，新转基因基因品种将被视为常规品种。它们无需接受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估，尽管法国食品、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署（ANSES）在其关于此主题的专家集体审查中，明确建议在非转基因品种获得上市许可前，应逐案进行风险评估。 欧洲食品安全局已将12种作物预先列入快速通道，包括耐旱硬粒小麦（意大利）、抗白粉病葡萄藤（法国）、抗晚疫病马铃薯（荷兰）以及由西班牙-德国联盟开发的高油酸向日葵。商业销售最早可能在2027年第三季度开始。当然，也有国家例如奥地利与匈牙利明确宣布了种植禁令。

一名音译名为张克群的中国公民2026年4月被非洲肯尼亚的司法部门判处100万肯尼亚先令（约合6500欧元）的罚款并监禁12个月。张克群于3月10日在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被捕， 张克群在内罗毕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前往中国。他的行李中藏有2000多只黑蚁，大部分装在透明的小胶囊里。据介绍，张克群与2025年破获的一个走私网络有关，2025年五月，两名比利时人，一名越南人以及一名肯尼亚人因试图非法出口数千只蚂蚁而被捕，他们被判处一年监禁或近8000美元的罚款。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当时就警告说，动物贩运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发展”，“从标志性哺乳动物到鲜为人知但对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的物种”。 蚂蚁如何成为新宠物 大家都听说过象牙，穿山甲以及犀牛角走私，而对蚂蚁走私应该还是闻所未闻，事实上蚂蚁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地日益流行的宠物。因为与脊椎动物相比，蚂蚁在形态和行为上更加多样化，饲养难度以及成本都更低，而且由于它们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更容易繁殖， 因而为从事生物买卖的人提供了商机。而且，蚂蚁体积微小，运输携带方便，装在小型的玻璃试管中就可以在网上买卖，一名台湾人就坦言在淘宝网购买了一窝的蚂蚁，再自行饲养之后在脸书上以五倍的价格出售。 事实上，中国学者也在三年前就发表文章对网络买卖蚂蚁的交易进行了监测， 文章的作者监测了中国线上宠物蚂蚁的销售情况，发现在监测的六个月内，中国全国89个城市的206位卖家售出了209个物种共计58937个蚂蚁群落。大部分销售集中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三个地区：南部的粤港澳大湾区、东部的长三角地区和北部的京津冀经济区。而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交易物种并非中国本土物种。基于性状的分析表明，最受欢迎的蚂蚁物种比不太受欢迎的物种具有更高的入侵潜力。基于气候的分布模型表明，24.7%的非本土物种可能在其销售城市找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如果被释放，宠物蚂蚁可能会干扰城市生态系统和农村农业，并扩散到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偏远地区，威胁这些地区。 那么，蚂蚁走私会对引进国以及出口国的生态环境分别会产生什么的影响？ 另外，肯尼亚国家自然保护局还怀疑蚂蚁走私可能涉及生物剽窃行为，即掠夺生物资源。类似的怀疑是否有据可循？ 蚂蚁作为生物物种从全球总体来看它的种类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蚂蚁的生存是否也受到威胁？它们对环境的作用在全球都是同样的方式还是因地而异？ 就以上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研究专家的刘聪先生。 蚂蚁走私对生态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 法广 ：刘聪先生，您对蚂蚁有特别深入的研究，能否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蚂蚁在全世界的分布极其总类？ 刘聪 ：首先蚂蚁基本上全世界都有，除了很难生存的地方，比如南北极。从蚂蚁总量来说，目前可能全球大概16,000种就是已命名的蚂蚁。然后我们普遍估计可能应该更多，可能会有3万种以上，但这不代表蚂蚁本身就很多，因为总的来说全球昆虫的总量都是在下降的。因为栖息地丧失啊，气候变化，还有外来物种的入侵啊，都会给各种昆虫包括蚂蚁之类的压力。但是对于蚂蚁种类下降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目前都没有这方面的数字评估，但是结合目前整体对昆虫多样性下降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蚂蚁多样性应该是在下降的。 法广 ：现在有一些网络上有一些蚂蚁买卖的交易啊，有许多走私蚂蚁的走私贩，比如说从肯尼亚走私蚂蚁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这对蚂蚁的生存会不会产生影响？. 刘聪 ：目前看来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如果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采集，就会造成导致当地蚂蚁的下降，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评估。 法广 ：肯尼亚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去怀疑蚂蚁走私可能涉及生物剽窃行为，您觉得这蚂蚁身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生物资源值得剽窃？. 刘聪 ：作为研究者来讲，我们也会遇到情况，我们要去另外不同的国家去采集，但是我们会征求当地政府的同意吗？生物采集必须遵守名古屋协定，因为国家对他境内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别人要利用就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但是你要说蚂蚁资源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值得去剽窃，这个我还是想多多讲一点，因为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目前蚂蚁的买家，主要是宠物爱好者，他们的驱动力是收藏和饲养，这个跟经典意义上的遗传资源去申请专利也好，去做研究也好其实并不完全等同。其实我我们在2023年的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也是想看看这个蚂蚁呃饲养活到什么程度。因为对我们研究蚂蚁的人来说，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都是积极的，一方面因为关注越多嘛，就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蚂蚁受到什么样的威胁呀，我们怎样保护它们，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但是我们后面发现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们应该考虑进去啊。 法广 ：对，就是有些生态学家开始担心啊，有蚂蚁的走私会对引进国还有这个出口国的生态环境会产生一些影响。您能介绍一下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刘聪 ：首先我说一下出口国吧，就是原产地，比如说肯尼亚，肯尼亚的收获蚁是主要的走私对象，它在肯尼亚是一种关键物种，它负责种子的传播以及土壤的改造，同时它又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嘛，如果它突然在某个地方局部下降得非常的快的话，受影响的就不止是蚂蚁本身，还会连带植被呀，整个食物啊都会出现影响。对引入国来说，非本土的蚂蚁一旦逃逸，它有可能会在适宜的地方定居、扩散，同时他会挤压本地物种，这就可能会对农业或者公共卫生上造成造成非常大的损害，比如红火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红火蚁的原产国应该是在南美，然后在美国发生了第一次入侵，对农业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之后就分散到了全世界各地，对农业造成损害。咬到人类以后发生会发生过敏而且非常疼，今天都已经无法清除了。蚂蚁在其原生态往往必须面对天敌，它们的生长繁衍会受到自然的遏制，而在引入的新的生态环境中则往往缺乏天敌，因而更加容易泛滥成灾。 蚂蚁买卖交易的两面性 为了避免类似的环境灾难，为了保护蚂蚁的生存，是否应该禁止网络上的蚂蚁交易？对此，文章的另一位作者，中国国内研究昆虫与人类关系的专家王正阳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昆虫买卖自古以来就存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昆虫都有其贩卖的市场。 王正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可以说从生态威胁的角度，我个人认为是应该禁止蚂蚁贸易的。但是这个事情有它的另一面，比如说在中国很多人买卖这种蚂蚁，把它当做宠物养，它其实是起到一种科普的作用。就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它也有养这个蚂蚁的，他们为什么呢？是为了进行自然教育，就是说小朋友从幼儿园，然后再包括上小学，他们会在蚁房里面看到一窝这个蚂蚁，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很早就能激起这个小朋友们对保护自然、保护昆虫的这种意识。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说，这个蚂蚁交易，蚂蚁作为宠物交易又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不能就是单方面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禁止。再说第三个方面就是，比如说中国人会到肯尼亚去采集一些比较新奇的蚂蚁，然后把它们贩卖到中国。当然这个事确实是违法的，但如果是合法的，在不影响当地种群的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强调是在不影响当地生态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为当地的居民增加一些收入的。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以买卖昆虫为生的，这其实也未尝是一件坏事，对吧？呃，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要从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呃，就说单独的呃，非常独断地就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禁止。我认为其实是有一点欠妥的。 法广：您是研究昆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说实话我也是最近才看到蚂蚁买卖的现象，也觉得很奇怪，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昆虫也在市场上非常受青睐？. 王正阳：这样说吧，你能想到的世界上的所有动物、植物，它都存在这种非法走私的情况。呃，就昆虫来说，我能想到的每一种昆虫，它基本上其实都有一个产业链。只是说蚂蚁是真的是这几年已经快到了一种就是普及的程度了。但是其他的所有的昆虫，螳螂，蝴蝶，包括蟑螂，昆虫以外的一些节肢动物，包括蜘蛛呀，这些他都有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呃，这个是我们行业内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是说他没有像这个蚂蚁一样，这几年引起这么多关注而已。 法广：蟑螂都有买卖的？ 王正阳：对啊，马达加斯加蟑螂，很可爱的哈，它个头很大嘛，然后还会蛐蛐的叫，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适合当宠物养的一种昆虫了，你能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所有的昆虫世界上都有一批非常忠实的粉丝会去收集饲养它们。 法广：那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昆虫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正阳：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疾病，其实都是昆虫引起的，包括黑死病啊，黄热病呀，疟疾呀。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昆虫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吗？但是刚才也说了，昆虫也有抑制其它害虫的这个作用，从这方面讲，它又是人类的朋友。然后人类和昆虫有非常长的历史呀。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丝绸呀，养殖丝绸之路，其实是有，至少是3000年历史的，包括蜜蜂，8000年前的时候，在西班牙其实就有人类采集蜂蜜的这个记录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墨西哥的胭脂虫，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出口的除了白银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商品就是来自墨西哥的胭脂虫。所以其实昆虫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进程是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的。 法广：最后，您觉得你们进行有关蚂蚁的调查研究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什么？. 王正阳：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昆虫是非常喜爱的。这个事实让我们非常震惊 ：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会愿意养殖，愿意观察这么多种昆虫。这是让我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们作为研究者吧，我们自己是非常喜欢昆虫的，我们其实就以为可能世界上就我们这几个人吧，然后当我们做这个研究时候发现，哇，全中国有这么多人对这个蚂蚁这么感兴趣，我其实感到比较欣慰的就是说，一方面是觉得这个有点可怕，就是说它是存在很多潜在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说这么多人对昆虫感兴趣。我顺便说一下，其实很多人如果真的想饲养的话，我是可以建议大家就是饲养一些本地的物种的，这个是基本上没有危害的，不一定要去肯尼亚，一些本地的小的蚂蚁自己养，是完全没有什么危险的。我们不要一件好的事情做成一个危险的事情。这可能是包括我们做科研的，包括政府，包括监管机构要一起努力的事情，把大家对生态，对蚂蚁的兴趣激发起来的同事又不至于酿成生态灾难。 非常感谢哈佛大学的刘聪先生以及中国国内的王正阳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

