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講粵威水

來賓: 粵諠配音導演一郎 現在都說「我手寫我口」，打字聊天，粵語講什麼，幾乎都可以打出來。不過，二、三十年前，譬如ICQ的年代，很多粵語字根本打不出來，想打，只能自己「造字」。問題是，自己造的字只在自己的電腦有效，換一部電腦就未必看得到。 粵語配音導演一郎說：「以前我哋好多字係打唔出嘅，譬如深水埗嘅埗字，鰂魚涌嘅鰂字，氹仔嘅氹，搭𨋢嘅𨋢字，就算自己部電腦造到個字，傳畀人哋，去到另一部電腦都未必睇得到，甚至會變咗另外一個字。」 直到Unicode，也就是統一碼出現，讓世界各地文字有統一編碼，很多常用粵語字也陸續收錄，才讓這些字可以跨電腦、跨系統正常顯示。 時代不斷進步，當然會出現新詞新字。這次新加入的粵語字，就包括大家近年常說的「hea」。它有休閒、無所事事的意思。過去通常直接寫英文「hea」，也有人以「辶」加「喜」造字，但沒有正式編碼，仍然不方便使用。 一郎說：「新字想要收錄到unicode，就要證明除咗發明嗰個人之外，真係有其他人使用，譬如書刊、雜誌、招牌等等，收集到足夠嘅實際使用證據，先可以提出申請。」 另一個有趣的新字，是「口」加「芒」，用來表示螢幕，讀音取自英文Monitor的「Mon」。這個字最初出現在粵語創作雜誌，後來其他作家陸續使用，累積了實際使用紀錄，才具備申請條件。 這次還新增了「X也」和「男也」，都讀他taa1，現在有性別多元運動，不想指名是什麼性別，就發明了X邊再加一個也字的「X也」，一郎說：「呢個字有啲疊床架屋，首先X邊，不是傳統的部首。企人邊的他本來就沒有性別，對應英文譬如they, 都是用企人邊的他，在英文上有人唔用he唔用she就會用呢個they，做單數的代名詞。」 至於「男也」，則是專指男性的「他」，這個「男也」字有文獻支持，發明女字邊的她字就已經有這個男字邊的「男也」字。一郎說：「不過可能唔常用，所以Unicode冇收錄呢個男字邊『男也』，淨係收錄咗女字邊嘅她。」 是不是很想馬上試試看打出這些新字呢?? 新字在加入 Unicode 後，必須更新字型與輸入法才能打出啊!

台灣人從零開始學粵語，要怎麼學得快、講得準？拍攝電影《我未許願先吹蠟燭》時，演員柯震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為了拍攝電影，柯震東從零開始學習粵語。粵語老師William說：「電影講對白，最好梗係希望觀眾聽得明，講得清楚又有情感，所以咬得正唔正就變得好緊要。」 因此，William一開始就教柯震東學粵拼，讓他先掌握發音的方法，再進一步學粵語台詞。「看懂了，先可以加入佢自己嘅情感。」 華語人士學粵語，基本上12堂課左右，便可以學到一套自學粤語的能力。「就算冇老師，按照之前學嘅粵拼，佢都可以自學、可以練習；去到粵語嘅環境，佢吸收得會畀其他人快好多。」 而粵拼，雖然是一套方便的工具，但卻不能完全套用英文的發音習慣。舉例來說，數字「7」用粵拼寫成「cat1」，如果按照英文的習慣去讀，發音就會完全不同。 除了發音，聲調也是華語人士學粵語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粵語九聲六調，譬如「詩史試時市事」六個音，初學者經常讀成「詩史詩時市詩」，所有平的音都拉成最高音。 至於想快速的學會粵語？William認為：「背台詞係好有效。冇台詞可以背，就先練習聲調嘅六字口訣，無論係《394052》抑或係《三碗半牛腩飯》，定係《詩史試時市事》，第一步先習慣呢個旋律，第二步就係由1數到100，再由100數返轉頭。」反覆練習數字，不只是訓練發音和聲調，也能練習用粵語唸數字時，書面和口語的兩種不同讀法。粵語裡的文白異讀，又是另一個要克服的難關。

來賓: 導演周鉅宏(阿B) 從以前到現在，以澳門作為主要拍攝場景的電影，真是少之又少。這次，一部台灣製作的電影不但把整個團隊帶到澳門拍攝，還讓台灣人氣小生柯震東從零開始學粵語。這部電影就是澳門新銳導演周鉅宏（阿B）執導的《我未許願先吹蠟燭》。 一個台灣團隊，為什麼要特別跑到澳門拍一部電影？因為這個故事本身就離不開澳門。電影講述一名小妹妹撿到一包賭場籌碼，但這些籌碼是泥碼，不能直接兌換現金；小妹妹又因為未成年，不能進入賭場。她遇上由柯震東飾演、從台灣來澳門生活的大叔，兩人於是想盡辦法，把籌碼換成現金。澳門的街景、賭場文化，甚至粵語，都自然成為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中一場戲，小妹妹替柯震東飾演的大叔慶祝生日，但柯震東卻連願望都沒有許，就直接吹熄蠟燭，也成為片名《我未許願先吹蠟燭》的由來。阿B說：「柯震東演嘅角色已經唔相信願望，對人生有啲失望，好多嘢已經唔相信，所以佢未許願就吹咗蠟燭。」 而故事會發生在澳門，這其實和阿B自己的人生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他說：「我嗰陣時，一半嘅人生喺澳門，一半嘅人生喺台灣。咁啱諗到咁樣嘅一個故事，就揀咗澳門嚟拍攝。」從一個想法開始，到真正投入製作，再到如今完成上映，前後足足花了十年。 這次帶著整隊台灣製作團隊回到澳門，也讓阿B有機會用不同的角度，重新拍攝這座自己熟悉的城市。他說：「澳門嘅景可以好近就好多樣化，有中式、西式，好多嘢可以拍，一個畫面裏面可以呈現好多嘢。」 而這種「不一樣的澳門」，也成為電影希望帶給觀眾的驚喜。有觀眾看完拍攝畫面後，甚至覺得很意外，原來自己熟悉的澳門，還有這樣的面貌。「就算係澳門人睇起嚟都會覺得好特別，估唔到可以拍出咁樣嘅澳門，澳門有啲咁嘅景。」 對阿B來說，醞釀多年的想法終於搬上銀幕，這一刻的心情實在難以形容。「拍電影呢，拍完之後覺得自己太渺小喇，好多人嚟幫你，好多意外，好事唔好事的意外都有，好多嘢其實係控制唔到嘅。導演純粹就係帶領大家，所謂帶領都係大家幫我手，一齊去做一個電影。」

電訪: 美國的粵語老師蘇貴珠 學粵語，有人覺得很難，有人卻覺得很容易。到底難不難，其實跟學習者本身的母語有很大的關係。很多英文母語者學粵語時，最容易受習慣影響。看到熟悉的英文字母，往往會下意識用英文的發音來讀。近年在美國積極推廣粵語，教粵語的蘇貴珠老師說:「廣東話好容易㗎，唔使捲脷，亦都唔使有磨擦音，但係有啲學生反而就係發音得太用力。」 而對很多普通話母語者來說，問題往往是發音太用力，或多此一舉的多了捲舌，反而需要一再提醒。蘇老師說:「雖然廣東話聲母韻母都多個普通話，音嘅組合係多過普通話，但係音嘅發音係簡單過普通話。」  在美國非華人社會，外國人為什麼會想學粵語？原因可以非常有趣。蘇老師說:「想追女仔嘅情況都幾多！亦都有好多係想搵返自己嘅根，佢可能係移民嘅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大咗之後想自己去學。」  對海外華人家庭來說，母語傳承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譬如第一代移民當年為了生活、工作，也希望孩子把英文學好，未必會在家中堅持說粵語。移民的第二代，粵語可能已經「唔鹹唔淡」。到了第三代，真的已經不會講粵語了，這才發現少了一種和家中長輩溝通的方式。  而粵語真正有趣的地方，也往往藏在這些日常生活裡。聲調一改，意思可能完全不同；家人之間用粵語說笑，翻譯成英文，意思或許還在，但原本的幽默和情緒卻可能都沒有了。  因此，學粵語不只是學一套發音規則，也是在學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對蘇貴珠老師而言，只要學生對粵語有興趣，她都會一步一步堅持教下去。「我從來唔唸難嘅，淨係唸自己想唔想做。乜嘢都驚呢樣驚嗰樣，有冇用？有冇成果，做人邊有意思㗎！」 學一種語言，難與不難固然和母語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想學的心?  

來賓: 美國粵語老師蘇貴珠 根據統計，粵語在全球有超過8千萬使用人口。不過，雖然世界各地都有說粵語的人，粵語教學卻一直缺少一套完整的制度。許多粵語老師都是靠自己的經驗摸索，自己設計教材、發展教學方法，一步一步累積教學心得。 從香港移居到美國後，一直積極推廣粵語教粵語，希望讓更多人認識粵語的蘇貴珠老師，自己開發教材，教各種各樣背景的人說粵語，她說：「而家有啲組織有啲團體係計劃緊咩認證呀，可能係考試合格喇就會有張文憑呀，你考試級數夠啦，就可以做老師。」 對她來說，有制度和認證當然可以讓粵語教學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但沒有文憑，也不代表不能成為好老師。而現在海外有不少粵語老師，都是從自己的教學經驗開始，慢慢建立教材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對粵語教學有熱誠有心。 對於母語人士想投入粵語教學，蘇貴珠老師說：「如果係粵語嘅母語人士，雖然可能冇學過粵拼，但係只要自己搞清楚啲聲母韻母，而家網路上面都有好多資源，點樣教人，都可以跟住學。」 不過，會說粵語和會教粵語，其實是兩回事。尤其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打擊學生的信心，特別不能打擊他們對粵語的興趣。蘇老師說：「粵語係有佢難嘅地方，但係任何嘢都係，對一個人嚟講，都有難有唔難，跟住一步步嚟就唔難㗎喇。」 而在美國，不少外國學生學習粵語，除了對香港文化有興趣，有些甚至是因為香港女生而開始接觸粵語。「有好多外國人想學粵語，就係想追香港嘅女仔。」 對完全沒有基礎的學生來說，蘇老師會從聲母、韻母開始，讓學生先掌握粵語發音的基礎。由於粵語有多個聲調，對許多沒有聲調語言背景的外國學生而言，既是一項挑戰，也是一個有趣的特色。 除了語言本身，文化也是粵語教學的重要部分。例如「四姨」和「死姨」，聲調一變，意思可能完全不同。透過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經常可以讓外國學生了解聲調對粵語的重要，也會讓他們對粵語更感興趣。