各位听众，法国目前出现历来少见的五月早到的极端高温酷热气候。而根据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完全没有做好应对这种热浪的准备。根据埃拉贝研究所 (Elabe) 为法国全天候新闻电视台BFMTV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77%的受访者认为，在酷暑期间取消或推迟户外体育活动是必要的，35%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法国根本没有做好应对此类热浪的准备。 法国是否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像本周这样非比寻常来得特别早的高温热浪呢？法国民众对此显得无法确信。根据BFMTV委托埃拉贝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5%）认为法国根本没有做好应对此类热浪的准备。    尽管法国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适应措施，但大多数受访者（56%）认为仍有改进空间。这种观点在法国各地普遍存在，从法国的西北部到东南部的民众皆如此认为。只有8%的受访法国民众认为，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应对热浪，政府已经竭尽所能了。    在极端高温天气下，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法国人（也就是77%）认为有必要取消或推迟户外体育活动。然而，却约有十分之七的法国人认为，在热浪期间暂时关闭学校和推迟高中毕业会考没有必要。    关于当前的热浪，历年来5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基本已经被打破，5月26日周二的气温达到了 摄氏24.9°C，37% 的法国人认为“难以忍受”，而 60% 的受访者认为虽然很热，但情况仍然“可以忍受”。        法国人对于当局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措施产生了停滞感   这样的酷热天气对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超过70%的人表示，这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睡眠或工作能力。64%的人表示，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一半的人表示，这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情绪。    在法国人看来，这些遭到酷热侵袭的情景很可能会重演，因为94%的法国人认为，未来几年法国将经历更频繁、更强烈的热浪。这一趋势自21世纪初以来就已显现，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征兆。法国气象局自1947年以来记录的51次热浪中，34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26次发生在2011年之后。    尽管气候变化的预警信号日益增多，但接受调查的法国民众并不认为当局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措施近期取得了进展。70%的人认为相关的奋战“停滞不前”，17%的人认为奋战“放缓”了，而其余13%的人则认为因应这种高温酷热的奋战在“加速”中。此外，从法国极左翼的“法兰西不屈服 (La France Insoumise )”政党到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所有法国的政党都普遍认为当局因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和奋战陷入了停滞。 

各位听众，法国春分天热浪却早早来袭，而且已间接或直接造成7人死亡记录，引发大家开始关注：法国为何从上个周末起，迎来破纪录高温？BFM全天候新闻电视台最新报道：法国气象局对法国西部 13个省份发布了黄色热浪预警，创下该季节的纪录。另据十字架报解析指出，由于受“欧米伽阻塞”现象影响，法国各地正经历提前到来的热浪。预计西南海岸的波尔多省气温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的周末达到36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测，热浪高峰期将在25日周一起初来到，并将持续到5月底。   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为大家解析所谓的“欧米伽封锁”，这种高温天气是由一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团造成的，这股热空气团被困在法国上空，因此被称为“欧米伽封锁”，其名称源自希腊字母ω。  基督教五旬节长周末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提前进入了夏季。自5月21日的星期四以来，由于一股反常的暖流，全国各地的气温一直在逐步上升。据法国气象局预测，气温上升的趋势预计会持续整个周末，并在本周初达到峰值。  最初仅限于法国西南部的这波热浪，如今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2026年5月22日的星期五，西南部波尔多的气温可高达36摄氏度。次日，往西走，南特的预计气温预计也达到32摄氏度，巴黎的气温达到31摄氏度，这些数值均高于过去以来五月份的平均水平。  面对这种特殊情况，预计海滩上会有很多戏水游泳者，大西洋沿岸的几个省份，吉伦特省 （la Gironde）、朗德省 （les Landes ）和比利牛斯-大西洋省 （l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等地都发布了海边的离岸流警报，这些强大的海流特别危险，容易将海边戏水的游泳者卷走。  这场热浪是由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气象现象引起的。热穹的形成是由于喷射气流（一股在高空自西向东循环的强劲气流）发生扭曲所致。通常情况下，这股气流会推动天气系统向前移动，并定期更新欧洲上空的气团。    热浪“强度日益增强”   然而，当极地和热带地区之间的温差增大时，这种洋流就会开始波动。高压区会长期盘踞在某一区域上空，阻碍空气更新。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摩洛哥的暖空气经过伊比利亚半岛后，向北移动至法国方向，形成反气旋。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空气被压缩、变暖和干燥。这种现象限制了云的形成，增强了阳光照射，并加剧了地表温度的上升。  虽然预计热浪高峰将在25日这周初到来，但这一波高温天气将持续到五月底。尽管部分地区的气温在非夏季季节超过了30摄氏度，但法国气象局尚未将其宣布为热浪。  这并非法国首次在春季遭遇如此严重的热浪。1947年、1992年以及2022年，法国超过一半地区的5月份气温也都曾超过30摄氏度。然而，气候学家指出，由于气候变化，此类事件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法国气象局警告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温天气的到临将“越来越早，强度也越来越大”。   

过去十年，台湾大力发展太阳能与离岸风电，希望降低碳排放，并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然而，随着政府重启核电厂的脚步加快，部分绿能支持者担心，这可能拖慢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 同时，AI、数据中心与半导体产业带来的庞大用电需求，也让台湾电力系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再生能源是否足以支撑未来需求？还是需要核电来维持稳定供电？ 我们访问两位立场不同的专家，从电网稳定、储能技术到能源安全与发电成本，深入拆解台湾能源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争议。 台湾气候行动网络（TCAN）总监赵家纬表示政府政策方向的改变，可能影响能源转型的速度与市场信心  赵家纬: “台湾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讲，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能源转型速度不够快，然后现在又因为赖总统这样的一个宣誓之下的话，让我们的能源转型的进程，一些相关的政策，还有包含投资者的信心都有所影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原本在2025年原定的达成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再生能源达到百分之20，但是我们最后只达成了百分之17。在整个市场的信心又薄弱之下，这个百分之20可能要到明、后年才有可能达成。但在这个状况之下，又面临到很多的燃煤电厂的一些减煤的压力。天然气的占比就会进一步地推升，然后就会让我们面临到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候的供气上面的风险，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看起来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不过，清大原子科学院院长叶宗洸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台湾未来的用电需求正在快速增长，而目前的再生能源，仍难以独立支撑全天候稳定供电。  叶宗洸: “台湾对于未来电力的需求其实是会持续增加的。因为现在政府鼓励外商到台湾来投资。那政府为了因应这些电力需求，我刚刚讲的算力中心，它都是24小时运作，所以它需要有稳定的基载电力来提供这些新的电力需求。那尤其是像TSMC台积电，新的fab要建起来的话，它的用电量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再生能源两大主力，一个是太阳光电，一个是风力发电，这两个都没有办法成为记载电力！我们不是排斥再生能源，我一直的主张就是核绿必须同行，核绿必须共荣。”  围绕再生能源的争议，也延伸到储能技术与发电成本。赵家纬认为，随着储能技术进步与电网升级，再生能源已经有能力提供稳定电力；但叶宗洸 则质疑，目前台湾的储能规模与成本，仍不足以支撑长时间供电需求。  赵家纬: “批评所谓的风力跟光电，它们是不稳定的能源这样的一个讲法来讲，其实忽略到同步会搭配的储能系统的发展，而且储能电池的成本也是在大幅度的降低。同时，我们在台湾的整个电网的一个调度的方式，也在过去10年里面做了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系统其实越来越不需要仰赖所谓的基载电力。大家当然都会在讲说什么半导体产业的用电，都需要是所谓的稳定的电力，那这些稳定的电力来讲话，其实用这些再生能源，风力光电搭配上储能就能够去提供这样的成效。加上政府目前也很努力要去推动所谓的地热，地热的话就是稳定的再生能源，它可以全天候不受天气影响地去提供电力。所以在这几个搭配之下，我们其实不用担心只有核能才能够去提供这个所谓的稳定电力的一个迷思。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成本比较上面来讲的话，很多支持核能的人士们，他们都会混淆这些成本的一个论点，都会强调核能是便宜的，但是核能所谓的便宜，是在讲说老旧核能(电厂)持续性的使用，它的成本看起来会比较便宜。但是，建满40年的这些电厂，它要在重新启用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新的一些安全升级的硬体建设的成本必须要投入其中。所以我们再去估算这些老旧核电延役来讲的话它的发电成本就绝对不会是一度电1.5块这样的一个程度，而是按照国际上这些电厂延役之后的成本来讲的话，它可能发电成本都要到3.5块以上，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会比我们要讲说有些离岸风力的时候，它在竞标时签的价格还来得高，跟我们所谓的比较大规模的再生能源来讲话，其实就已经是差不多了，那甚至更有很多是在讨论所谓的小型核能机组，是不是小型核能机组来讲话，它的发电成本其实是一度电，将近是10块钱左右。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批评说那个地热发电成本一度电，要到七块、八块，或者是在谈说的一样还是要到六块上，但这些来讲的话，都还是会比那个所谓的小型核能发电机组的成本其实是来得低的。所谓的这个稳定的电力来讲的话，我们在这种再生能源搭配储能是有办法供给这样的一个成效。然后就是成本来讲的话，这些再生能源也不必然会来的比较高。 ” 叶宗洸: “我们现在看到的装置容量都不够大，当然电池储能是不是一个办法？当然是。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装置容量才可以。在这种再生能源没有办法提供电力的时候，你可以持续的提供电力。比如说我以太阳光电为例，太阳光电它可以发电的时间最多就是一半的时间，就是十二个小时，那你另外一半的十二个小时，你如果完全要靠这个电池储能的装置来提供电力的话，那它需要非常大的装置容量。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场，它的装置容量都不够大那，顶多只能供应两到三个小时。那台湾自己有没有一些储能譬如说利用这个抽蓄水力发电，台电自己有十部机组是在做水力发电，那也算储能的一种啊。可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电十部抽蓄水力的机组，它能够持续供电的时间最长，最长也只有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它把上池的水放光之后，它也供不出电了。那我刚刚讲嘛，你考虑一半十二个小时的时间都需要这种储存的电力来供电，那你只有六个小时，你就明显就不够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储能是一种解方没有错，可是我们目前看到整个储能的设施，它装置容量就是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所以它没有办法满足未来的这个需求。 第二个，电池储能现在的成本很高，它现在的供电成本至少每度电要二、三十块钱，甚至有些技术要到四，五十块钱，那太高了。那比台电现在的售电价格3.5元(每度)，那种几十块钱的发电成本太高了。那台电是负责要收购电力的，依赖这种电池来供电的话，就会造成台电的成本负担。所以到时候间接的影响就是台电必须要调涨电价，不然它不可能一直因为要去买这种高价的储能电力然后造成它自己严重的亏损。” 除了供电稳定与成本问题，能源政策也越来越与国家安全议题紧密相连。俄乌战争与国际局势变化，让台湾开始重新思考：究竟哪一种能源结构，才能降低对外依赖、提升能源韧性？对此，两位专间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赵家纬: “就算是重启核三机组来讲的话，它也不过大概就是150亿度的供电调，但是再生能源来讲的话，今年度大概就会是提供450亿度左右的发电量。而甚至在进一步来讲的话，按照我们的阶段性，如果我们能在2027年达到百分之20的目标，那大概是可以提供到650亿度左右的发电量。