來賓: 粵劇劇迷朱仔 如果把這個問題想像成韓團、劉德華、郭富城，甚至歐美歌手來台灣開演唱會，台下的粉絲一樣跟著唱。大家喜歡一種文化，自然就會去了解、去學習，語言從來不是障礙。 而早在六、七十年前，廣東大戲就在台灣紅極一時。 大約在1950到1960年代，可說是廣東大戲在台灣最風光的黃金時期。當時國民政府來台，軍中有不少來自廣東、會說粵語的將領和士兵。其中，軍中要員梁寒操就是廣東三水人。當時在軍中就有四個廣東劇社，不但資源充足，也經常到各地勞軍演出。 劇迷朱仔說：「軍中劇社嗰陣時資源好多，四個劇社定期勞軍演出，可以話係台灣廣東大戲最風光嘅十年。」 後來因為裁軍，軍中劇社逐漸轉型，演員改組成立紅棉劇團，繼續把廣東大戲在台灣演下去。 除了台灣本地劇團，香港粵劇界也是廣東大戲在台灣發展的重要助力。朱仔說：「當時白派嘅白玉堂打先鋒，率先來台演出，後來新馬仔、鳳凰女、石燕子、鄭幗寶等等，全部都係香港當時嘅一流名伶，挾勢而來，自然引起更大的關注。」香港粵劇名伶陸續率團來台巡迴演出、勞軍，讓更多台灣觀眾認識廣東大戲，也把當時的粵劇熱潮推向高峰。 可惜，隨著時間過去，老一輩廣東人逐漸凋零，有人移民海外，也有許多年輕一代已經不會說粵語，廣東大戲的觀眾和演員也越來越少。 朱仔感嘆：「廣東人流失得好嚴重，後生一代好多連廣東話都未必識講，更何況廣東大戲。」 疫情前，台灣仍有業餘廣東曲藝社固定聚會、排戲、唱曲，但三年疫情讓活動中斷，不少人也沒有再回來。 朱仔無奈地說：「老嘅老，走嘅走，疫情停咗之後，真係已經搵唔返啲人返嚟繼續練唱操曲。」 回頭看這段曾經，廣東大戲能在以華語為主的台灣如此風光，也說明了一件事：真正決定一種藝術能不能流行的，不是語言，而是有沒有機會被喜歡。就像今天許多人喜歡韓流、日流一樣，在耳濡目染之下，觀眾自然願意走近，也願意學習。

來賓: 日本攝影師、香港百貨收藏者Miyuki 香港有「購物天堂」之稱，有的日本遊客到香港旅行，看到景德鎮瓷器，都會興奮地拍照跟Miyuki說：「你睇！香港嘅瓷器，好靚呀！」Miyuki卻總是哭笑不得地想：「係中國做嘅，唔係香港做㗎，你知唔知景德鎮距離香港有幾咁遠？」  這樣的誤會，不僅遊客，連香港本地人也經常忽略。在香港購物，究竟買到的是哪裡製造的商品？真正的「Made in Hong Kong」又還剩下多少？Miyuki說：「希望遊客喺買嘢嘅時候，都可以睇下嗰啲嘢係喺邊度做嘅，香港到底又製造過啲乜。」  在香港生活三十多年的日本攝影師Miyuki，多年來收藏超過三千件香港製造的生活用品，種類包羅萬有。其中，她特別喜歡暖水壺，目前收藏超過300個，大約有五、六十個是香港製造，其餘大多為中國大陸五、六十年代的生產。  以金錢牌暖水壺為例，上海有金錢牌，香港也有金錢牌，但設計風格卻大不相同。上海製造的暖水壺常見牡丹花、兔子、福祿壽等傳統吉祥圖案；香港製造的暖水壺則走簡潔路線。「香港做嘅暖水壺花紋比較少，單色嘅，加一個招牌，就係咁囉。」  近年懷舊風潮興起，香港製造的老物件越來越受歡迎。Miyuki說：「而家連後生仔女都會去買去收集，所以價錢貴咗好多，都有好多人買咗之後，又喺網路上面賣，可以講買賣更加方便更容易呀。」  Miyuki把自己的收藏整理出版成冊《香港百貨》後，她自己都很意外會引起這麼大的回響，更一再受邀舉辦展覽。她說：「有啲後生仔會講，真係從來未睇過呢啲香港製造嘅產品；年紀大少少就會講，我阿嫲以前屋企有呢啲㗎；再老一輩就會話，我以前就係做呢啲㗎。唔同年代有唔同反應。」  暖水壺、剪刀、飯盒、瓷器、鐘錶…...一件件看似平凡的日用品，不只是懷舊收藏，更記錄了香港曾經輝煌的製造年代，也提醒大家，下次到香港購物時，不妨多看一眼商品標籤，重新認識「Made in Hong Kong」的故事。

來賓: 語言收藏家蔡秉諭(小蔡) 很多人學一種外語就已經覺得頭痛，背了很多單字、文法，真正要開口的時候還是「雞同鴨講」。但很多多語達人卻同時會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語言，到底是怎麼做到的？身為多語達人之一的小蔡，本身就會十幾種語言。他認為，學語言沒有一定的方法，只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並持續練習。 小蔡與朋友創辦多語咖啡及台大多國語言研究社，接觸過非常多的多語達人。他發現，每個人的學習方式都不同，有人喜歡固定上課，有人靠自學，也有人透過和母語人士聊天累積語感。以學粵語為例，是否一定要學粵拼，一直都有不同意見。小蔡說：「我就有學粵拼，因為我有睇字典嚟學，並唔係每個人都要學拼音，而係要搵到一個可以令到自己堅持嘅方法。」有人唱粵語歌、有人看卡通、有人追港劇，只要有興趣才會持續下去。 不過，不管用哪一種方式，真正學會語言的關鍵還是實際去用。「你講嘅係你想講嘅嘢，唔係上堂學嘅嗰啲，如果你有溝通嘅經驗，你就會記得你講咗啲乜嘢。」想講得好就多講，想寫得好就多寫，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語言。 懂得多種語言，也讓小蔡在旅行中收穫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他曾在越南替香港遊客和只會越南話的司機翻譯，化解彼此的誤會。另一次，他在緬甸用越南話和一家越南餐廳的店員聊天，對方不但邀請他參加當晚朋友的聚餐，也讓他認識了更多的朋友，有的甚至直到現在仍然保持聯絡。 對小蔡來說，語言就是多了一個認識世界、連結他人的方式。「我覺得學語言就好似踩單車同游水，學識咗之後就唔會唔記得。但係最緊要都係要有同母語人士溝通過、用過，就唔會唔記得。」

電訪: 四邑話愛好者José 對很多在台灣的粵語母語者來說，只要身邊有聽不懂粵語的人，便會自然切換成華語；而在中國大陸，即使同屬廣東省，不同地區、甚至隔一條村，鄉下話都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少人聚在一起時，也會直接改說普通話。久而久之，母語的使用便愈來愈少，而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母語的使用能力在不知不覺中便一直退步了! 四邑話愛好者José說: 「語言是會忘記的，學了不用是沒有用的，不聽、不講，能力就是會慢慢失去。」就像香港、澳門，雖然聚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但平時大家習慣都說粵語，有時候認識很久之後，才發現彼此原來是鄉里。長輩們或許還可以「鄉音無改」，然而，許多年輕一輩對自己的鄉音，早就一竅不通了! José說:「咁樣嘅話，大概好快下一代就唔識得講自己嘅母語或者係鄉下話啦。」統一使用一種語言確實提高了溝通效率，卻也壓縮了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當一種語言只剩下長輩會說、年輕人很少用的時候，這種語言的未來就讓人擔心了。 然而，讓人非常意外的是，在網路上，例如美國、加拿大、東南亞等地，有許多年輕的四邑後代，雖然從小在非華語環境中長大，仍然積極透過社群媒體、或自製影片分享自己的家鄉話，而網路上也有不少討論四邑話的社群。 「其實好多人只不過係唔關注，尤其好多後生忙於工作，都冇諗咁多；反而海外有好多四邑人，一講到鄉音，好多人都好熱烈。」José說。 語言的流失未必來自排斥，可能只是因為使用的機會愈來愈少。當人人都為了「方便」改說同一種語言時，那些熟悉的鄉音、獨特的文化與地方記憶，也可能在一代又一代之間，悄悄流失。

電訪: 四邑話愛好者José 有說：四邑話保留了很多中古漢語的特徵，不管是發音還是用字，都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四邑話愛好者José就以新會會城話為例指出，新會話的人稱代詞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新會會城話來說，我、你、他的本字就是『卬、若、厥』，其中『汝』也讀作『你』，這些都不是現代中文常見的寫法。」此外，新會話也會用「該址」表示「這個地方」，「該址」這個說法聽起來就十分古雅，也反映出四邑話保留了不少古漢語的特色。 不過，即使同屬四邑，各地之間的差異仍然很大，不僅發音不同，連書寫方式也沒有統一標準。José表示，許多字都是依照發音來找同音字，甚至會出現只有當地人才看得懂的寫法。例如「CO」代表「這樣」的意思，但本字究竟是什麼，連本地人都說不上來；而「未曾」或「唔曾」快速讀，就會合成近似「盲」的發音；「唔好」講快了，也會變成一個特別的合音字「冇co」。這些說法，大概只有本地人才能理解。 雖然四邑話的書寫各有各的習慣、各有各的特色，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海外華人社區，四邑話的語言文化仍然保存得相當完整。José就曾經加入美國華埠一個以台山話為交流的群組，裡面的成員大多在美國出生長大，卻仍能說得一口流利、道地的四邑話。「我加入他們的群組後，發現大家雖然都在美國長大，台山話卻講得非常好，真的令我覺得很神奇，鄉音可以保留得這麼完整。」 認識了這些海外華人以後，讓人覺得神奇，也讓人覺得很感慨！大家想想.....已經移居海外好幾代的華人家庭，四邑話依然代代相傳；反觀現在四邑地區，不少年輕人卻只會說普通話了！還是這一句吧！人呀！總要失去了以後，才知道珍惜吧！

來賓 : 飲食作家包周 提起台灣小吃，滷味絕對是許多人心心念念的美食之一。然而，同樣都是「滷」，不同地方卻有截然不同的飲食文化。以潮州滷水為例，無論是滷汁配方、烹調方式，甚至追求的口感，都與台灣常見的滷味有著明顯差異。 潮州位於廣東東部，與福建相鄰，因此發展出的飲食特色，其實有別於傳統粵菜，又跟台灣口味有幾分相似。飲食作家包周說：「例如潮州粥，就好似台灣嘅粥，睇得到飯粒一粒粒，仲有粉麵、魚皮餃，同台灣人嘅口味都好似。」 在台灣，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是黑滷水，而潮州除了黑滷水，還有白滷水。包周說：「台灣做滷水的材料，多數用醬油、八角、花椒、肉桂、丁香、茴香，再配蔥薑蒜；潮州白滷水就唔用醬油，而係用魚露，香料大致相同，但一定會加南薑，南薑真係畫龍點睛。」南薑獨特的辛香，不僅能去除肉類腥味，也讓滷水多了一個清香回甘的層次。 除了配方不同，潮州滷味最具特色的，還是它的烹調方式。包周說：「台灣滷味通常係將食材長時間浸喺滷水入面，但潮州做法係浸一陣，再吊起冷卻，又浸又吊，反覆幾次先至入味。」 潮州的名菜獅頭鵝，就是經過反覆浸滷與吊起降溫，皮肉緊密貼合，肉質也能保持鮮嫩多汁。包周說：「潮州滷鵝講究三浸三吊，滷水係熱嘅，吊起就係等佢冷卻，令鵝皮收緊。如果皮同肉分開，就代表做得唔好。其實好似廣東白切雞，都係靠浸熟，而唔係一直煮。」 這種「浸熟」的料理方式，在廣東家庭其實十分常見，也反映出台灣與廣東對口感的不同追求。台灣多半偏好將食材煮透煮熟，吃起來更安心；而粵菜則更重視肉質的鮮嫩，希望食材在充分入味的同時，仍能保留滑順多層次的口感。 對台灣人來說，潮州滷味或許熟悉！或許陌生！但經過這樣攤開來仔細比較以後，卻也讓人看見，原來一道看似熟悉的料理，背後卻有這麼多的不同。