所以我们如果是要用核能反而削弱了再生能源的进展的话，那我们能源自给率反而不会比我们全力冲刺能源转型会来得好的。 ” 叶宗洸: “核三虽然只有每年150到160亿度，但是它提供的是稳定的基载电力，它可以24小时不中断，再生能源确实在电力的供给，如果都能够达标的话数百亿度的电力供给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要迴归我刚刚讲的，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基载电力，所以我们也期待核三能够儘早重启来发电。”  而在核能与再生能源的争论之外，双方其实都认同一件事：台湾未来仍需要建立一套更稳定、同时兼顾减碳与能源安全的能源结构。只是，对于这个 “理想能源配比” 该如何实现，两位专家仍有不同的答案。  叶宗洸: “我希望未来是三、三、三。第一个三就是核电三成，第二个三就是再生能源，第三个三就是把火力发电这些自己不生产的化石燃料发电降到三成。氢能跟其他能源来担负这剩下的百分之10的供电。所以三、三、三、一是我目前认为最恰当的一个做法。”  赵家纬: “那我们在分析203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再生能源是有办法提升到百分之60，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在未来10年充分发挥我们屋顶光电的潜力，然后地热发展来讲的话，若如其达到政府所设定目标，那其实我们在203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其实可以达到百分之60以上。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的能源自给率其实会提升到百分之25以上。那如果时间拉得更长，在2050年要去履行法定的减量目标，那我们预估实际上是有百分之92左右的电力来源都可以来自于再生能源，大概只有百分之8才会需要燃气加上CCS这样的供电技术。所以那时候能源自给率就会超过百分之50以上。但是相对于政府设定2050年的目标来讲的话，再生能源是到了百分之60左右而已，剩下百分之20到27的话是要靠CCS，百分之12的话是靠所谓的进口氢能发电，它们也是可以有效地提升能源自给率，但是就不会像我们那么显着。” 台湾是否应该重启核电，至今仍没有简单答案。  一方认为，面对AI产业扩张、半导体制造升级，以及国际局势带来的能源安全压力，台湾需要核电来提供稳定、低碳的基载电力。另一方则认为，真正应该加速的是再生能源、储能与电网升级，而不是重新依赖老旧核电厂。  而无论最终选择哪一条路，台湾都必须面对同一个现实——未来的用电需求仍在持续增加，能源转型的时间却越来越有限。  在净零排放、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台湾如何在核能与绿能之间取得平衡，将持续影响这座岛屿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2025年5月，台湾最后一座运转中的核电机组停机，正式进入非核家园。但不到1年，政府态度出现转变。随着AI与半导体产业用电需求增加，加上台海局势与能源安全疑虑升高，赖清德政府开始重新评估核电角色。根据台电资料，核二与核三厂的重启评估已被列为今年重点工作，部分机组也陆续展开大修与安全检查。不过，环保团体持续呼吁政府不要重启核电厂，强调核安、核废料处理以及战争风险等问题仍未解决。在这一集节目中，我们访问两位专家从围绕核电的安全争议到核废料与战争风险，一起拆解台湾重启核电的议题。 谈到核电，最难避开的问题之一就是核废料。长久以来，反核团体认为高放射性废料可能持续影响数千甚至数万年，而台湾至今也还没有最终处置方案。不过，清大原子科学院院长叶宗洸则认为，随着新一代核能技术发展，高阶核废料未来未必无解。 叶宗洸: “核废料的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我觉得在过往一直都被夸大。我现在跟你讲话，我所在的位置就在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我现在正在参观他们的EPR2，这个新世代的这种快中子反应器。核能技术几十年的发展下来，我们对于这种长半衰期的核种，就我们一般讲几千年、几万年半衰期的这种核种到底要怎么处理？我现在所在的爱达荷国家的实验室，他们本来就在发展这种所谓的快中止反应器，这种装置反应器就是针对这种长半衰期的核种，他把它拿来这种反应器来作为它的燃料，所以以前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现在只要透过这种快装置反应器就可以来进行处理，而且进行处理之后，原来长半衰期的这些核种，可以把它转化成那种短半衰期只有一、兩百年的核种，那这种一、兩百年的核种，你只要找个适当的地方做个储存，几百年之后他们自然就回归天然背景。所以以往大家认为说不可能处理的那种长半衰期的核种，现在透过新式的核能技术其实都可以解决。那台湾现在几座电厂都有那种干储的设施。从炉心到用过的燃料池，你就先把它放到这个干式储存厂去做暂存。我刚刚讲的这种块中子反应器的技术还持续在进步，那我们估计大概10年，最快10年之内就会有这种所谓熔岩室的反应器。这种反应器是属于第四代的技术，它很特别，他可以把核电厂这种用过的核燃料直接拿来做作为它的燃料。所以大家可以更有效地去使用这些燃料。然后它本身的这种技术呢，就可以把长半衰期的核种直接转化成短半衰期的核种，和以前没有办法处理，现在都已经有办法可以处理的。”  除了核废料问题之外，另一个外界关注的焦点是台湾核电厂的设备老化。台湾多座核电厂已经运转数十年，重启之前是否真的能够确保安全？ 叶宗洸: “如果已经没有办法发挥原来的功能，那就更新，也就是为什么核电厂重启之前要做安检，要做测试。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高压帮浦，高压帮浦到底经过40年的使用，他是不是还可以用？因为我未来可能要再用20年或者再用40年，因为美国电厂的延役都是20年跟40年，那所以他需要经过这个安检的安全检查跟测试啊，如果不堪用的就换个新的就好了。其实包括机涡轮机、发电机都是一样的概念。他们都已经使用几十年了，因为要重启，所以它必须要全面的做测试，做安检，那发现已经不堪用了，或者发现它几年内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就把它换成新的，这个就是安检的目的啊。那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有些人会质疑说，为什么以前核电厂的执照只有40年？那是因为当初美国为了怕核电这个技术成为电力市场的最大赢家，所以它为了反托拉斯的这样子的顾虑，所以它才给它40年的执照。其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核电厂超过40年就不能够运转，包括材料。现在美国的核电厂几乎都已经进入延役的阶段，就是从原来的40年到60年，那还有超过大概将近十部的机组，现在执照也已经更新到80年，已经有美国的先例在这边了。所以台湾这一次的这个报告和跟核三的延役，我们要比照美国这边的做法吗？所以我刚才强调说，安检跟测试反而是一件好事，让台电知道说哪些设备需要更新，哪些需要更换。就在这个时候检查出来之后就进行更新跟更换。”  而除了核安与核废料，台海局势也让核电是否安全出现新的讨论。台湾气候行动网络总监赵家纬认为，战争中的核电厂可能成为战略目标。 赵家纬: “分析核电的安全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如果核能厂的内部因为一些道路中断，他们又受到攻击的时候，有些在安全设施的操作上面会没有办法去操作的时候，可能都会造成一些难以克服的一些安全意外的发生。这个部分来讲，我们都认为说重启核能可以去，因为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需求来讲的话，我认为都是没有考虑到说核能在战争的时刻，其实都会变成是一个战略点，可能都会变成是武装冲突，可能都会发生在周遭，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电力供应系统来讲话，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跟乌克兰的比较来讲的话，就是说乌克兰他们原本的电力来源来讲话，其实是非常仰赖核能的，但是他们在过去3年里面来讲，他们的最大核能厂，就是被俄罗斯所占据，然后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武装冲突在核电厂附近发生，引发全球非常大的恐慌。 但是在过去3年里面，其实乌克兰同步也在他们的很多关键技术设施上面去部件光电加上储能的设备，像是医院、学校都去部件的设备，所以它反而是让他们的在过去3年里面，他们很重要的一些电力来源来讲的话，其实反而是靠这些所谓的分散式的能源提供它们的电力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等于说这个战争发生四周的时候，国际能源署又提出一个报告，就是呼吁各国可以接近乌克兰，提升我们的能源韧性。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正在针对所谓的186个议程孤岛地区，就是发生台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因为道路中断，甚至是因为要电线杆的倒塌，没办法取得电力来源的地方，他还是要去复建所谓的防灾型的微电网。而这些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有助于去提升我们台湾的能源韧性。但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目前的设计都还比较是基于防御天灾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不是去因应人祸。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如果开始有像是乌克兰的情形，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  但叶宗洸则认为交战国家其实不会直接攻击核设施。 叶宗洸: “札波罗热核电厂，当初大家也是担心了，结果没有啊。他受到攻击的就是输配电系统。为什么两国交战不会去攻击对方核电厂？因为你攻击对方核电厂造成它辐射外泄，它所造成的影响不是只有受攻击国造成影响。攻击国本身就会受到影响。更何况大陆跟我们台湾最近的距离只有160几公里啊。福建的沿海上没有八座核电厂，他不敢，所以他不敢攻击台湾，因为到时候攻击台湾之后。如果真的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到时候这些辐射物质一样会飘散到大陆去啊。所以大陆本身也会造成影响，这个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当初在攻击乌克兰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去攻击它的核电反应器，因为如果乌克兰的反应器出事，造成严重的辐射外泄，俄罗斯自己也会受到影响。”  2011年的福岛灾害至今仍深深影响亚洲社会对核能的观感，那场事故也让许多台湾民众担心，地震频繁的台湾是否真的适合使用核能。对此，叶宗洸表示，台湾核电厂的设计与福岛不同，因此不必过度类比。 叶宗洸: “我已经可以保证，在台湾，包括目前的这些核一、二、三厂，还有包括还没有正在封存当中的核四，未来都不会面临类似福岛一样的核子事故。为什么我敢做这样的保证？第一个福岛它核电厂的设计，它的紧急用电源设在地下室，所以当海啸入侵福岛电厂的时候，它这些紧急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全部都被海水淹没，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所以整个福岛电厂它是全面全黑的状态。我们讲全黑，就是说这个电厂里面丧失所有电源，所以才会导致后来的如金融海啸跟它整个的事故。可是在台湾我们的紧急用柴油发电机，不像福岛电厂，福岛这样的设在地下室，而且福岛电厂它的高层位置是刚好贴在海平面，所以它门一打开，外面就是大海。我们台湾的核电厂不一样，包括我们的核一、二、三，他们的高层位置都是超过十二公尺，一直就是说距离海平面还有十二公尺高的一个高度，那第二个紧急用柴油发电机，它都在地面上面，它不是像福岛一样放在地下室就上，海啸真的有这么高的高度进来，我们的井就柴油发电机也不会被淹没。而且日本福岛电厂，它因为海外的断层，在错动的时候，它断层跟海岸线是平行的状态，所以它能载错动的时候，海啸的高度就会变得非常高。可是在台湾不一样啊，我们的几座核电厂都没有跟海岸线平行的断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海啸高度。因为在福岛它的海啸高度高达十二公尺以上，可是当敌方只有五公尺，而它根本阻挡不了海啸。 在台湾我们找专家已经做过评估了，在这几座电塔，它最高的海啸高层位置核一核二都没有超过三公尺，都在二点六公尺、二点八公尺，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它们高层位置都在十二公尺，所以根本不会受到海啸的影响。核三不太一样，核三因为它有一个菲律宾，菲律宾断层的末端刚好跟核三的海岸线呈现平行的状态，所以那边的海啸高度稍微高一点，大概是十公尺。可是核三本身的高程位置就已经超过了十二公尺了，所以就算有真的很大的地震，造成十公尺的海啸，其实它也不会入侵核电厂。但是我们现在的核机关都要求这个核一、二、三、四都要另外加盖海啸墙，提高他们的防海啸的能力。所以未来我们在抗海啸能力的部分，绝对要比福岛出事这个核电厂还要来得高很多。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台湾自己开发出来的技术叫做断然处置措施，当然，处置措施最主要的概念是它有一个移动式的电源车，它平常把它停放在比核电厂还高的大概十公尺左右的一个高度，但当它有需求的时候，在把移动式电源车移到核电厂附近来提供电源，我们这些从事核能研究工作的这些人，才敢做出这样的保证说。未来类似福岛的事故已经不可能再台湾发生。”  核能是否应该重返台湾，牵涉的不只是供电问题。从能源安全、核废料到战争风险与核再阴影，支持与反对，双方各有各自的担忧与理由。而随着台湾重新讨论核能的角色，另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当资源与政策焦点重新回到核电是否会影响再生能源的发展？

中东海湾战争导致海上航运交通改道，科学家们近日发出警告说随着在南非沿海大型货船数量的增加与当地鲸类相撞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成为鲸鱼死亡的主要原因，一些专家们正在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危险。 小心与鲸鱼碰撞：这是南非沿海地区出现的最新警告，虽然发生船舶与鲸类之间的碰撞风险在该地区由来已久，但科学家们和环保人士近期已将其视为一个严重问题，主要因为中东海湾战争持续，让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远洋货轮改变航道，经过好望角，导致发生这类船只与鲸鱼相撞事件更加频繁。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类研究中心主任埃尔斯·弗米伦解释道 :“南非西海岸附近有一条被称为本格拉洋流的区域 , 这是一个海洋生物非常丰富的海域，鲸鱼在夏季会在这里觅食。而目前这里的船舶交通量明显增加，也预示着鲸鱼与船只相撞风险正在显著上升，成为中东海湾战争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 本月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类研究中心主任弗米伦主导撰写的一份关于此主题的科学报告已提交给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该报告结论指出，在南非海域鲸鱼与船舶碰撞的风险已“显著增加”。 绕经南非好望角货船增加成为鲸鱼死亡的主要原因 现在的情况是由于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通过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商船通行量已减少了一半，导致经过南非好望角附近的交通量翻了一番。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港口观察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3月1日至4月24日期间，平均每天有89艘商船绕过好望角，而2023年同期仅为44艘。 科学家弗米伦强调说 :“鲸鱼与远洋货轮碰撞风险的增加没有具体数字，主要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关于鲸鱼在我们沿海活动区域的信息，不过这些海上交通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必须考虑采取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 另外货船行驶速度也是一个问题：“速度最快的货轮也是发生与鲸鱼相撞事故风险最大的船只，数量已经增加了四倍。” 在提交给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的是航速超过15节（27.7公里/小时）的货轮，尽管具体碰撞事故大多缺乏具体记录，根据202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碰撞仍然是“鲸鱼死亡的主要原因”。 科学家弗米伦表示，现在海上货船交通的日益繁忙之时也正值鲸鱼种群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之际，自 2011 年以来有几个鲸鱼群体一直在南非开普敦到好望角附近进行季节性地觅食，这再次增加了碰撞的风险，因为鲸鱼在觅食时不太可能注意到船只。 降低风险的方法 为了降低货轮与鲸鱼相撞风险，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各种方法，如有必要减少船舶数量、降低航速，甚至改变船舶的航线，例如在南非水域有多种须鲸，在科学家们确切知道它们的位置之前，很难将船舶改变航行路线。 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替代航线，可以将碰撞风险降低20%到50%。 近几个月来，远洋货轮上的水手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促使科学家深入研究船只与鲸鱼碰撞问题。 科学家弗米伦强调说：“我们目前的工作还处于初步阶段，我们正在研究哪些措施最合适。” 科学家们强调不想指责任何人，保护鲸鱼等海洋生物项目需要各方合作，有关部门和航运公司与我们同样需要保护海洋动物。 科学家们正在深入研究寻找解决办法，并受到相关令人鼓舞的支持。

位于南部非洲的小国赞比亚近日成为国际舆论的一大关注点，这一方面是由于赞比亚政府突然决定取消原定于本周在首都卢萨卡举行的国际数字人权大会，据赞比亚媒体披露，此举或与有台湾参与者以及北京施压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经过数个月的斟酌，赞比亚政府本周宣布拒绝美国政府将医疗援助与矿业开采权挂钩的提案，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年初冻结了美国的对外援助之后，向非洲多个国家递交了有条件的援助计划，这些交换条件包括数据开放，以及给与美国企业优先的能源以及矿产开发权。赞比亚是全球主要的铜矿以及钴矿拥有国，而铜与钴都是今天开发新能源所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在该邻域中国企业在全球占据遥遥领先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赞比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资源丰富的国家提出了美国企业享受矿产资源开采优先权的要求，不过，与刚果金有所不同的是，赞比亚却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赞比亚政府为何向特朗普政府说不？ 尤其是赞比亚政府今年三月刚刚提出欢迎来自各国的投资以便达到将铜产量从2025年的近一百万吨提高至2031年的三百万吨的目标。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美国国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谴责赞比亚政府帮助中国企业掩盖污染真相，非洲舆论对此有何评论？赞比亚政府在五年内将铜产量翻三倍的目标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 法广电话采访了专注于报道非洲的媒体集团Mediamania集团的负责人Idrisse Linge 先生。 法广： 首先请您谈谈您如何理解为何赞比亚拒绝美国的医疗援助协议。 Idrisse Linge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已向许多非洲国家提出了新的美国医疗援助计划。 这项新计划涉及多个方面。 我们需要明确新计划的具体内容。就赞比亚而言，美国向赞比亚提供资金，比如20亿美元。然而，这并非是将这笔钱直接拨给各国用于公共采购，而是用于资助美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 随后将向非洲国家提供服务，以换取相应的报酬。 当然，这些服务并非是免费的。事实上，美国人的意思是说：“我们为前来合作的美国公司提供资金，但你们有义务只从这些公司购买一系列医疗卫生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我认为，就赞比亚而言，美国方面还希望优先获得关键资源以及个人，家庭以及公共卫生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赞比亚方面认为没有必要接受类似的融资机制，让美国为美国的公司提供资金，而赞比亚还必须偿还债务，并向美国提供有关人口和医疗保健系统的重要数据。” 此外，就优先授予美国企业在赞比亚在获取关键矿产的开采权的问题，这意味着要求赞比亚解除目前与其他合作伙伴正在达成的多项协议。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赞比亚拒绝的原因，这并非是赞比亚有意挑战特朗普政府，而是赞比亚政府确实根本无法接受。 这20亿美元与赞比亚所面临的风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法广 ： 那您如何解释赞比亚的邻国，同样是矿业大国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却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给于美国企业矿业开采优选权？  Idrisse Linge ：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这里涉及到支持该国东北部安全的问题。 该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各种武装团体活动频繁，其中卢旺达尤其受到指责，因此美国启动了一项安全行动。 这项行动旨在维护一定程度的稳定， 并促使各方停止对武装团体的敌对行动。 美国还参与了 洛比托走廊的铁路项目，该项目目前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最为有利。 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尚未开发的关键矿产资源潜力远大于赞比亚。刚果的国土面积也是赞比亚的三到四倍，矿产资源更为丰富。 世界银行估计，该国潜在的矿产价值约为24万亿美元。 因此，刚果民主共和国可以逐步扩大其合作伙伴网络。 而且，刚果民主共和国十分警惕，如果将精力集中在单一合作伙伴身上， 那么倘若有一天合作伙伴改变其运营方式，那他将会深受其害。 法广 ：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是在赞比亚，中国都是主要的矿产开发合作国，中国在上述两国是否拥有矿产优先开采权？ Idrisse Linge ： 不，中国对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优先开采权，中国只是恰好在这些国家需要资金重启经济的时候介入。 例如，赞比亚当时正陷入一个令所有捐助国都感到担忧的债务危机。 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向赞比亚提供贷款。 但中国却伸出了援手，提供贷款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并提前启动了融资。 事实上，中国是赞比亚最大的债权国。在赞比亚债务重组之际，面对近41亿美元的未偿债务， 中国主动积极参与其中。 就连法国当时似乎都有些犹豫。 因此，中国只是抓住了赞比亚的弱点，在赞比亚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 虽然中国的做法或许并不十分有效，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讨论中国介入的有效性 。而且必须明白的是，中国参与的逻辑截然不同，因为美国公司通常出于商业目的开采矿产。无论是像嘉能可 （Glencore）这样的公司，其大部分股份来自欧洲和西方基金，它们开采矿产是为了储存、出售，并在市场上赚取收益。 而中国公司——以中国洛阳钼业集团 CMOC为例，它收购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大的铜矿他收购这些矿产是为了构建生产链，因为洛阳钼业集团是中国电池生产巨头CATL宁德时代的一部分，而宁德时代是电池生产的领军企业。 因此其中的逻辑完全不同，而中国的参与仅仅带来了资金，却没有过问治理问题。 其后果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将67%的矿产出口都卖给了中国或香港，而香港今天实际上已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 法广 ：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美国国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谴责赞比亚政府帮助中国企业掩盖污染真相，您对此有何看法？ Idrisse Linge ：我并不了解细节，但我相信，根据我在其他国家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实际情况往往远超我们的想象。 我并不认为赞比亚政府是为了保护中国公司。 我们仍然需要一份关于此次事件的全面调查报告。 是否存在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情况？ 我相信我从赞比亚官员那里听到的也是这种观点。 即使采用最佳的环境标准和风险评估——包括与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相关的风险——这起事件是否能够避免？目前尚无 定论。 而现在的关键是谁来承担责任？ 是否存在一种机制，能够让每个人都承担责任， 谁来承担解决这个问题的费用？ 我认为令人沮丧的是，美国方面毫不犹豫地对中国企业进行攻击，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企业确实有可以指责的地方。 但类似的公司相当多， 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像嘉能可Glencor这样的公司。 嘉能可的总部当然在日内瓦，但如果你看看嘉能可的股东，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基金。 嘉能可也因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油田运营而饱受环境指控。 嘉能可也曾被指控腐败，但 它从未否认过这些指控。 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份美国报告固然重要，但需要放在美国的认知背景下解读，即中国在关键矿产价值链的掌控方面胜过所有国家，并在能源和经济转型方面提升了自身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召集了各国元首，特别是非洲和欧洲国家领导人，讨论如何更好地保障其矿产资源时的使用。美国人的处理方式实在是糟糕透了。 他们简单地告诉非洲人：“你们保持冷静，我们会来夺取我们需要的物资，将中国人赶走。 然后你们会看到我们会做得有多好。” 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  法广：赞比亚政府提出的在五年内将铜产量翻三倍的目标是否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Idrisse Linge ：是的，很明显政府声称他们已经改进了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有好几份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我一时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些——仍然强调了其中的风险。 因为，当我们谈论环境问题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矿业公司自身的生态系统。公司可以实施环境控制或保护体系，但事实是，社会和经济环境已被彻底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转的。 即使在采矿业，鉴于目前的采矿是在能源消耗减低以及其他成本降至最低点的前提下开采，类似的开采方式往往会会导致环境破坏，而这些破坏必须被重新评估。 我并不想仅仅指责中国人不尊重环境，因为从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来看，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还有其他公司也牵涉其中 。 而非洲国家并不总是有能力实施严格的环境监测。 当环境代价往往并没有被计入未来的采矿收入中。 到2030年实现100亿美元的采矿收入固然很好， 人人都会很高兴。 但如果我们因此而背负着70亿美元的环境债务应该如何计算？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计算采矿收入的净收益。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利润都流向了开采商，而环境债务却仍然由矿业国来承担。 确实，如何在增加矿产收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与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衡？这似乎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因此越来越多的环境经济学家呼吁将环境代价纳入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倘若将去污染所必须付出的费用纳入企业以及国家的财政统计，那么这或许会推动各方在保护环境邻域做出更多的努力。