來賓: 粵語配音導演一郎 對於台灣的公文，很多新住民可能都有過「明明看得懂每個字，合起來卻不知道在說什麼」的經驗。每當有人膽敢在網路上表示看不懂台灣公文用語，卻總被批評是「中文底子不好」。看不習慣台灣的公文用語就是中文底子不好嗎？ 粵語配音導演一郎說：「我就覺得同中文底子係冇關係，台灣嘅公文用語係唔係真係睇唔明呢？例如鑑核，鑑賞個鑑、覆核個核，係明嘅！咁呢件事要鑑核，即係點呀？好似突然之間用咗另外一個講法，要時間去習慣囉。」 對港澳人士而言，像「請查照惠覆」、「鑑核」、「核查」、「如擬」、「卓處逕復」「爰經」「未便照准」....等詞語，精簡又文言，但日常生活中卻比較少使用。反而是「請確認」、「請檢查」等較口語的表達，在港澳公文中已經越來越常見。 除了用詞差異，機關之間的上下從屬關係不同，台灣的公文用字也有不同。譬如：上級機關稱「大，例如行政院，就稱大院」，平行機關則稱「貴，貴部貴院」，從稱呼用字，就知道是上級對下級，還是下級對上級。 其實，公文本來就是應用文的一種，有固定格式和模板。一郎說：「中文應用文對住嚟照抄，成個好似模板一樣定好曬嘅，只要抽換時間、抽換人名、抽換入面啲內容。」在港澳的學校課程裡，以前就有一科叫「尺牘」（現在還有沒有，倒是不知道了！）學的就是在正式書信裡的文言文格式與規範，然而在現代生活中，港澳的公文書信已逐漸白話化。 「公文嘅作用就係要同收公文嘅人溝通，當然文件要有板有眼，點樣有規範得嚟而又便民，方便大眾理解呢一個先至係重點。」一郎說。 對港澳新住民而言，台灣公文之所以像一道高牆，並非因為中文不好，而是不同地方在漫長發展過程中，雖然都是繁體字，都是華文，但早已形成各自的語體文和行政文化。想跨過這道牆，需要的不是學好中文，而是時間與適應。

來賓: 在台的粵語及越南語老師黃日麗 很多人說，學粵語其實不用特別上課。追港劇、聽廣東歌、和香港朋友聊天，甚至家裡有會說粵語的長輩，自然就能學會。然而，在台灣教粵語及教越南語多年的黃日麗老師卻認為，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在台灣的粵語課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歷史悠久的救國團，或是中國文化大學的語文中心，以及近年興起的社區大學課程。雖然仍有學習需求，但會主動報名學粵語的人數早已不如從前。一個班通常至少四人才開課，多數班級規模都只有十人左右。 即使如此，日麗老師依然堅持開班教學。她說：「可以教自己嘅母語係非常開心嘅事，如果太少講耐咗，有啲字會唔記得。我哋喺台灣住耐咗，真係會唔記得㗎。」 很多人以為：只要家長在家說粵語，孩子自然就會學會。但實際上，許多家庭為求溝通的效率，為求家庭和諧，為求更快融入台灣....等等許多生活現況，未必能夠長期堅持說母語。久而久之，孩子接觸母語的機會自然愈來愈少。 日麗老師同時教粵語與越南語。跟粵語相比，越南語在部分新住民家庭中的處境，更是複雜。日麗老師說：「有啲家庭，根本唔畀細路喺屋企同媽咪講越南話，因為越南話佢哋聽唔明，以為講佢哋壞話。」另外，也有學生認為，在學校由老師教，比父母教好。因為有課程、有作業，有一點點壓力，反而學得比較好。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母語，以及新住民語言的看法已經逐漸改變。以前，許多家長可能擔心孩子因為學了粵語或越南語而影響華語發音，現在反而開始鼓勵孩子學更多語言，希望未來擁有更多發展機會。 這樣的轉變，也讓日麗老師感受特別深刻。她說：「覺得自己嚟咗台灣可以做粵語老師，做越南語老師，而且係畀台灣嘅人民接受囉。」

電訪: FB「留德趣談」版主留德 「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每當說到移民、留學或生活，總有人羨慕外國的環境、制度與生活品質，彷彿只要換一個地方生活，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然而，FB「留德趣談」版主留德認為，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國家，真正重要的是那個地方是否適合自己。 從香港移居德國多年的他，在當地適應得相當順利。留德說：「係享受嘅，如果唔享受夾硬住喺度就攞苦嚟身。加上我對德國都算係認識，又識得德文，起跑線比較前，所以我就覺得喺德國嘅適應上係冇咩問題。」 不過，真正住下來之後，他也發現德國和想像中的並不完全一樣。 「首先第一就係德國嘅火車巴士經常遲到，原本以為德國人好重視準時，但係火車公共交通就調返轉，成日都遲到，最衰就係取消。」可能許多人對德國的印象都是嚴謹守時，但實際生活中，公共交通延誤甚至取消班次根本是日常，長途出差時尤其令人頭痛。 另一個讓他意外的，是德國人的世界觀。「香港人認識呢個世界係多過德國人認識呢個世界。對於自己所住嗰個鎮以外嘅嘢，佢哋可以非常唔認識。」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即使沒有經常出國，也很容易接觸到世界各地的資訊；反而有些德國人的生活圈主要圍繞在自己的城鎮與歐洲地區。 當然，德國也有很多值得欣賞的地方。留德說：「德國人普遍好節儉，譬如新出嘅手機、電子器材或者衫，佢哋唔會一窩蜂去買，慳儉同量入為出值得學習。另外，德國人亦都好尊重動物，尊重大自然，對大自然有一種敬畏。」 而德國與香港的文化，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譬如香港的廣東話融入不少英語和日語詞彙，德語也受到法語、英語、義大利語及土耳其語等影響，香港跟德國都是經過不同文化的洗禮之後，再建構出自己的文化。 因此，當有人詢問德國是否適合港人移居時，他的建議是：要看個人的性格與心態。 「你呢個人嘅性格係點樣？首先你鍾唔鍾意德國？有人會覺得德國好悶㗎喎，德國係冇香港嘅生活咁多姿多彩，係唔係頂得住呢？同埋你有冇心去學德文？有冇心融入當地生活？」 其實，不管移居到哪個地方，都要願意學習當地語言、理解當地文化。國外的月亮未必特別圓，但只要用開放的態度去學習，用心融入當地生活，就能活出自己的自在。

電訪: 四邑話愛好者José 四邑話一向有「本地鬼佬」之稱，意思是四邑話雖然屬於粵語的一個分支，但許多粵語母語使用者第一次聽到時，往往不一定能夠聽懂。事實上，四邑話本身只是統稱，就連同屬四邑話的不同腔調之間，甚至不同村落之間，也未必能夠完全互通。 身為新會人的José，曾到開平旅行，原本以為同屬四邑地區，語言差異不會太大，結果卻發現沒有想像中簡單。「開平同新會都係講四邑話，可能都差唔多啫，我就直接同佢講會城話，司機又聽得明喎。但係司機嘅開平話，佢又講得好快，我就真係唔得啦，好多都聽唔明。」 José解釋，新會會城話相對接近廣州話，因此廣州話使用者比較容易理解；但台山、開平等地的口音則保留了不少獨特特色。例如「邊擦音」，所謂邊音就是L音，擦音則是發聲母時，多一點氣流在舌上流出來，這是四邑話裏面其中的一個特色。 除了發音特色之外，不同地區的四邑話之間也有明顯差異。「最特殊嘅就係新會司前，新會司前同其他四邑話，從聲調、韻母同而家所有嘅四邑話分別最大，如果係講得好快嘅司前話，一般四邑人可能都聽唔明。」 有趣的是，新會司前從地理位置來看，其實已經被「通行」的四邑話所包圍，卻依然保存著明顯的地方特色。José說：「可能係台山、新會會城係當地比較熱鬧嘅地方，自然吸引比較多外來人口聚集經商貿易，無論係買貨賣貨、講價都要溝通，可能係因為咁樣嘅關係，受到外來語言嘅影響，可能就會多少少。」 也因此，對外聯繫越頻繁的城鎮，語言越容易受到周邊方言影響；相反地，交通比較不便利、人口流動比較少的村落，反而保留更多當地原有的口音特色。以江門市區為例，由於開埠比較早，長期吸引廣州、佛山等地商人往來經商甚至定居，部分地區的口音就跟廣州話相當接近，只保留部分四邑話的語音特徵。 雖然四邑話經常被形容為「本地鬼佬」，但只要多接觸、多了解，很快便能掌握。事實上，四邑話與廣州話之間存在不少語音對應規律，當熟悉這些轉換原則後，理解四邑話便不會這麽困難了。

電訪: 四邑話愛好者José 以前曾經，有的觀念認為：「鄉下話學嚟冇用！唔使識」。尤其對很多離開鄉村，到廣州、香港澳門等都市讀書工作的人來說，甚至會被提醒：「到咗港澳要講多啲白話，唔好講鄉下話。」然而，來自廣東新會、現在澳門工作的四邑話愛好者 José，卻反其道而行，投入時間研究、記錄與推廣自己的鄉音，還意外在網路上獲得很多回響。 20歲前一直住在新會的José，直到成年後才到澳門讀書和工作，但一口港腔粵語卻說得自然流利。他笑說：「從細大家都係睇香港嘅電視，聽嘅又係香港嘅歌，珠江台都係講白話，從細就識聽。」至於日常生活，他就是和家人、街坊講會城話長大。 很多人以為中國大陸推廣普通話後，學校裡便完全禁止方言，但 José 回憶，90年代時情況其實沒有想像中嚴格。「以前有啲老師上課都係講白話，再老一輩嘅老師甚至直接講會城話。」雖然小學時已有「推普」政策，但一放學，根本管不到。「小學嗰陣時都真係有推普政策，班幹部都會捉人記名，但係一放咗學之後大家都係講鄉下話，冇人阻到你嘅。」 在廣東，很多人都能在鄉下話與廣州話之間自由切換，只是能否完全沒有口音，就因人而異。而為了淡化鄉音，的確有的家庭「很用心」例如全家只說普通話，這也算是中國很多家庭很普遍的現況。 改變José 想法的，是在澳門大學求學時的一位教授--來自杭州的教授邵朝陽。「佢係杭州人，為咗研究四邑話入面『九』同『狗』嘅發音差異，專登開車去江門潮連做田野調查。」這件事讓 José 十分感動。「聽咗之後覺得好佩服，一個杭州人，母語又唔係四邑話，但係對我哋嘅鄉音咁重視。」反而不少本地人，連自己的鄉音都未必清楚。 從那時開始，他決定為自己的鄉音做點事情。José 後來在網路上結識一群同好，一起研究與推廣四邑話，甚至在端午節時，用不同腔調朗誦詩句，意外吸引了不少網民關注。最讓他感動的，不是點閱數，而是留言中的共鳴。 「有網民同我講，多謝我哋保留咁多鄉音，聽到覺得好親切。」其中一則留言更令他印象深刻：「有人話自己以前好憎講鄉下話，覺得好『鄉下』，而家先發現原來自己嘅鄉音都可以咁有文化、咁有魅力。」

來賓: 語言收藏家蔡秉諭(小蔡) 以英文為例，許多人從小學到大，學了十幾年，卻還是不太敢開口說。也因此，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能同時會七、八種，甚至更多語言？ 多語達人小蔡認為，學語言最重要的，其實是「想溝通的心」。小蔡說：「想用呢一種語言同人哋溝通，有呢個心就會學得快。」剛開始講的時候，當然會不太順，但只要願意堅持，就會越講越自然。 而且，語言與語言之間，其實存在許多關聯性或共通性。當會的語言越多，也會越容易學新的語言。 小蔡說：「譬如我學廣東話嘅時候，因為我識講台語，台語同廣東話有啲發音好似㗎，譬如入聲幾乎一樣。」雖然台語與廣東話的人不能直接對話，但兩者都保留了部分古漢語特徵，在入聲與聲調上有不少相似之處，因此學起來會比較容易掌握。 除了台語之外，客家話與廣東話之間，也有相當類似的特徵。台灣客家話有不同腔調，其中海陸腔就與廣東話有些相似。「新竹嘅海陸腔比較似廣東話，如果都唔識對方嘅語言，海陸腔嘅客家話同廣東話亦都冇辦法對話，但係學音調嘅時候會比較快，因為音調好似。」 語言之間的關聯，不只存在於華人語言。小蔡在學習東南亞語言時，也發現許多有趣的共通點。像越南語因為歷史上深受中文影響，存在大量「漢越詞」，因此華人學越南話時，經常會遇到熟悉的詞語。例如廣東話的「豉油」，在越南話中的說法竟然也一樣。 除了越南語，高棉語和廣東話也有共通點，譬如高棉語跟廣東話都有書面語與口語之分。教材大多教的是書面語，但當地人日常生活中，其實會把口語與書面語混在一起使用。這些語言中的差異與變化，也讓他更加感受到，語言並不只是背文法與記單字，而是實際拿來使用。「我都有去上堂，不過上堂嘅嘢都唔記得曬，使用當中學嘅嘢就記得到喇。」 從華語、閩南語、客語，到英語、日語、韓語，再到粵語、泰語、越南語、印尼語、高棉語，小蔡目前甚至還在學藏語。「有機會我就學喇，唔係為咗賺錢，亦都唔係為咗考試，遇到有機會就學，對學語言有興趣。」因為學了這些語言，他也開始對不同國家的文化產生更深的興趣。除了東帝汶之外，他幾乎已經去過所有東南亞國家，而且不少地方還去過很多次。在旅行中，他也經常遇到語言帶來的驚喜。曾經在越南參加路邊活動時，當地人知道他來自台灣後，特地找來一位「會中文」的人與他交流，沒想到對方一開口，講的竟然是廣東話。

電訪: FB「留德趣談」版主留德 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思考的方法。同一句話怎麼說、一件事情怎麼命名、一個地方如何看待方言與口音，背後其實都反映出不同社會的價值觀、發展脈絡，甚至歷史經驗。 旅居德國12年的 fb「留德趣談」版主留德，長年觀察德國、香港與台灣的語言文化差異。他認為，語言確實會影響人的思考方式。正如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所說：「語言的邊界，即我世界的邊界。」語言某程度上，也定義了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例如，香港人與德國人都常被認為「講話很直」，但這種「直」，其實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留德說：「香港人嘅直有啲掘，而且直得嚟未必有禮貌，譬如：好耐冇見，死咗去邊？係咪唔識人呀！德文就唔會咁講嘅。」相較之下，德國人的直接，大多是「對事不對人」。在公司裡，會議中大家可以激烈爭論，下屬也能公開反駁上司，但討論完後，大家就「搭膊頭」一起去喝啤酒。 從語言的使用方式，也能看出一個地方對身份認同與文化的態度。德國擁有數十種方言，但過去一百多年來，標準德語一直是教育與正式場合的主流語言。留德說：「咁多年落嚟，大部分人都習慣，標準德語所代表嘅就係有文化有教養，方言就係老土，代表冇文化。」 不過，德國社會並不排斥方言。很多人平時講標準德語，但語句中仍會夾雜家鄉口音與用字，讓別人一聽就知道來自哪個地區。對不少德國人而言，方言是一種感情，也是一種鄉情。近年德國甚至開始推動方言復興，有些學校會教授低地德語，也有電視台與電台使用方言製作節目。 這種現象，其實與香港、台灣有不少相似之處。以台灣為例，很多人會講台語，但若真的要用台語朗讀一篇文章，應該大部分做不到，因為台語中的文白異讀，許多人的文讀能力早已失去。德國方言也有類似情況，「用方言嚟解釋數學物理，好多老師都講唔出來。」因此，學校教育主要以標準德語授課。 語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只是發音與文字，更會影響人們理解世界的方法。留德說：「一定會影響，因為語言就係思想嘅載體。」例如，同一段歷史，被稱為「起義」還是「暴亂」，不同用詞本身就已經代表不同立場，也會影響社會如何理解同一件事。 因此，一個地方能否容納多種語言，其實也反映出這個社會能否接受不同思維方式共冶一爐。留德說：「多語言係好事，但同時有共同語言，社會先容易團結。」這當然也有特例，譬如瑞士，瑞士就沒有通用語言。 在德國生活12年後，再回頭關注香港、台灣與亞洲的變化，留德坦言，身在歐洲，感受的確不同，會多了一種旁觀者的距離感，可以抽身來看整件事情。「從德國呢度去睇，可以將而家發生喺香港、台灣、亞洲嘅事，放落歷史脈絡。」德國曾經歷戰爭、分裂與重建，但最後仍逐步走向自由與民主，也因此讓他相信，即使世界局勢令人不安，「如果熟悉德國歷史，就會覺得，很多事情最後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來賓: 飲食作家包周 香港已故知名創作人黃霑曾經說過: 填詞其實很容易：「唔計重覆嘅歌詞，一首歌幾十個字就可以填完。」真的這麼簡單嗎？很多人實際填過以後，即刻面對的困難，就是---「唔啱音」。 對有心想學粵語的華語使用者來說，粵語，本來有的音就很難唸，更別說用這些「咬舌頭」的字音配合旋律來填詞唱歌了。飲食作家包周就用這個「很有挑戰性、又很好玩」的方法來練粵語。最近，她在各大平台推出兩首粵語創作，一首男聲版〈The Line〉，一首女聲版〈Too Close To Be〉，把學粵語變成一場創作練習。 包周從小學音樂，音感本來就好。包周說：「粵語呢種語言對我嚟講，就好似一種樂器，聲調嘅高低好明顯，好有節奏，所以填完詞之後讀下佢就知。」這種「本能式、音感式」的填詞法，真的是看天份看能力了。 因為旋律越慢、編曲越簡單，越容易暴露填詞的問題，所以這次的創作都是快歌。包周說：「呢次嘅創作都係快節奏，因為驚慢節奏會聽得出唔啱音。」換句話說，節奏越慢音樂越簡單的歌曲，對填詞人和歌手都是考驗。 即使這兩首歌，身為創作人的包周已經聽過無數次，但公諸於世的這一刻，她還是有點膽怯。包周說：「我有啲心虛，覺得最後一句有啲唔啱音--〈分咗條界〉，大家聽下啱唔啱音。」實際聽起來，那句歌詞有可能被聽成「瞓咗條界」或「瞓咗條街」，這種一兩個字的偏差，其實也是粵語填詞中的常見現象。 更有趣的是，包周這次還刻意把「最容易講錯的音」放進歌詞裡，例如粵拼 aa、oi、eoi 這些對華語人士特別困難的韻母。她笑說：「我係揀我錯最多嘅字嚟玩押韻，用呢啲字嚟填歌詞，當係練粵語。」 粵語填詞到底容不容易? 大家填過就知道了! 而對粵語的學習者來說，也許最重要的不是標準，而是像包周一樣，願意開口，甚至將學粵語變出這麼多有趣的實驗成果。

來賓: 飲食作家包周 教會的粵語詩歌，明明旋律優美、歌詞感人，但唱出來卻常常讓人忍不住發笑。比如《主能夠，主能夠 我信祂能夠》、《我能夠看見你的聖潔》，甚至《慈愛 我愛主 我能夠 主能夠》，聽起來卻變成「癡呆 我愛豬  XXX XXX……(點解一直講粗口??)」，莊嚴的氣氛瞬間變得滑稽。 原因其實很簡單---很多教會歌曲是從華語版直接唱成粵語版，卻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啱唔啱音?」  所謂「啱音」，是指歌詞的聲調必須和旋律的高低起伏相配。粵語的聲調變化明顯，如果旋律走向與字音不一致，聽眾很容易聽不清歌詞，甚至理解成完全不同的意思，於是就產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狀況。這也是粵語填詞的第一關。  從台灣移居香港的飲食作家包周，為了學好廣東話，從去年開始嘗試用粵語填詞寫歌。包周說:「我覺得我要畀自己一個動力去學廣東話，所以去年我就用廣東話來寫歌詞，但結果唔啱音。粵語填詞同華語填詞真係非常唔同，完全唔同概念。」  為了突破這個難關，她花了很多時間研究粵語聲調，甚至準備了一張「貓紙」，上面的口訣就是「394052」，先分清楚旋律的音階，再去找同聲調、同音階的字來替換，字本身的聲調同旋律搭配，這樣就唔會唔啱音。  此外，包周也特別練習以「oi」作押韻，例如「踢開、反枱、堡壘、離開」，這些都是華語使用者最容易「講歪」的粵語音。  以前歌曲創作大多是先有旋律再寫歌詞，但在AI的輔助下，現在也可以先寫詞，再慢慢調整旋律與聲音效果，一個人就能完成整首作品。包周最近在各大平台推出了兩首新歌〈The Line〉與〈Too Close To Be〉，以男女對話的形式，探討曖昧關係中的界線感。  包周說:「用廣東話寫歌，令到我廣東話都進步咗。喺我廣東話進步咗之後，靈光一閃，就突破啦，唔會再成日唔啱音。」