镉和被称为永久性化学品的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和农药对人体有害，反复接触这些环境中的污染物质会让人中毒，一些减少有毒物质的方法有时繁琐且昂贵并无法排除人们在环境中反复接触的这些常见毒素，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身体排毒？ 环境中的化学毒素 镉和杀虫剂是已知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目前法国政府发布的健康警报却被没有重视这些污染物质，也日益引发法国民众的担忧，那么是否存在清除体内这些污染物的方法？ 大多数医生和毒理学家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目前完全避免接触环境中这些污染物，主要原因是镉、永久性化学品物质这些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无处不在。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更是如此，这些物质是由合成化学方法产生的，被称为“永久性污染物”。 巴黎西岱大学生物化学与毒理学教授、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研究团队主任泽维尔指出 :“接触永久性化学污染物质的三种途径是食物、吸入和皮肤接触，因此即使是食用有机、未经超加工且未用塑料包装的产品的人也会接触到这种有毒物质。”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减少接触这些有毒物质，并告知公众这些化学毒物在哪些地方。” 科学家指出虽然并非所有多氟烷基物质都是“永久性”的，但全氟辛酸(PFOA）和 全氟辛烷磺酸(PFOS）这两种最广泛存在的 永久性化学污染物质，分别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对人类致癌”和“可能致癌”，它们在人体内半衰期为两到五年，这意味着人体需要两到五年才能自然代谢掉一半的这类物质，从细胞层面来看，这算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排血指南 即使对于容易被排除的杀虫剂，例如有机磷杀虫剂或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减少接触仍然是有效的建议。这些杀虫剂会被人体迅速代谢并通过尿液排出，在急性中毒期间或在“公认的更易感时期”，例如子宫内或幼儿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是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于 2021 年发布的集体专业知识得出的结论。 但一些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探索加速人体排除这些毒素的方法，与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例如多氯联苯 (PCBs)、二恶英或有机氯农药不同，永久性化学污染物质不会在脂肪组织中积聚，而是倾向于与蛋白质结合，尤其是存在于血液和肝脏中。正因如此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探索了利用献血来清除 永久性污染物的可能性，尤其针对那些经常接触含有高浓度永久性化学污染物质的消防泡沫的消防员这一高危人群。 一项为期一年的研究发现，约有285名消防员每六周进行一次献血或血浆捐献，两种方式均能降低他们体内的永久性化学污染物质水平，结果显示血浆捐献更为有效，一年内平均血清永久性污染物浓度降低了约30%，该研究的作者在2022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承认：“不过血浆捐献流程更为复杂，而且该组消防员对捐献流程的依从性较低。” 注重预防更有效 镉与铅一样被归类为重金属，针对罕见的大规模污染，如工业事故等已有相应的处理程序，但风险在于，在人体里清除这些毒素必需使用其他金属，因此也有副作用。 法国健康与环境工作组协调员帕斯卡尔指出，重点应该放在预防而非治疗上，我们需要停止指责消费者，最重要的是在减少使用这些化学元素从而减少环境中污染途径，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根据欧洲哥白尼计划这个全球环境监测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海洋表层水温比1993年至2022年间的平均高出近0.5摄氏度，正逼近新的温度纪录。 全球的海洋持续变暖，这是欧洲哥白尼计划通过分析卫星数据得出的初步信息，就是截至3月31日，广阔海域的平均表面温度已略高于21摄氏度。这比该计划海洋服务部门估算的1993年至2022年间的平均温度高出近0.5摄氏度。 缅因大学依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也报告了类似的初步估算结果就是到3月31日，海洋表明平均温度为21.12摄氏度，略低于预计2024年3月底的21.16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期间升高了0.57摄氏度。 法国国家气象研究中心海洋学家蒂博·吉纳尔多指出 : “这些数据表明，我们正经历着异常高的全球气温，接近2024年的纪录，误差仅在百分之几摄氏度之内。” 墨西哥湾、南大西洋和热带海洋等特定海域的升温现象更为显著 ,东北欧部分地区也记录到了超过1.5摄氏度的异常升温。 尽管情况不同区域的海洋升温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北大西洋部分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但目前总趋势是今年将异常炎热，这主要是由于海洋的热惯性造成的。科学家蒂博·吉纳尔多解释道 :“温度计数器不会在1月份重置：各个海盆会累积之前经历的温度 。” 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海洋第三个暖的年份，仅次于2024年和2023年，这为2026年海洋出现极端高温奠定了基础，而且从年初开始，海洋表面上就记录到了极高的温度。 珊瑚礁面临压力 全球海洋普遍升温首先让珊瑚礁死亡加剧 ，就是如同大气温度一样，海水温度持续上升。全球海洋热循环有两个峰值，分别在三月和八月，对应于南北半球的最高温度：北半球在八月底左右，南半球在三月左右，即南半球夏季末期。 过去几周是历史上第二温暖的三月，在此期间，全球约15%的海洋表面温度比当地平均温度高出至少1摄氏度。 分析预测到2026年底，我们能期待些什么？厄尔尼诺现象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它会导致赤道太平洋变暖，并改变大气和海洋环流。 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像2023年至2024年那样，再次给地球带来显著的热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海洋温度可能会非常高”。 墨卡托海洋国际组织的海洋学家卡琳娜·冯·舒克曼解释说 :“这些自然变化叠加在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变化之上，”并指出“地球系统中大部分多余的热量都储存在海洋中”。 这位海洋学家解释道 : “一些岛屿对海洋热浪非常敏感，热浪会破坏珊瑚礁，导致珊瑚白化等现象。而这些珊瑚礁孕育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例如，它们不仅为渔业提供了便利，还能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和洪水的侵袭，” 地中海正变得越来越热带化 海洋变暖入侵那个包括法国研究人员在内的多国研究人员感到担忧，如地中海正在变得越来越热带化，近年来该地区发生了多次海洋热浪，在2022年就导致了大规模的柳珊瑚死亡事件。 这些过热事件正在消耗生态系统。“这就像每年都会发生一场森林火灾，”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的研究员纳撒尼尔·本苏桑总结道。海水变暖不仅发生在海面，也发生在更深的水域。 科学家担心迁徙的物种也受到影响，就是海水极端高温持续多年，可能会导致大量鱼类种群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而且气温上升尤其扰乱了海洋物种的繁殖和发育。 球海洋变暖正导致鱼类生物量大规模下降，研究人员还建议将这些问题纳入渔业管理体系，尤其考虑到海洋物种还受到许多其他人为压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海洋酸化，这是由于二氧化碳溶解于海洋，也就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

美国政府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近日投票决定，允许墨西哥湾所有石油和天然气作业豁免遵守一项联邦法律，这个《濒危物种法案》（ESA）原本用于保护包括鲸鱼、海鸟和海龟在内的濒危物种。在墨西哥湾石油开采限制缩小引发环保人士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受进一步损坏的担忧。 这个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在3月31日进行短暂的闭门会议，一致投票决定通过，将墨西哥湾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排除在《濒危物种法案》的约束之外，也是30多年来的首次。 这个委员会做出本次豁免决定的理由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要让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将获准在墨西哥湾扩大作业规模，并无视所有环境法律。 这项措施是由被称为“上帝小组”（God Squad）推动的，该组织之所以得此绰号，是因为它是唯一有权凌驾于保护濒危物种相关法律之上的团体。“上帝小组”于 1978 年创立，在成立的三十年间只开过三次会，最近一次会议可以追溯到 1992 年。 路透社指出，这是三十多年来美国首次作出类似豁免，也是特朗普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推动国内能源生产的最新举措。特朗普一直表示，一些环保法规阻碍了美国能源行业的发展。 来自美国防长的压力 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由美国六名高官组成的委员会包括内政部长、农业部长、环境保护署署长、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署长及经济顾问委员会代理主席等，他们称因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要求，他们表示被迫投票赞成这项豁免。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出席了会议，并提出豁免申请，他认为此前的相关诉讼正威胁墨西哥湾油气生产。 美国国防部赫格塞斯表示 :“我们不能允许我们自己的规则削弱我们的地位，反而让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更加强大，正因如此，基于这些原因，墨西哥湾的开采豁免于《濒危物种法》不仅是一个好主意，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 《濒危物种法》允许美国防部长在认为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时给予豁免，而这项条款此前从未被使用过。 美国政府限制了本次会议的现场出席人数，但通过YouTube进行了现场直播，数十名环保人士在美国内政部大楼外举行了抗议活动。 尽管环保人士表达了反对意见，但也有人对本次废除豁免决定表示欢迎，其中包括美国石油协会的发言人安德里亚·伍兹，她称美国石油行业在环保方面已做出成绩。 削弱环境法 早在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就已提议放宽对美国濒危物种栖息地钻探、伐木和采矿活动的限制。 为了证明这一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合理的，特朗普政府官员声称，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减缓了墨西哥湾的石油钻探活动进展，取消这些保护措施将增加美国国家能源供应，并在当前能源供应危机时期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分析指出这是特朗普政府削弱《濒危物种法》的最新举措，《濒危物种法》是旨在防止动植物物种灭绝的环境保护立法基石，这些物种中就包括标志性的动物抹香鲸，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是在墨西哥湾，目前仅存约50头。 曾经在2010年4月，当时在墨西哥湾作业的英国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和井喷等事故，导致数百万升原油泄漏，造成超过20%的鲸鱼种群死亡。 墨西哥湾约占美国原油产量的15%，特朗普此前通过行政命令将该海域更名为“美国湾”。

中国河南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在上海以及香港上市，在非洲与南美都拥有重大矿产的世界级的资源公司，据公司网站的介绍，洛阳钼业集团今天是全球领先的铜、钴、钼、钨、铌生产商，亦是巴西领先的磷肥生产商， 2024全球矿企市值前50强第19位。不过，该集团的发展史也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国内国外的污染事件，今天洛阳钼业在非洲刚果金的一家分公司，TFM也因污染问题而受到当地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谴责，并将遭受当地政府的调查。 刚果(金)政府3月26日宣布要对洛阳钼业集团旗下的TFM公司的一家工厂30k的污染问题展开调查。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 (EIA) 和位于刚果金的环保组织 PremiCongo 十多天前发表了标题为“有毒的能源转型”的报告，报告揭露了世界最大的钴生产商洛阳钼业CMOC 集团在当地的30K的工厂造成严重污染，威胁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 中国在矿区的形象面临考验 该报告的参与者之一，刚果金的环保组织 PremiCongo组织的协调人Christian Bwenda向法广介绍了该报告的具体内容： 本报告是三年研究的成果，并得到了媒体合作伙伴的支持。 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个项目， 并受益于他们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报告内容包括监测矿业小镇附近村庄马纳马社区以及马诺马皮亚社区的居民投诉，居民们抱怨空气污染对他们的健康和整体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他们主要抱怨呼吸系统问题，包括持续性头痛和流鼻血。这些影响涉及 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包括成人和儿童、男性和女性。 2023年30k 工厂 投产之后不久 ， 居民们的抱怨就接踵而来，——该工厂之所以被称为30K工厂，是因为他们计划每年生产3万吨铜和钴。 由于这些投诉，我们决定开展更深入的调查，以确定工厂运营、其产生的污染、二氧化硫的排放以及居民健康恶化甚至农作物歉收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当硫排放量过高时，我们观察到不仅居民的呼吸受到影响，而且当地农田里的耕作无论是在田地里还是在社区的菜园里，它们的叶子都枯萎凋零。 我们调查的结论证实了硫排放是导致居民健康恶化的根源。