電訪: 在荷蘭的粵語老師阿Jay 我們華人學外語，無論是英語、法語、德語，甚至荷蘭語，往往都會覺得複雜。換個角度看，其實外國人學習粵語，同樣不容易。 在荷蘭長大的阿Jay，本身是藝術家，近年開始兼職教授粵語。學生當中既有在當地生活的華人，也有對粵語感興趣的西方人士。透過教學，他發現外國人學習粵語時，最困難的往往不是單字，而是如何將字詞組織成自然流暢的句子。「過咗一個初級程度，想晉級就會難一啲，譬如要講一啲感覺或者係人哋講咗啲乜，對學生嚟講就好難。」特別是描述情緒、觀點或比較複雜的表達，學生往往需要更長時間去掌握。  而發音也是另一個主要挑戰。一些聲母對荷蘭學生來說難以分辨，例如「追」與「吹」，部分學生甚至未能聽出差別。此外，粵語的入聲---例如「急、濕、失、筆、北」這些以 p、t、k 結尾的字，學生也很容易混淆。有的學生分辨不出差異，有的則把結尾讀得過於明顯，像在讀英語一樣「急P、筆T、屋K」，這些都需要慢慢練習才能逐步改善。  除了發音，粵語的一字多音與懶音，也讓不少外國學生覺得困惑。例如「琴日」與「尋日」、「呢度」與「哩度」，明明都是同一個意思。「以國外嘅學生，佢哋會覺得粵語好似少咗啲標準化，一個字點解可以讀咁多音。」因此，阿Jay在教學時，會先教比較傳統或標準的讀音，再介紹其他常見講法，幫助學生建立更完整的語感。  對於長年居住在荷蘭的華人來說，粵拼則成為學習粵語的重要工具。「學生認字，即係中文字可能唔認得，但係睇粵拼讀出嚟嘅音準，同本地人可以差唔多。」這是阿Jay感覺非常自豪的地方。(自己教的學生能講得一口標準粵語，當然開心囉!)  對阿Jay來說，學語言最重要的是能夠溝通，能夠傳達到訊息已經是成功的第一步。「對居住喺荷蘭嘅人嚟講，點學都冇可能同粵語本地人比，但係講得明、聽得明就得喇。」因此，他在教學上也強調實際使用，讓學生更有信心開口說粵語。  阿Jay從小在荷蘭長大，因為媽媽規定「在家只可以講粵語」到現在成為粵語老師，阿Jay透過教學與拍攝網上短片，讓更多人接觸粵語。對西方學生而言，粵語是一門陌生但有趣的語言，而透過這些語言的學習，也讓粵語在海外繼續被聽見與使用。

來賓: 學者、粵語配音導演一郎 過去幾十年，粵語配音的卡通曾經陪伴很多人成長，例如《小甜甜》、《哆啦A夢》、《龍珠》、《足球小將》、《相聚一刻》等，不僅角色與劇情深入人心，親切的粵語聲音與專門製作的主題曲更是經典。當年不少主題曲甚至由梅艷芳、張衞健、陳奕迅等歌手演唱，當時甚至年年舉辦「兒歌金曲頒獎典禮」。 然而，如今在台灣等地，粵語家長想為孩子尋找粵語配音的卡通卻變得困難，甚至需要翻找「古董」作品。粵語配音導演一郎，曾參與《涼宮春日》、《黑執事》、《高達》、《哆啦A夢》等卡通的粵語配音工作。他說:「從數量嚟睇，而家配上粵語發音嘅日本卡通真係越嚟越少。」  原因之一是電視台轉型，動畫播出時段減少，連帶壓縮配音需求；另一方面，串流平台興起，觀眾更傾向觀看字幕版以追求「同步日本」的速度，配音因此被邊緣化。一郎說:「好可惜嘅，淨係做字幕梗係比較快啦，有好多人最重要就係快，最好同日本同步，隔一日都覺得慢。」但對小朋友而言，配音仍然非常重要。「唔只小朋友，就算係大人，聽廣東話，始終同睇字幕係唔同，睇字幕點都係隔咗一層。」  除了粵語配音減少，另一個更明顯的變化，是粵語卡通主題曲幾乎消失。八、九十年代，不少動畫都會量身訂做粵語主題曲。但如今，即使粵語配音的卡通，也大多沿用日文歌曲。一郎表示：「而家唔好講話量身訂做寫一首新嘅粵語主題歌，就算係用日文原曲填上粵語歌詞，幾乎都近乎冇喇。」  為了填補這種空缺，一些動漫愛好者開始自行創作粵語歌詞。一郎也會為喜歡的動畫填寫粵語歌詞，再找人演唱。不過，這件事並不簡單。「日文嘅歌詞未必完整，有時冇主語，用日文歌詞照譯，又要啱音，仲要配合旋律長短，其實都唔容易。」  不過，版權問題也限制了這些創作的流通，多數只能在小圈子分享。但粵語配音與粵語動畫歌曲仍然有市場需求。以迪士尼動畫為例，至今每部製作仍會推出粵語版本，無論對白還是歌曲都有粵語版，顯示粵語的需求仍然存在。「其實都係睇投資者有冇睇到呢一個需求。」

電訪: FB「留德趣談」版主留德 「雖然好多香港人會同仔女講，學好英文就得，學好普通話就得喇，粵語講懶音呀，個個都係咁講㗎啦。」在香港出生長大，粵語對許多人來說就是習以為常，從未想過它有甚麼獨特。然而，當離開家鄉，置身在語言與文化截然不同的國度，反而會更重視自己的母語。對FB專頁「留德趣談」版主留德而言，長年居住在德國、用德文、學德文，也讓他反思粵語的特色與重要。 留德目前居住在德國的小城市，華人數量並不多，但只要是有大學的城市，華人相對會比較多，因為不少華人到德國升學，也有人在當地工作或經營餐館。在德國的華人除了來自中國、台灣、港澳，還有不少來自東南亞的華僑，例如越南、緬甸或柬埔寨華人。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人說的竟然是粵語。留德說：「越南餐廳嘅老闆就係講粵語，都好驚喜，始終冇諗過佢哋係講粵語，見到香港人佢哋都好開心，因為可以講粵語，平時好少機會講。」即使平日德文說得再流利，用母語交流始終才是最暢順、也是最能表達情緒的語言。 正因為平時講粵語的機會不多，留德在經營「留德趣談」專頁時，也經常書寫與粵語相關的文化觀察。他說：「都係一份鄉愁，或者係對於自己家鄉嘅思念，始終都係香港人喺香港長大，而且學得德文越多，反思自己嘅母語，亦都更加珍惜粵語特別嘅地方。」離開香港多年，再回頭看粵語與香港文化，也讓他多了不同的觀察角度。 例如德文名詞分陽性、陰性與中性，動詞有不少不規則變化，複數形式也相當複雜，對華人來說並不容易。然而，換個角度來想，外國人學習粵語同樣困難。留德說: 「譬如粵語嘅量詞，手機係一部，刀係一把，叉係一隻，都係餐具，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嘅量詞，都冇畀德文容易。」就算是母語人士，很多人也解釋不清，只會說「記住佢就得啦」，但當同時學過德文與粵語，便更能理解語言背後的邏輯與差異。 當然，每種語言都有容易與困難的地方。例如粵語動詞沒有過去式、現在式或完成式的變化，這對德國人來說反而比較容易。透過教德國人學粵語，留德也開始思考如何向外國人介紹粵語的特色，讓更多人理解粵語的有趣與文化。 在德國，許多人對亞洲語言的認識非常有限。留德表示：「知道咩叫中文已經好好，德國多數人都唔知咩係粵語，同佢哋講嘅時候，佢哋亦都會好驚訝，佢哋會以為中文只係得一種語言。」當他進一步解釋，歐洲三億多人都有幾十種不同語言，就算德國八千萬人口也有多種地方語言，而中國十多億人口，自然不可能只說一種語言。經過這樣的說明，對方通常都能理解，也會對華人文化產生興趣。 整體而言，華人對德國的認識，往往比德國人對亞洲的認識更多。留德認為，這與文化軟實力有關。他說：「德國有好多有名嘅哲學家、音樂家、文學家同科學家，攞過好多諾貝爾獎，足球員又好有名，攞過世界盃，香港人一般都知。但係香港嘅文化出口，例如廣東歌同港產片，雖然喺亞洲好紅，但去到德國始終有文化同語言隔閡。」即使在德國的國際電影節或電視上偶爾能看到香港電影，但仍然不是主流，因此德國人對香港認識不多並不令人意外。 另一方面，華人對德國也有不少刻板印象。例如很多人認為德文聽起來生硬、德國人做事嚴謹甚至嚴肅，這些印象其實與二戰電影中的軍人形象有關。留德說：「德文嘅節奏其實都好好聽，唔同人講有唔同語氣，語調好優美，而且除咗標準德文，仲有奧地利嘅德文同瑞士嘅德文，都比較柔軟。」從生活經驗中他也發現，德國人並非一絲不苟，生活中同樣會粗心、會出錯，與其他國家的人並無太大差別。 離開香港多年，當熟悉的語言變得不再理所當然，反而更懂得珍惜。 我們人都是這樣嗎? 只有在失去後，才知道珍惜嗎?

電訪: FB「留德趣談」版主留德 德國很遙遠嗎？相較於英美國家，德國對很多華人來說似乎比較小眾與陌生，尤其德文並不是多數人最熟悉的外語。但如果仔細想想，有很多來自德國的東西，可是從小陪著我們成長。例如: 街上的Benz汽車、許多人喜歡喝的德國啤酒盧雲堡、文學裡讀過的歌德、超市裡隨處可見的Kinder巧克力，這些來自德國的文化與產品，早已融入我們的生活。對香港人或台灣人而言，德國是一個既熟悉又有點陌生的國家，而一位香港人在德國的生活，也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FB專頁「留德趣談」版主從2014年開始移居德國，到今年4月已經在德國生活了12年。他的專頁，從新聞事件或歷史、語言、文化出發，從歐洲延伸至亞洲，帶出不同社會之間的連結與觀察，至今累積超過3萬多名讀者。 在社群媒體講求快速閱讀的時代，留德的長篇文章仍能吸引大量讀者，連留德自己也覺得意外。「喺德國住咗一段時間之後，喺2019年，想寫一啲喺德國生活嘅經驗，我自己都鍾意寫嘢，所以就開咗呢一個專頁，同世界各地嘅讀者分享喺德國嘅所見所聞。」他表示，讀者有來自香港、台灣、歐洲與東南亞等地，透過這個平台，也讓不同地區的人從德國或歐洲的視角，重新理解亞洲與自身社會的發展。 德國之所以讓人覺得遙遠，語言是其中一個原因。亞洲多數地區的第一外語是英語，因此對英美文化自然比較熟悉。但其實有的德文字，我們從小就已經在用。「譬如幼稚園kindergarten。細個經常問老師，點解kindergarten，Garden 是t不是d，有啲老師唔識得解，淨係講話背咗佢就係啦，如果識德文的話就知道，這是來自德文的字。」德文與英文同屬日耳曼語族，對於熟悉英文的人而言，學習德文會很有幫助。 而留德與德國的緣分，本身也有一點偶然。留德說:「我從中一開始就學德文，當時學校有興趣班，當時有兩種歐洲語言，一種係法文，一種係德文。本來想讀法文，但係法文班滿咗，就入咗德文班，就開始咗同德國嘅緣份。」這個不經意的選擇，種下他對德國與德文的興趣，也改變了他未來的人生方向。 近年來，前往德國的華人逐漸增加，有人因為留學，有人因為工作，也有人因為對德國藝術、音樂、文化或足球的喜愛而停留。歐洲各國地理位置接近，加上申根簽證制度，不管是持香港或台灣護照都可短期免簽證進入多個歐洲國家，這也增加了德國的吸引力。對於外地人而言，德國整體社會也相對友善。留德說：「華人或者係香港人，到德國工作都唔使好擔心種族歧視，因為自己有料，而且德文一定要有咁上下嘅水平，起碼要有C1、C2高階先至有能力應付日常對話，如果準備充足，遇到歧視嘅情況係唔多。」 德國或許不像英美那樣熟悉，但透過一位香港人在德國的生活經驗，從歷史、文化到社會制度; 從德國、香港、台灣到整個亞洲.....。許多看似不同的發展，其實都有相似的脈絡。當中的經驗，更是值得互相學習借鏡!

電訪: 「是像字體 Visual Fonts」的開發者 Jon 對「是像字體 Visual Fonts」的開發者 Jon 來說，設計字體不只是技術工作，更是一段重新學習自己的母語與文化的過程。 中學會考後，Jon 遠赴義大利與加拿大留學、工作多年，之後因家庭因素回到香港。身為化學博士的他，卻因為投入字體開發，才真正走入粵語與粵文的世界。 「學咗粵拼，甚至用粵拼嚟打字之後，先真係知道『佢』係讀許定係拒、『諗』係 lam2 定係 nam2，原來『硬』係 ngaang6。」他笑說，「講得唔標準，就打唔出嗰個字，所以一路做一路學，慢慢將啲音校返正。」 事實上，即使是粵語母語者，真正「學過」粵語的人又有多少呢？ 以港澳為例，多數人從小在粵語環境中耳濡目染，聽到什麼就說什麼，但對於粵語的系統性學習工具與資源，甚至如何隨著數位化，讓粵語進入不同領域，仍然有許多有待突破的地方。 以出版為例，在台灣，附有注音的書籍非常普遍，無論小說、散文、課本或繪本，小學課本更是幾乎每個字都有注音標示。但粵語呢？ 目前來說，同時附有中文與粵拼的小說，僅有蔡偉泉老師的《小王子》；如果是中文、粵拼、英文三語對照的出版品，也只有「冚唪唥」系列，總數不過幾十本。 「做粵拼書其實好花時間，市場又細，出版社要做好多嘢，但好小眾，呢啲事真係好少人願意做。」 也有人說：「聽歌、看電影就可以學粵語。」但實際上，歌詞與字幕大多是書面語，與口語差距非常大。 「例如『這件事情不是我負責的』，粵語會講『唔係我跟開㗎喎』，兩句完全冇一個字重疊，咁點用嚟學？」 在香港社會中，雖然粵文在網路上相當活躍，但由於教育體系長期未重視粵語書寫與拼音，不少人認為「既然會講，就唔需要學」。甚至當孩子寫粵文時，部分家長還會擔心影響中文能力。久而久之，許多人一提筆就只寫書面語，不寫粵文，自然也越來越不會寫。 不過，隨著語音輸入的普及，情況或許正慢慢改變。「而家講粵語就可以直接輸入粵文，喺睇到粵文嘅同時，就可以學返嗰個字點寫。」 Jon 開發的「是像字體」，也希望能被更多創作者使用，進一步擴大影響力。「例如老師可以用嚟做教材，創作者可以用嚟創作，接觸到嘅人自然會更多。見到有人用，其實真係會好開心。」

來賓: 語言收藏家蔡秉諭(小蔡) 語言，有人把它當工具、當技能，也有人把語言當成興趣。對多語達人蔡秉諭（小蔡）來說，學語言是很自然的事---不需要很費力，只要煲劇、聊天，就能學會了。 從華語、閩南語、客語，到英語、日語、韓語，再到粵語、泰語、越南語、印尼語、高棉語，小蔡目前甚至還在學藏語。只要生活中遇到、有機會接觸，他就學一點，久而久之，語言就這樣一種一種累積起來。 說到學粵語的機綠，其實很有趣。小蔡大學時有一位來自澳門的同學，經常和朋友用粵語聊天，讓他對粵語很好奇，很想學。不過當他請同學教自己時，對方卻笑說：「會聽會講不會教，不懂怎麼教。」這句話讓小蔡印象深刻，也讓他發現--很多母語者其實是「會用，但不會教」。 真正開始學粵語，是在進入職場之後。當時他的一位同事是越南華人，是到了台灣之後才學會粵語。於是，小蔡就跟著這位同事學粵語。他說：「同事的母語是越南語跟潮州話，所以一開始是用越南語來學粵語的。」 談到學習語言的過程，小蔡笑說：「一開始對一種語言不夠熟悉的時候，也常常把各種語言混在一起。」而粵語和台語一樣，都有文白異讀的情況，所以最好的學習方式，應該是聊天。他說：「看書學就會學到很正經的用語，煲劇才可以學到很口語的用法，最有用就是同母語者傾偈。」 在學粵語的過程中，小蔡還有一個特別的練習方式---就是反覆練習「香港機場」這四個字。因為「香」與「場」裡面都包含華語沒有的 oe 發音，需要特別練習。此外，粵語的長音與短音，也常讓華語母語者傻傻分不清。例如「雞」和「街」、「心」和「衫」，長音短音是否分得清楚，一聽就知道。 小蔡說：「我學粵語的時候，同事就這麼教我，逼我這樣練習。」因為這位同事也是後來才學會粵語，經歷過學習過程，因此在教學時反而更知道重點在哪裡。 除了粵語，小蔡學習各種東南亞語言的機緣，則來自他擔任《四方報》編輯的工作機會。這是一份專門服務東南亞新住民的報紙，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與高棉等五種語言出版。在智慧型手機與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許多來台工作的移工或新住民仍必須透過報紙取得資訊。也正是這份工作，讓小蔡接觸到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對東南亞語言產生興趣。 學了這麼多語言後，小蔡最大的心得其實很簡單：語言是一種習慣。他說：「很多母語使用者會說但是不會教。譬如台語，很多人音調很準，但要他解釋音調怎麼分，可能就說不出來了。」 在小蔡看來，語言最有效的學習方式，其實還是回到最基本的--多用、多說，尤其是和母語者對話。只要願意開口，語言自然就會慢慢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來賓: "味嚼喃喃"節目主持人、飲食作家包周 很多台灣人對澳門的認識，往往只有「澳門」這個名字，或是再加上賭場和蛋撻。對此，長期在台灣生活的澳門人笑著說：「如果能說出賭場和蛋撻，其實已經算對澳門有一點認識了。」 「你是澳門人？你家開賭場的嗎？」這也是不少澳門人在台灣常經聽到的「問候語」。聽起來有點有趣，但也反映出台灣人對澳門的了解其實相當有限。事實上，澳門已經有四百多年的發展歷史，是一座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並不只是賭場而已。 澳門人也常常成為朋友的旅遊顧問。當有人計畫到香港旅遊時，總會問：「香港有什麼好玩的？」不少人也會說，他們打算去香港玩，順便安排半天到澳門，一個下午、四五個小時，想知道澳門有甚麼好玩?  但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如果只是走馬看花，當然可以。但如果真的想認識澳門，可能要先想一想，你想看的到底是什麼。」 澳門雖然面積不大，但城市的風景卻很多變。對喜歡拍照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充滿驚喜的地方。一條街可能是濃濃的中國風，轉兩個彎卻突然像到了歐洲，再走幾步又會看到葡萄牙式的建築與廣場。不同文化留下的痕跡，在城市裡交錯並存，也讓澳門的街景多了幾分獨特的味道。 如果想看華麗的一面，賭場當然是很多人會去的地方。不過，賭場其實只是大型綜合娛樂空間的一小部分。裡面還有購物中心、餐廳、飯店、演唱會場地，以及各式大型表演與娛樂設施。每一家賭場的設計風格也各不相同。「真的是金碧輝煌，去了澳門，就像去了拉斯維加斯一樣。」 但對很多澳門人來說，更推薦的其實是慢慢走、慢慢看。因為城市不大，許多景點之間距離很近，走路反而比搭車更方便。於是，「走路」也成了澳門人最常做的運動。穿梭在小巷與斜坡之間，常常轉個彎，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風景。

來賓: 學者、粵語配音導演一郎 港澳人士在移居台灣後，生活中經常會遇到一種情況：明明寫的已經是書面語，卻仍然被提醒---「這不是台灣的寫法。」 舉例來說，餐廳告示，台灣常見的是：「為維護顧客用餐權益，本餐廳用餐時間限制為1.5小時，謝謝您的配合。」而在香港，可能會寫成：「本店座位有限，請包容搭枱，繁忙時段用餐45分鐘。多謝！」句子精簡，也更貼近日常說話。 同樣都是繁體字、都是語體文，讀起來卻有明顯差異。問題其實不在字，而在背後的語言。 學者兼粵語配音導演一郎指出：「文字就是記錄語言。既然講的語言不同，寫出來的書面語，自然會在語法、用詞和表達上出現差異。」台灣主要以華語思考與表達，香港與澳門則以粵語為主，因此即使寫的是「書面語」，句子結構與語感仍然不一樣。 如果差異再往前追，其實更明顯。文言文與現代中文，本來就是兩種不同時代的書寫體系；而到了今天，這種差異則更多來自「你平常怎麼說話」。 以粵語為例，如果直接把口語寫出來，也就是所謂的「粵文」，對不少台灣人來說，可能真的會「看不太懂」。同樣地，台語與客語其實也早就有漢字書寫的紀錄，例如民間流傳的「歌仔冊」，只是較少被主流看見。 一郎提醒：「寫中文不一定就是Mandarin！但教育體制往往只強調官話書寫，這會讓學生覺得自己的母語書寫是次等的。」當教育只有一種標準，久而久之，就容易讓人誤以為只有那一種寫法才是「正宗 」。 但其實，不同語言背景的人，本來就會寫出不同樣貌的華文。這不是對錯，而是很自然的結果。 再加上地域差異，華文的變化就更有趣。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語言生活，也自然會寫出不同風格的文字。因為文字本來就是語言的延伸---你怎麼說話，很難不影響你怎麼寫字。 也因此，台灣、香港、澳門，甚至東南亞華人社群，雖然都使用漢字，但寫出來的「華文」，其實各有各的味道。 有趣的是，現在有很多人政治掛帥，對一些字詞很不喜歡，例如「中」字、「華」字，「漢」字....。一聽到就有很多爭拗。其實「華語」這個詞，本身就有不同理解。在某些地區，「華語」泛指所有漢語族語言；但在另一些地方，則專指Mandarin。這樣的轉變，往往與政策有關。例如新加坡在李光耀時期推動的「講華語運動」，將原本多元的華人語言環境，逐步轉向以Mandarin為主。一郎認為，這種語言分類與命名，往往不只是語言學問題，也包含政治與社會治理的考量。 換個角度看，華文其實更像一個大家族。裡面有不同時代的變化，也有不同地區的聲音。有人用華語寫，有人用粵語寫，也有人用台語書寫，每一種方式，都在記錄各自的生活。 所以，與其一直在問「哪一種才是好的華文」，不如換個心情去看：原來華文可以有這麼多種的樣子。 當你開始習慣這些差異，反而會覺得很好玩---因為每一種寫法，其實都在悄悄告訴你，他來自哪裡，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來賓: 粵語配音導演、編輯一郎 之前，加拿大劇集《烈愛對決》在串流平台 HBO Max 上引發台港網民之間的字幕風波。一名台灣網民因不滿第二集的港式中文字幕而投訴，平台在24小時內迅速下架「繁體中文（香港）」版本；其後香港網民發起反向投訴，字幕才於數日後重新上架。看似單純的技術問題，卻意外掀出更深層的語言與市場矛盾。 學者兼粵語配音導演一郎指出，事件首先反映出平台處理機制的不一致。「平台在接到台灣網民投訴後，很快就認同字幕『質素差』並下架，但面對香港用戶時，卻變成罐頭式回應，這種速度與態度的差異，著實讓人疑惑。」他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影響用戶信任，也顯示平台對不同地區語言需求的敏感度仍然不足。 事實上，《烈愛對決》原本已製作台灣與香港兩種中文字幕版本。因此，問題的核心並非字幕品質，而是管理與呈現方式。「既然兩套字幕都已經製作完成，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同時上架，讓觀眾自行選擇，而不是因為一個投訴就下架其中一種版本。」這次風波，很可能源於設定錯誤，導致不同版本字幕交錯出現，進而引發誤會。 從產業角度觀察，這場爭議也反映出粵語在串流平台上的逐漸邊緣化。一郎指出：「雖然這件事發生在HBO，但HBO其實已經算是相對用心的平台，不少劇集同時提供台灣與香港中文字幕，有些甚至提供粵語配音，對多元文化的尊重相對較高。」相比之下，部分平台早年曾提供香港字幕，如今卻僅區分繁體與簡體字幕，有的甚至只剩單一版本。這種變化，與媒體產業結構調整有關，包括亞洲總部遷移與發展重心轉移，使本地化需求逐漸被忽視。 「即使同樣是繁體字，香港中文與台灣中文在用詞與語感上都有明顯差異，這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一郎強調。對母語使用者而言，這種差異十分明顯，但在平台決策中，卻往往被簡化為「同一市場」。 更值得關注的是用戶自身的選擇。粵語使用者普遍具有高度適應能力，即使缺乏本地字幕，也能接受台灣版本、簡體字幕，甚至直接觀看英文內容。然而，一郎提醒：「問題在於，當大家習慣『將就』，其實也在無形中放棄了自己的語言權益。有表達，才會有聲音，市場才可能作出回應。」 在這次事件中，因為有大量香港網民的集體反映，促使香港版字幕重新上架，正好印證了市場壓力的影響力。一郎認為，這不僅是一場字幕風波，更是一個重要提醒：「當有好的粵語製作出現時，觀眾的支持與發聲，就是讓這些作品繼續存在的關鍵力量。」 從《烈愛對決》的字幕事件，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次平台的失誤，更可能是粵語環境與香港中文逐漸邊緣化的狀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在效率與多元之間取得平衡，已經不只是平台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每一位使用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2026 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稱的「火馬年」。天干地支皆屬火，形成「火上加火」的格局，象徵這一年能量特別旺盛，行動力強、變化快、情緒與事件都來得直接而明顯。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適合推動計畫、實現想法的年份，但同時，也更需要留意能量是否失衡。 火的能量並非對每個人都一樣。有些人本身「餓火」，特別是冬天出生，體質寒涼的人，反而需要更多火的推動。在火馬年，這類型的人往往會覺得事情比較容易推進，想做的事也較有機會真正落實，是一個可以好好把握的年份。 但如果本身並不需要太多火，或是火氣已經偏旺的人，在火馬年就要特別注意節奏與平衡。過強的火，容易表現在情緒起伏大、急躁、衝動，或事情發展過快而難以掌控。這時候，就需要「向外找資源」，透過環境、作息、貴人或生活方式來調整能量。 進入火馬年後，可以先觀察第一個月的狀態，當作一個小小的測試。如果覺得運氣順、精神好、事情推展順利，代表這一年的能量與自己相合，可以積極一點行動；但如果一開始就覺得卡卡的、狀況不太順，也不必太擔心，而是提醒自己需要多做調整。 在傳統觀念中，若火氣過旺或感覺不順，可以透過「水元素」來平衡，例如隨身攜帶黑色或藍色的物品，讓自己慢下來，保持冷靜與穩定。同時也要特別留意作息與健康，避免過勞、熬夜或情緒累積。 整體而言，火馬年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年份，關鍵不在於火旺不旺，而在於能不能用得剛好。懂得順勢而為、同時照顧好自己的節奏，火馬年就有機會成為一個既有突破、也能站得穩的一年。