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亲自前往工厂所在地，体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并验证了他们的说法。 我们调查了当地的卫生中心，研究了 工厂运营前后患有这些疾病的人数。  我们还邀请了卢本巴希大学的专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对大气中的硫颗粒物进行了研究。 我们甚至还委托国外实验室对我们的采样进行检测，以确定工厂排放与民众健康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我们的要求是该工厂必须停止运营，以便进行独立调查。 我们希望该公司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确保社区居民的健康不再受到威胁。我们还希望确定如何补偿受此事件影响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等等。 这些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更广泛地说，我们希望政府更加密切地监督矿业投资者的环境管理实践。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多数矿业投资者来自中国，我们认为 中国在刚果尤其是在矿区的形象正面临风险。 该地区有着悠久的采矿历史。 我认为，对于目前涌入中国的矿业投资者而言，在环境管理和人权方面漠不关心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洛阳钼业集团（CMOC）是全球最大的钴生产企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卢阿拉巴省运营两座大型铜钴矿，生产全球近一半的钴。其中，Tenke Fungurume Mining（简称 TFM）正是此次调查报告所涉及的矿场。钴是一种重要金属，主要用于生产锂离子电池，而后者是电动汽车的主要供能来源。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全球超过51%的钴储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之一，在电池制造和钴精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能源署指出，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电池由中国生产。2024年，中国精炼了全球78%的钴。由于本土矿山供给不足，中国钴精炼产业高度依赖原料进口。中国每年从刚果进口约7万至8万吨钴，占刚果钴出口总量的50%至55%。 洛阳钼业集团CMOC 的重要间接股东之一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其为大众集团、宝马、梅赛德斯-奔驰、沃尔沃以及雷诺-日产等多个知名汽车制造商提供电池电芯。EIA的调查表明，没有一家汽车制造商否认这一点。梅赛德斯-奔驰表示，他们已基于 EIA 的调查结果与 TFM 启动对话，不过，TFM否认存在二氧化硫排放超标的问题。 此外，除了高污染排放之外，自从2022年以来，已经有三批当地居民被强迫搬迁，根据当地社区居民的说法，TFM并未向被搬迁居民提供任何替代土地或住所，而只提供了一小笔现金补偿，其数额远远不足以覆盖搬家所需。并且，TFM公司还强迫居民在得知搬迁补偿的具体数额之前，就同意搬迁并签署文件。类似的行为均不符合刚果法律。 西方企业与中资企业在经营上有何区别？ 刚果金的上卡坦加省采矿历史悠久，洛阳钼业集团也是2016年从美国矿业集团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Freeport-McMoRan）集团的手中收购了TFM的股权，那么，在美国人经营期间，矿区的情况如何？ Christian Bwenda先生就此回答说： 总的来说，20世纪初在加丹加省成立的主要公司是比利时通用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它创建了上加丹加矿业联盟（Union Minière du Haut Katanga）。这是一家大型外国矿业公司，它是由比利时和英国的资本组成，自20世纪初以来就扎根于加丹加省。 简而言之，就社会责任而言，这家公司堪称是典范，可以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地区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它的存在。 之后还有其他公司，例如刚果矿业发展公司（Société de Développement Minière du Congo）。20 世纪70年代，一家日本的投资公司也参与其中。同样， 我认为正是这些公司推动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这些公司在教育领域投入巨资，兴建学校、医院等等。 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受雇于这些公司。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刚果（金）的国有企业开始衰落。 随着国家在战争后崩溃，国有企业也随之倒闭。21世纪初，矿业法进行了修订，向私人投资开放。 正是在那时，我们迎来了2002年后中国矿业投资者的大量涌入。我们都给予期待， 他们几乎收购了刚果（金）整个矿业部门，除了两三家瑞士公司（例如嘉能可）的股份外，其余公司几乎都掌握在中国投资者手中。 此外，还有加拿大投资者参与其中。 只有不到十家公司掌握在非中国国籍投资者手中。 以美国矿业集团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为例， TFM 矿业公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尊重人权和环境管理的典范。 公司成立之初，所有关于员工安置和社会责任的问题都得到了堪称典范的解决。 环境管理也是如此。 而且，这是一家开放的公司。 所谓开放，是指 它与社区和民间社会建立了持续的沟通渠道，乐于接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意见和建议。 因为我们还必须强调，刚果政府的力量薄弱，负责监管采矿业的政府部门在物质方面，尤其是在环境管理等方面，设备不足，难以有效掌控局面。但最重要的是公司自身的行为，堪称典范。 不幸的是，出于一些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2016年，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决定将出售陷入困境的TFM公司出售给洛阳钼业集团。 然后，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 ， 与受影响的社区和民间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的 桥梁 消失了。 这座桥梁不复存在。 公司开始独断专行。 它依靠政府部门来推行其理念和决策，尤其是在磋商方面。 磋商不再进行。 公司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强加其观点和决策。而刚果的法律规定，新建工厂前，必须先就工厂可能对社区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公司需要采取的缓解措施与社区进行磋商。然而， 这一规定并未得到落实。 法律还规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必须向社区公开，并发布在公司网站上。 矿业部的所有网站也必须发布相关信息。 然而TFM公司的30K工厂的修建四年后却依然没有遵守法律规定。 最后，根据法广3月26日收到的消息，中国矿业公司虽然接受刚果金政府提出的调查，但却不仅没有停止30K工厂的运用，而且，对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继续提出质疑，该公司的公告指出，公司委托Skyside公司开展的一项独立监测研究，采用风玫瑰图模型和大气扩散模型（艾尔舍德方法），结果显示，在所划定的研究区域内，所有评估时段内，敏感受体处均未出现超标情况。 不过，环境调查署EIA就此回应说，TFM采用的方法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这种方法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减弱二氧化硫排放峰值，而这些峰值会对人群造成严重的毒害影响。EIA委托的专家使用主动传感器进行的测量能够实时捕捉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两种方法的性质截然不同，TFM Skyside数据集中未出现超标情况并不与EIA数据中观察到的超标情况相矛盾。 洛阳钼业集团与美国养老基金 事实上，全球化使跨国集团的国界日益模糊，资本无国界。洛阳钼业集团虽然是一家规模庞大的中国矿业和贸易混合型企业，但其运作资金中也在逐渐吸纳美国的养老基金，据环境调查署的报告， 近年来，随着洛阳钼业集团产量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其股东基础也从最初以中国企业为主逐渐走向国际化。洛阳钼业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如今，包括摩根大通和贝莱德在内的多家美国大型金融集团都是该集团的股东，各自持有约1%的股份。 美国大型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也通过贝莱德旗下品牌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投资了CMOC。这些投资者包括新泽西州养老基金、纽约州退休系统、阿拉巴马州退休系统和保德信金融集团。因此，下一步要看美国的投资者以及西方的汽车集团对此一污染事件将作何反应。 刚果金这又一起当地居民与中资企业的污染冲突今后将如何演变？值得各方的进一步关注 ！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6年年初刊登了一篇由中美学者联合撰写的有关中国的绿色长城计划如何使新疆塔克拉玛干变成一个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沙漠碳汇的文章，文章引发了国际气候环保领域的广泛关注。不过，与此同时，以植树造林来抵消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近十多年来频频遭到质疑，除了对减低碳排放的可能是事倍功半之外，也有专家认为必须谨慎对待大面积改变地面覆盖所可能引发的难于预估的效应。中国国内与海外学者2025年10月份曾经联合发表文章，强调土地覆盖变化通过大气水分循环正在重新分配中国的水资源，科学家们通过对2001年至2020年间土地变化如何影响中国的水循环的观察发现，这些变化导致降水模式发生改变，更多水分被输送到青藏高原，从而增加了该地区的可用水量。而相比之下，中国东部和西北地区的可用水量有所减少，其中西北地区损失最为严重，原因是大量水分被输送到青藏高原。文章强调指出，了解这些影响对于规划中国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至关重要。 那么，土地的覆盖的迅速改变究竟会对水循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塔克拉玛干造林是否是动用了子孙后代的水源？法广为此专访了法国知名的水文学家，法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基金会专家Emma Haziza博士。 法广：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否首先谈谈您是否认为大规模植树造林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 Emma Haziza ： 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干旱的地方种植树木，这有可能是一个好主意，如果选择的树种适合当地的气温，如果当地的地下水也能够适应，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好主意。 因此，有很多因素会决定这究竟是好是坏。  但是，倘若地下水的活性很高，倘若在热浪期间高温天数增加，那么在一个承受压力的系统中，种植大量的树木就会从含水层中大量抽取水分并将其释放回大气中，这无疑会在十天后导致更远的国家（也许1000公里以外）降雨量增加，而就局部而言，就会导致已有的地下水资源的消失。 因此，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整合许多变数。 所以，在某些地方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显然已经取得了成效。 例如，在南美洲，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曾经因集约化畜牧业而遭到大规模利用和化学破坏的地区，通过重新种植合适的树种，我们重启了水循环，恢复了降雨，并创造了可食用的森林。这种方法在 沙漠地区也同样有效。 显然，树木会从地下水层汲取养分，而水循环的恢复可能发生在项目启动之初未必预料到的地区。 这有点像是玩魔术一样；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进行试验，尝试不同的方法，看看哪种更有效。 我们身处一个多尺度的自然环境中。 这意味着每个地方的土壤层都不尽相同。土壤 颜色也各不相同。 反射阳光的反照率也会影响外部温度，进而影响树木的蒸发速率。 许多因素都会发生变化，例如该地区的耕地面积。 水资源是否易于再生等等？通过实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无效。 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各地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试验，并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但也有一些试验忽略了一个事实：一棵树需要消耗1000升水，而这些水是从土壤中吸收的。 因此，如果外部温度不适宜，或者地表覆盖不足，就可能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并将水分带到更远的地方，而这可能并非是我们预期的结果。 必须对绿色长城的影响作出全面的评估 法广：也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没有普遍适用的放之四海皆准规则。 Emma Haziza ：这确实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当我们审视这条已经建成的绿化带时，就会发现它的规模是多么巨大。 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拥有了这样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广阔绿带，这确实会改变碳汇，但这种改变能持续多久呢？ 因为碳汇依赖于水循环，而水循环又与碳循环直接相关。 所以，只要土壤完全湿润，它就能成为碳汇；一旦土壤干燥，碳汇功能就会消失。 因此，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帮助我们理解了碳捕获信号的存在，因为它表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我们正在大规模地吸收二氧化碳。 