來賓: "味嚼喃喃"節目主持人、飲食作家包周 在台灣，最經常聽到的粵語，肯定是這幾句：「猴嗨森」、「猴腮雷」「識聽唔識講」「母雞抖」。除了「識聽唔識講」之外，另外那幾句，對粵語人來說，應該是看都看不懂吧！「講咩呀？」其實這是用華語拼寫出來的粵語，用粵語讀，當然聽不懂。但用華語讀，老實說，對粵語人來說也是嚇死人。 其中最嚇人，最讓人尷尬的就是「猴嗨森」。飲食作家包周說：「『猴嗨森』如果真的用粵語去聽，那個『嗨』的音，會讓粵語人瞬間聯想到粗口，就是女性的性器官，好髒啊！」這也是很多粵語人聽到時會尷尬又好笑的原因。 至於另一句經常被台灣人掛在嘴邊的粵語，就是「識聽唔識講」。有趣的是很多人說自己『識聽唔識講』，但其實是唔識聽、也唔識講，只是記得這一句而已。 在發音方面，台灣人學粵語，有些音就是很難發得好。譬如「雞肉」，經常說成「機肉」或者「街肉」，對於粵語裡短 a 與長aa 的差別，這真是台灣人的大難關。另外，很短的元音，a、o，例如非常經典的「陰謀」與「陰毛」、「恆生銀行」與「癢身銀行」，「湯通粉」變成「通通粉」或者「湯湯粉」，都是最考台灣人的地方。 其實，任何人學語言都有難關。粵語人說華語時，同樣有過不去的坎，尤其是華語的第四聲。包周說：「對很多粵語人來說，『鏡』跟『睛』真的分不清，常常會出現『我的眼鏡很痛』、『我的眼睛在哪裡』這種鏡睛不分的情況。」其實，這跟粵語聲調的演變有關，以前粵語的一聲是往下掉的，後來慢慢變平了，跟華語一聲一樣，所以粵語人要說好華語的第四聲，就要重新建構這個聲調往下掉的習慣。 總而言之，語言學習，只要多講多用都一定會越講越好。無論是台灣人學粵語，還是粵語人學華語，跌跌撞撞都是必經之路，而真正重要的，始終是那份願意學習對方語言與文化的心意。尤其現在在港澳，越來越多孩子成長過程中，使用粵語的機會正在減少；反而是在台灣，只要有人願意學、願意開口講粵語，就已經讓人感動。

電訪:  FB「港澳小不同。工程c李奧」的版主李奧 對於港澳的差異，網路上的標題黨總說---「一開口就知你係香港人？」「聽不懂這5句你就不是澳門人？」 香港人與澳門人的不同，一直都是一個非常有趣、也非常容易引戰的話題。因為港澳地理距離近，又同樣以粵語作為主要使用語言，但在教育、人的特質、工作文化與城市樣貌上，卻有著不少「唔講唔覺嘅不同」，每當有人具體點出這些差異的時候，總是讓人忍不住點讚。 長期定居澳門的香港工程師李奧，他在FB 創立的網誌「港澳小不同 工程 c 李奧」，目前已經吸引5萬多粉絲的關注，他的貼文也早已被不少「博主」轉拍成搶眼短片，原因無他--夠生活、夠具體，也夠「入肉」。 在李奧的觀察中，不少香港人對澳門，其實存在兩種截然不同、卻同樣有點失真的誤解。李奧說：「有的香港人覺得澳門比較落後，另有些香港人又以為澳門同香港完全一樣，冇乜分別。其實很多香港人對澳門是沒有認識的。」 以他最熟悉的工程行業為例，港澳的工作模式就有明顯差異。香港的大型工程公司分工極細，每個人只負責工程裡 5% 到 10% 的部分，但要求做到極致專精；相對地，澳門老一輩工程師往往是「一腳踢」，對地盤五、六成的工序都有基本掌握，但未必每一項都做到最尖端。 李奧解釋：「所以，澳門嘅大型項目經常都會搵香港公司嚟做，但嗰啲細工程，香港公司又未必做得嚟。」行內常講的「大雞唔食細米」，其實就是成本效益未必「啱數」。 相較之下，透過新聞、影視與流行文化，澳門人對香港的理解反而普遍比較多。對於香港某些制度或成果，澳門人也是不乏肯定與欣賞；但同時，對於在澳門行之有效的一套做法，許多澳門人也很有澳門意識，認為香港是香港，澳門是澳門，未必凡事都要「學香港」。 而最顛覆外界想像的，是「誰比較有錢」這個問題。一般印象中，香港人似乎比較富裕，但李奧從自身接觸為例，卻有不同看法。他形容澳門有很多「禾稈冚珍珠」的隱形富豪。主要因為澳門樓價前些年急速上升，不少早已置業的基層勞工，一下子成了「包租公」。李奧說：「澳門有好多做基層工作的人，可能已經有幾層樓收租，但你喺街上係完全唔會覺得佢好有錢。」 另外，城市景觀更能反映出兩地管治文化的不同。李奧很老實的說，初到澳門最不習慣的就是到處都是僭建：「通街都係僭建，家家戶戶都有花籠，仲有天台屋。」相比之下，香港早在七、八十年代已大規模清拆違建，加上持續推動重建，低層唐樓如今已所剩無幾。 至於居住環境，香港劏房之小，簡直是香港奇蹟。其實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遠低於澳門。原因之一，在於澳門法規對房間與客廳的最小面積有明確規定，因此發展商現在的做法是「不間房」，只提供示意圖，交由業主自行規劃空間。 其實，港澳之間的不同，並非標題黨說的這麼簡單。只有真正走入生活，才會認識到這些不同當中的有趣。

來賓: 粵語配音導演、學者一郎 之前因為基隆一間甜點店在商品名稱中使用了「青提」，意外掀起一波關於「青提是不是支語」的網路論戰。原本只是甜點命名的小事，卻讓整個台灣社會突然都認識了這個詞，也再次點燃近年常見的「獵巫」現象。那麼，「青提」到底從哪裡來？是不是支語呢？ 在粵語裡，葡萄叫做「提子」，綠色的葡萄就是「青色的提子」，簡稱「青提」。粵語配音導演一朗解釋：「對粵語使用者來說，綠葡萄同青提，其實係一樣嘅嘢，冇乜分別，亦唔會覺得特別文雅。」換句話說，青提並不是什麼新潮說法，而是粵語裡再日常不過的用語。 但爭議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更政治性的問題--港澳已經回歸中國，那港澳用語就是「支語」？一朗直言，這就像香蕉是甜的，檸檬是酸的，硬要說香蕉與檸檬都黃色是同類。一朗說：「以政權或者土地疆界，或以語言嚟分類，都係唔同嘅分類，全世界好多國家，一個國家裡面就有多種語言；同時，一種語言亦可以橫跨好多個國家。」粵語正是一種跨國語言，使用者遍佈世界各地，祖籍也不一定就是中國大陸。 至於中國大陸出現「青提」的說法，其實也是語言傳播的結果。眾所周知，中國大陸一向說「葡萄」，這個詞從漢朝就已經出現；「青提」反而是近年才在中國部分地區出現，多半因為從港澳地區引進商品。為了凸顯新品種、製造「比較特別」的感覺，便借用了港澳的叫法，久而久之，詞語便開始擴散。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對非粵語使用者來說，「青提」可能聽起來比較高級、比較文雅。一朗笑著舉例，這就像同樣是拍泳衣照，日本寫成「水著寫真」，有些人就會覺得「級數唔同」。詞語帶來的感覺，本來就很主觀，也經常用在商業行銷上。 如果真的要追究詞源，一朗指出，文獻其實很清楚：「提子呢個詞最早嘅記錄，係喺19世紀末嘅香港，嗰陣係港英時期，係香港本地出嘅詞。」隨著交流，語言自然會傳播、擴散。這種現象，古代如此，現代在網路加持下更是飛速擴散。 另外，華語、閩南語、客家話、粵語所用的詞，都有一些共同的來源，用到相近詞語再正常不過。「語言如果有生命力，就一定會有新陳代謝，有舊詞消失、新講法出現，呢個唔係壞事，反而係健康嘅象徵。」 或許，比起急著貼標籤，更值得做的，是理解差異，考究詞語的起源。畢竟，一顆青提，本來只是葡萄；是人們的文化焦慮，讓它變成了一場風暴。