但另一方面，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尚未完全了解水循环的平衡，也不清楚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当地灌溉量是否很大？ 它是否也会加剧干旱风险？ 总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和广泛研究，以确定这究竟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还是一个坏的解决方案。 法广：既然大规模植树所造成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问题是不是就在于项目的规模不应该如此之大？ Emma Haziza ：大规模的改变是否会带来问题呢？ 对于某些解决方案而言， 或许这正是所需的。但对于另一些方案，尤其是对沙漠的改造，影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地球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这种情况。 撒哈拉沙漠曾经水源充足，但由于风向的改变，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此可见，自然界能够自然地带来这种转变，但当人类进行此类改造时，则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如今，我们拥有了以往不曾拥有的工具，尤其是所谓的空间水文学。通过分析卫星图像，我们可以监测降雨模式、土壤湿度、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 我们可以从太空观测所有这些信息，从而了解水循环及其演变过程。 在未来几年，我们需要从水文角度出发，确定如此大规模的沙漠植树造林是否真正产生了积极影响， 或者它是否仅仅带来了我们始料未及的新问题。 无论如何，这确实将重启并改变水循环，因此需要持续监测并深入了解其根本原因。 我认为，未来真正的意义在于分析水循环、其变化及其后果，尤其在于尝试理解如何解读这些变化。 有时，当我们身处面积过大的区域、战区或尚未部署传感器的地区时， 卫星图像可以帮助我们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 变化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地球变暖导致的水循环加速。 如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迹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海洋层盐度的增加，这是由于水蒸发量大幅增加所致。 因此，我们看到一切都在加速运转。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还有许多极其复杂的变化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结果如何，你永远无法预料——或者说，这一切都需要监测， 当你在完全不适应这种环境的沙漠中种植作物，而沙漠下方可能存在含水层时，含水层会作何反应？ 这些都是需要澄清的问题。 情况总是有些复杂。过去，人们用水坝的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雄伟壮丽。而如今，人们则用植树造林的规模来衡量。 无论如何这总比我们大规模破坏 水道的自然流动要好得多。 我们曾以为可以驯服河流，而今天 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达到了人类干预的极限。我认为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首先，无论哪里有森林，我们都必须保护它们，而我们距离做到这一点还很远。 如今，我们正大规模地在餐桌上消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与森林砍伐有关的农产品。 我们仍在持续大量消耗全球地下的含水层。 今天许多地下水层已不再是可再生资源，这一点如今已显而易见。 此外，我们采取行动并非为了炫耀或标榜自己的成就，而是为了努力理解如何通过降温和控制气温来增强韧性、恢复生态环境。 所有这些都需要长期观察和评估，我们需要努力理解它，这样，如果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如果不是，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借鉴。 植树造林有积极意义 保护已有的森林更重要 法广  ： 北京已经举办了两场论坛，介绍其在植树造林方面的经验。 去年12月还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举办过了第四场介绍塔克拉玛干沙漠治理经验的论坛， 非洲能否从中国的经验中获益？ Emma Haziza ：我们能否将一项实验的结果应用到其他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并尝试理解它告诉我们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每次实验都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们必然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因为非洲的土壤地质层结构不同 ，土壤类型不同，种植的作物种类也不同。 因此，我们很可能在中国看到有益的结果，却发现这些结果在非洲可能不那么显著，反之亦然。 我们很可能发现中国的碳封存量可能只有3%，而这将使非洲土壤的碳封存量大幅提高。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朝着植树造林的方向前进，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善土壤反照率，而不是继续走一条只会让我们走向死胡同、加速水循环的道路。树木仍然是缓解气候变化的最佳因素， 它们通过蒸发作用降低周围空气温度 。 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带来新的降雨，因为雨水来自土壤和植物，而植物的存在正是雨水的源泉。 那么，这些雨水会落在哪里？又会如何转化？ 它们会在其他地方引发洪水吗？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详细分析的问题，而今天我们能够观察到，因为我们拥有了相应的工具。 非常感谢法国水文学家，法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基金会专家Emma Haziza博士接受法广的采访。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今年年初刊登了一篇由中美学者联合撰写的有关中国的绿色长城计划如何使新疆塔克拉玛干变成一个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沙漠碳汇的文章，文章引发了国际气候环保领域的广泛关注，西方各大媒体纷纷聚焦报道了这一气候领域近期来难得的积极消息。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必须谨慎对待类似的大面积改变地面覆盖的行为。 事实上，中国的绿色长城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中国工人日报2008年报道曾经指出，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文章引述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表示，在一些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地区，虽然造林成功，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在他看来，用树木去阻挡土地荒漠化的效果，远不如用草在源头“捂”土壤明显。还有学者表示,为了生态的目的，强行改变一个地区的植被状况并不是明智之举。 另外，除了退支水资源的隐患之外，中国国内学者去年10月份也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土地覆盖变化通过大气水分循环正在重新分配中国的水资源，科学家们通过对2001年至2020年间土地变化如何影响中国的水循环的观察发现，这些变化导致降水模式发生改变，更多水分被输送到青藏高原，从而增加了该地区的可用水量。而相比之下，中国东部和西北地区的可用水量有所减少，其中西北地区损失最为严重，原因是大量水分被输送到青藏高原。文章强调指出，了解这些影响对于规划中国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至关重要。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迄今为止全球植树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森林面积增加了约4150万公顷，其中70%以上来自人工造林。根据北京大学学者朴世龙团队的评估，2001—2023年中国植被持续变绿，速度相当于全球均值三倍。 那么，土地的覆盖的迅速改变究竟会对水循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塔克拉玛干造林是否是动用了子孙后代的水源？ 中国绿色长城的模式是否可以供其他国家的借鉴？ 在中国植树节以及世界森林日的前夕，我们请美国与法国的专家来方方面面地梳理一下上述问题。 法广首先电话采访了人为造成的生物圈碳汇：塔克拉玛干造林项目的影响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杨佳妮女士，请她谈谈她这篇文章的撰写过程 :  法广： 杨女士，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你们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杨佳妮： 初衷主要是在卫星信号上看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森林覆盖度，这些指数在过去的20年显著上升。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反直觉的信号，然后会觉得会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于是我们深入调查了一下，发现过去有很多关于人工植树的报道，然后我们觉得它会对这种森林碳循环，然后造成一个正反馈，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还挺有价值的。然后我也参与到这篇文章里面做了一些分析吧。 法广 ： 能否请您把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杨佳妮：嗯，好的 ！ 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大规模生态恢复，然后已经在观测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可测量的碳汇。首先是通过卫星数据，还有碳循环模型，我们看到了三个非常清晰的变化趋势。首先是植被覆盖度，在过去20年中，有显著的上升，其次是光合作用的强度持续增强，第三是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在增强。目前呢，在已建成的沙漠边缘防护林区域，平均每公顷大概每年可以吸收1.7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所以从理论上推算，这种强度如果扩展到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听说这样可以达到每年约580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的估算，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就是全面绿化了整个沙漠，但是我们发现就是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全球最干旱的区域之一，这种生态的干预也可以让沙漠从碳中性甚至是弱排放转变为净吸收。 法广 ： 那你们的文章的资料主要是来自卫星观察，有没有人到实地去调查，或者是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边研究很长时间的学者提供一些数据？ 杨佳妮：对， 我们有清华大学的考察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实际调查的数据。然后呃，森林种植的那个绿化度是在不断上升的，这跟我们卫星看到的信号应该是一致的。 如何平衡碳收益与水资源管理？ 法广： 中国绿色长城的修建，其实是已经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然后也曾经有过一些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在戈壁沙漠上的植树。大片的树林，因为选择的树种不适合当地的气候，而且也有大规模的死亡。你们的研究有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啊？. 杨佳妮：确实就是中国早期一些防沙造林的项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您提到的选择不适宜当地气候的树种，然后大规模单一树种的种植，以及就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啊。但是塔克拉玛干经验与早期不同，它主要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它的绿化主要集中在沙漠边缘，而不是深入腹地啊，它多采用的是耐寒耐寒的物种和灌木，然后它是配合，都是滴灌等节水技术，然后这种也是国外引进的一些技术，它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长期工程，而不是短期行动。至于具体的就是树苗成活率，我们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统计这一数值。我们的研究重点还是通过，就是卫星观测，然后以及碳循环模型，看到整个植被覆盖度持续上升，这在宏观尺度上说明了生态恢复是稳定存在的。 法广 ： 2025年10月，中国学者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说中国的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正在改变水资源的分配。比如说东部的水资源在减少，西部的水资源在增加，我不知道你们这项研究有没有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杨佳妮：这个担忧确实是值得比较严肃地重视 ！ 我们的研究发现，降水长期趋势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植被确实增加了啊，这意味着植被增加并不单纯地依赖于气候变湿，而是与工程管理措施有关。不过，我们的研究没有直接评估地下水的变化，也没有量化区域水循环的具体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根据这篇文章确认是否存在透支未来水资源的问题，但是可以说就是碳汇收益与水资源消耗之间的平衡，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我们的数据表明，就是实际都是水略有增加，植被增加，可能会改变局部地区的气候，但是我们没有对地下水变化或者是区域水循环重新分配进行定量分析。因此这个问题有点超出我们研究的范围。 法广： 另外，中国已经在北京已经召开了三次关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植树造林的一些经验的介绍啊，然后呢，去年年底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也举行了第四届塔克拉玛干沙漠国际论坛，要加强中非在治理沙漠方面的合作，中国的经验是否值得他国借鉴？ 杨佳妮：塔克拉玛干案例在全球范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具备几个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国家持续几十年的投入，然后它用的也是本地适应物种的选择，然后配合科学监测的支持，以及工程生态的结合。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模板，因为首先它不同国家的水资源条件不同，它的自净能力也不同，它的管理体制也不同，它可能不像中国，可以投入几十年的一个政策的。这种投入它可能换了一届领导班子，然后资金链的管理体系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我们觉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个案例，它更像是一个可行性示范，而不是一个万能的方案，可能还是需要各个国家因地制宜。同时可能需要就是像联合国呀，世界银行，大的机构持续不断地在这些项目上投入，然后才可以复制这样的经验。我们的文章主要是想强调在科学管理和长期投入下，即便是就是极端干旱的沙漠边远地区，也可以成为一个功能性的碳汇区域，但未来必须在碳收益与水资源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但是随着亚马逊的碳汇减少，塔克拉玛干碳汇增加可能对全球碳循环是一个互补的机制呃，当然这其中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个也也会成为我们以后研究的方向。 确实，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资深研究员李肇新也向法广表示通过改变区域大气环流和水循环，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不同研究人员得出的结果也不尽一致，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结果通常和具体地理区域有关，普适性较低，除了沙漠变绿洲计划，黄土高原植树造林活动也有很多研究，结论也极具争议。地面性质的变化会影响降水的变化，从而对地面含水量，土壤干燥程度以及河流的径流量都会造成影响。 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请法国知名的水循环研究专家，Emma Haziza女士来谈谈她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刚刚落幕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再度将相关的讨论推向前台，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一场具有重大颠覆性的技术革命，评论普遍认为它将会重塑产业，提高生产力，推动全球经济的划时代的转型。不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开发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 ： 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 人工智能巨头谷歌的DeepMind 的首席执行官Demis Hassabis近日警告说，人工智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全球各国必须紧密合作，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可能会有恶人利用人工智能来从事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则是系统自身存在的技术风险，也就是说，系统可能会做出一些超出当初设计时设想的事情。而且，他同时还警告说，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已经明显显现出泡沫化。 除了上述威胁之外，人工智能开发所引发的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它对地球资源的大规模的消耗，除了必须提供大量的电能以及水资源之外，数据库的建造还需要大量的芯片等其他设备，这些设备的生产又需要大量的稀有金属，法国世界报近日拉响警报说，人工智能正在将地球的资源消耗殆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环保组织都对人工智能的开发持有保留。目前反对声浪最高的示威抗议来自走在人工智能开发最前沿的美国，美国媒体 报道说，近几个月来，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一些州的抗议者纷纷抗议阻止新建筑项目的提案。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甚至因其市长批准建设数据中心而提出将其罢免。美国国家公营广播电台NPR甚至评论说，人们对修建数据中心的抗议活动正在扰乱美国的政治格局，成为美国中期选举一大重要变数。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反对在社区修建数据中心？如何才能够降低人工智能的资源消耗？法广为此电话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电子工程系副教授任邵磊 。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美国民众为何反对修建人工智能数据库。 任邵磊 ：人工智能计算确实需要很多资源，首先需要大量的服务器，然后在运营过程中也需要很多电力，数据库的冷却系统也需要很多水，发电也需要很多水。因此，确实在美国全国各地也引起了很多当地社区的一些反对声音。不过，我觉得从社会整体来说，人工智能AI还是带来很多有益的价值的，不管是从科学上还是从医药研究，甚至还能够帮我们去抵御环保邻域的一些挑战，这都是有很多益处的。当然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方式，比如说产生一些图片啦，还有一些文字信息啦，这些可能有很多是娱乐作用，但是娱乐也有其必要性。我觉得大部分来说还是有益的。我觉得更多的问题是说这种益处和它对社区所带来的一些相对负面影响可能不是很匹配。因为很多资源，比如说电力资源、水电资源，他可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使得当地居民可能就面临电费增长这些具体问题，收益和当地的一些他们认为的付出可能不太匹配，因此才会导致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我觉得人工智能目前来说还是益处远远大于它的弊端。 法广：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工智能对资源的消耗引发普遍的担忧，是否有可能减少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例如降低人工智能的能源消耗？比如说，微软集团已经中国近期也有实验要将数据中心存到海水里，又如马斯克近日声称要把数据库送到太空等等，这些措施是否可行？ 任邵磊 ：将数据库存放在海底这种做法，微软几年确实尝试过，但他们后来就停止了。最近中国也开始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至于放上太空呢？当然马斯克他自己说，未来23年我们就会看到大规模部署，那还是有很多技术挑战，比如说散热，比如说发射的重量的限制，然后规模限制。我觉得无论是在海底还是在太空存放数据中心都是对现有的陆地数据中心的一种探索或者一种补充吧，但是很难说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内，这将成为主流，我觉得这些措施都必须面对巨大的挑战。 法广：而且太空中没有空气，如何来散热冷却？ 任邵磊 ：是，对能源消耗来说，太阳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太阳通过同步轨道可以几乎二十四小时的接收。而且还可以高效地接收太阳能，但是散热的话，因为几乎是真空嘛，所以它基本只能靠辐射来散热，辐射散热的效率就相对来说会比传导散热会稍微低一点，所以散热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要把一个大数据中心放到太空散热的话，那它的散热板就需要巨大的面积。 法广：那目前有没有一些可以推行的减低能源消耗的一些措施呢？. 任邵磊 ：如果我们笼统的讲去降低能源的话，那它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模型的构架、模型的调度变得更高效，但是随着需求增长，能源还是要增长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说要把化石能源变成清洁能源，将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问题，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然后空气污染物排放降低，那这个还是相对比较现实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数据中心放在那些比较清洁的电网当中，因为全世界不是所有的电力能源都一样的，有些地方可能更多的依赖于煤电或者其他化石能源，但是很多其他地方他可能更多的是风电、水电一些相对比较清洁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只是降低这种污染物，那相对容易很多，但是如果降低直接的能源消耗，这个比较困难，目前来说也不是很现实的一个方式。 法广：但是无论是国际能源署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对人工智能的能源消耗的预测都是非常地令人担忧。 任邵磊 ：是，它的增长速度确实相对于其他产业，至少短期内会高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看绝对数值的话，我个人觉得也还好，比如说即使在美国，1年前，美国能源部下属的一个编制发布的数据中心能耗报告，他们预测说2028年美国数据中心整体可能会占到全国用电量的6%到12%左右，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增长率还是假设得比较高的，相对其他行业也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看能源的话，其实能够消耗的总量来看还可以承受，目前的巨大挑战是基础的电力设施是否能够支持高峰时的需求。假如我们能够把能源需求平摊到1年365天，而且平摊到每个小时，那其實这个能源供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怎么能够在夏天，在冬天暴风雪的时候，在用电高峰的时候，满足数据中心所带来的增量电力需求？这是比较大的挑战。 美国建数据中心面临三大挑战 : 社区抗议与高峰期的水电供应 法广： 您是说必须要重新构建电网，是吧？. 任邵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吧。当然了，我们构建什么样的电网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共同努力的，因为如果去重新去构建煤电厂，可能对这个社区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污染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有负面的作用。 法广：是，但是如果用清洁能源的话，风电也好，太阳能也好，它有一个不稳定的问题。 任邵磊 ：所以大规模储能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其实很多气候变化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 法广：除了电能之外，还有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啊。虽然现在许多数据中心都有循环用水，但是它的用水量还是非常大。 任邵磊 ：用水问题要比电力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很难远距离的运送。输电也有挑战，但是相对运送水，要容易的多。这个水呢，笼统来看，数据中心有直接用水和间接用水，直接用水主要用于冷却系统，间接用水就是比如说发电了，生产芯片了，稀土的挖掘了。这些都是间接用水。间接用水在整体用水当中是占大头的。但是那些间接用水通常不是饮用水。我们如果考虑饮用水，它主要是用来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冷却系统的现在很多数据中心确实在内部就用的这种封闭的管道来循环液态制冷，但是它在外部它通常还是需要一些蒸发冷却系统作为辅助。比如说有一些大公司，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他们建的数据中心，号称是零用水，但其实你去看他们的审批报告的话，他们每年确实用水量不是很高，大概相当于100个家庭用水量，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峰值，他们在1年当中天气热的时候，用蒸发制冷剂做着辅助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水，如果你只看这个整体用水，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的用水主要是在局部以及巨大的峰值，那个对美国的水利设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美国有三千多个电力公司，就是服务这种消费市场的电力公司，但是有将近二万个社区或者公共用水系统，这些用水系统98%都是中小型的，大概是每个服务于三千多个用户，他们是没有资源来建设这种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来服务于这种峰值的需求挑战。所以美国现在也有很多声音说，他们能够资助当地去扩建水厂，否则那些扩建的费用可能就是要当地的居民来承担了。 法广：这是否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以及谷歌等企业要把数据库建在智利以及印度等国家？ 任邵磊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更多的是从电力市场考量吧，因为在美国现在要找到一块大片的电力供给还是比较难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报告说，未来几年可能建设数据中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社区的反对，第二挑战是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主要是公共用水的设施是否能够满足峰值的需求，但如果按用水总量来看其实应该还好。 非常感谢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电子工程系的副教授任邵磊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