電訪: 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湯翠蘭教授 香港與澳門，都是以粵語作為主要生活語言的城市。然而，說到對粵語的投入與努力，似乎看到的都只有香港的名字，澳門似乎真的是隱形的存在。究竟是因為地方太小、人太少，資源不同，還是另有原因？ 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湯翠蘭教授，身為澳門人，也非常肯定香港在撐粵語上的努力與成果，她形容，香港就是「眾志成城跟得上科技」。湯教授說：「香港係有好多有心人，每個人用自己嘅專長，喺自己嘅位置為粵語做可以做嘅事。」她舉例，現時電腦與手機能直接用粵拼輸入，打出粵語字，就是香港的一群教授多年來的研究與技術整合的成果，將粵語字納入電腦編碼與系統之中，讓粵語進入現代科技環境中。 而澳門，有心人也很多，但主要的是，澳門長期缺乏粵語書寫的社會習慣。「澳門一般人只要用文字一寫落嚟，就自然變成書面中文，語體文，唔會『我手寫我口』。」因此，不少原本在口語中十分自然的粵語詞彙，久而久之自自然然就會跟隨標準書面中文去用去寫，這並非刻意不用粵語，而是「唔識寫」。 正因為「唔識寫」或「冇寫低」，許多詞彙便逐漸消失。當中尤其包括很多從葡文借詞而來的澳門粵語，以前在生活中很常聽到，大家一聽便明，如今卻愈來愈少人使用，甚至不少年輕人已經聽不懂，正面臨失傳的危機。 不過，幸好近年澳門的年輕一代，反而對粵語的保存與傳承展現出更強的自覺。不少學生主動開粵語課程，協助中國同學學習粵語，也有人將粵語研究作為論文主題。湯教授說：「身為老師嘅我哋，應該諗點樣幫佢哋提升能力，將關心嘅內容變成短片、網路內容或者社群平台嘅內容，畀更多人睇到。」 在以粵語為母語的港澳地區，很多家長經常以「有冇用」來衡量語言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多語學習的好處早已是語言學的基本共識。湯翠蘭教授說：「多語人梗係醒過單語人，細路可以同時學好多種語言，唔使擔心、唔使幫佢哋揀，淨係學一種語言。」 在數位時代，語言不必受限於空間，可以由幾個人開始，慢慢形成小社群，再透過網絡連結世界。只要有人講，有人用，有人書寫、有人分享出去，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會聽到粵語的。 

來賓: 粵語老師Aaron 粵語跟日文差很多嗎？一個是方塊字，一個是假名表音，乍看之下，彷彿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系統。但其實，粵語與日文之間存在不少可以對照、比較的連結。透過這些比較，不管是粵語人學日文，還是日本人學粵語，都能更快掌握語言的語境與使用方式。 以前不少英文老師常說：「想學好英文，就唱歌、看電影吧！」學日文、學粵語其實也是一樣。如果從音樂入手，最具代表性的連結，便是填上粵語歌詞的日文歌曲。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有大量廣東歌改編自日本流行曲，譚詠麟、張學友、張國榮、梅艷芳等歌手，都曾演唱過不少這類作品。 在眾多日本創作人之中，中島美雪尤為關鍵。她的作品被填上不同語言的歌詞，既有廣東話版本，也有華語、閩南語版本。例如〈容易受傷的女人〉，翻唱自中島美雪的〈ルージュ（Rouge）〉，最早由鄺美雲唱紅，王菲亦曾推出同名粵語版本；〈謝謝你愛過我〉，則是劉小慧翻唱中島美雪的〈空と君のあいだに〉。 粵語老師 Aaron 指出：「有的歌因為要遷就廣東話的語境，或者遷就廣東話的發音，編曲時會作出調整；但例如李克勤的〈紅日〉，幾乎是把日文版原汁原味地譯成粵語。」從中島美雪的作品開始，理解日文與粵語之間的轉換與連結，正是一種有效的語言學習方式。 這種連結不只存在於流行音樂，也反映在詞彙的演變之中。以「敷衍」為例，在現代中文或粵語裡，這個詞就是推搪、馬虎了事，帶有明顯的負面意思；但在早期唐宋時期，「敷衍」其實具有正面涵義，原指「鋪陳、傳播」。而在日文漢字「敷衍（ふえん）」中，至今仍保留這層意思，是指「詳細解說、廣泛傳播」，用在傳教、講習或知識散播的動詞。 Aaron 說：「從字義來看，『敷』是鋪陳，『衍』是延伸，原意其實並不負面；只是同樣寫成漢字，因為各自的文化發展不同，意思就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 另外，近年流行的「廚師發辦」，同樣是一個值得比較的例子。這個詞源自日文 Omakase（お任せ），意思是「交由廚師決定」。在台灣，這類料理被稱為「無菜單料理」，屬於較貼近華文語境的構思方式；而港澳地區則稱為「私房菜」。Aaron 解釋：「『發辦』應該讀作『發板』，如果讀成『發辦』，就變成被警察『法辦』；『板』感覺上就是拍板定案的意思，正好表達由廚師作主的概念。」 語言學習如果只靠死記，往往事倍功半，也會覺得無趣；如果能透過母語與目標語言之間的比較與連結，反而更能掌握語言的語境與使用方式啊!

電訪: 飲食作家包周 在台灣，幾乎一年四季都能在市場買到新鮮竹筍。不論是涼拌、清炒或煮湯，入口清甜爽口，是許多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家常美味；但對廣東人來說，一提到筍，往往先想到的是「毒」。在港澳的市場裡，新鮮竹筍幾乎難得一見，頂多只買得到醃製過的筍絲、筍乾吧！ 從台灣移居香港的飲食作家包周，長年觀察與書寫台港兩地的飲食差異。她說：「我喺台灣好鍾意飲竹筍排骨湯，但去到香港，真係買唔到新鮮筍。」在港澳，甚至廣東地區，筍常被認為「熱毒」，容易誘發病症，尤其對皮膚敏感、體質偏弱的人，更是能避則避。 不過有趣的是，原本從小可能從未吃過新鮮筍的廣東人，到了台灣後，跟著台灣人一樣大吃筍料理，即使原本皮膚過敏，也沒有甚麼問題？包周解釋：「台灣嘅筍係未出青嘅筍，喺泥土裡面就挖出嚟，冇曬過太陽；港澳嘅筍係出青之後先挖出嚟，就有紫杉氰醣苷呢個成分，呢個成分比較毒。」同樣是筍，因為採收方式的不同，對身體的影響也不一樣。 事實上，廣東人對食材向來有一套代代相傳的食補觀念，也可以說是一種深植人心的養生邏輯。包周說：「呢件事我覺得非常好，廣東人或香港人腦內自建養生概念，我仲要畀錢去學，學中醫先學到呢啲知識，廣東人好似出世就知道呢啲常識。」因此，港澳家庭煲湯煮菜時，特別重視食材的寒、涼、溫、熱屬性。 在這樣的觀念下，港澳家常煲湯多選用豬骨、瘦肉、魚類等相對溫和、適合大多數人的材料；雞，反而不一定是首選，鴨更是許多家庭少用的食材。「喺台灣，病會飲雞湯；喺香港，病唔會飲雞湯，因為雞係補嘅、鴨都係補嘅，如果煲一煲湯畀全家飲，未必個個體質都適合。」 至於鴨為何被認為「毒」，除了中醫認為鴨肉性涼、寒底者不宜，亦與傳統飼養方式有關——以前的鴨大多為放養、甚麼都吃，久而久之，這些顧慮經過口耳相傳，便被簡化成刻板的飲食禁忌。 配合季節、配合體質，廣東社會對食材的講究，其實與中醫的養生觀念不謀而合。「養生」本質上是一種預防醫學，是在日常生活中降低生病風險，而不是等病了才醫治。只是，經過長時間的簡化與放大，原本因人而異的判斷，便被轉化成「一刀切」的標籤。 「芒果唔係毒，只係喺某啲體質、某啲情況之下要避免，唔係話食咗一定會出事。」包周說。 在台灣，每到夏天，水果攤上堆成小山一樣的芒果、荔枝、龍眼、鳳梨，散發出濃郁香甜；市場裡一年四季少不了新鮮竹筍，還有苦瓜、大黃瓜、番茄等各式蔬果。相較之下，台灣對食材的刻板印象比較少，更傾向單純享受食物本身的味道。 究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還是食材品種與文化背景的不同？或許，在一頓一頓的飲食之中，可以慢慢吃、慢慢理解。

電訪: 飲食作家包周 粵語有句俗語「一兩陳皮一兩金。」就係形容陳皮的「好味跟價值」，對不少香港家庭來說一點也不誇張。不管是煲湯、蒸魚到煲糖水，陳皮都是再日常不過，也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但這種粵語人覺得的「好味」，到了台灣，卻可能變成 「甚麼怪味？」 飲食作家包周說：「我帶朋友去吃陳皮紅豆沙，我覺得很好吃，但朋友就『謝謝，先不要！』結果我一個人吃了兩碗。」我們人對於不熟悉的味道，都要有適應的過程，可能多吃幾次以後就會習慣，甚至愛上。 其實，同樣是陳皮，在台港真的有不同的樣貌，港澳常用的是新會柑製成的陳皮，做法很單純，一個柑畫三刀、分成三片，天然曬乾。包周說：「要買三年以上的陳皮，味道比較順口，外面有的店為了成本考量，可能用沒那麽好的陳皮，味道就會比較刺激。」 相較之下，台灣市面常見的陳皮體型較小、捲起來、顏色偏深，看起來像經過泡製處理。「台灣賣的，其實不是港澳習慣用的那種陳皮，東西不一樣，煮出來的口味自然不同。」 這種差異，也出現在很多東西上。譬如：台灣人引以為傲的高麗菜，簡直可以用「便靚正」來形容。高麗菜在港澳被稱為「椰菜」，用台灣高麗菜的美好印象來吃港澳的椰菜，經常會覺得「怎麼口感差那麽多」？因為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品種。包周說：「我在香港超市買過很像台灣高麗菜的品種，是英國品種，以滿足想念台灣的心來說，不算貴。」包周笑說。反而在港澳，一年四季最常見、最受歡迎的，是菜心。 從陳皮到高麗菜，從食材的差異，就反映出台港之間的飲食文化落差。包周認為，理解這些差異，或許比爭論「誰比較好吃」更重要。當你知道對方從小吃的是什麼，就會明白，為什麼同一樣東西，感受可以差這麼多。

來賓: 博士研究生Billy 每到聖誕，都是教會一年之中非常重要的時候。教堂裡響起熟悉的歌聲，也讓人自然想起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教宗。而現任教宗良十四世的中文名字，常讓人疑惑：明明是 Leo，為什麼不是「李奧」，而是「良」？ 在台灣任教的天主教徒 Billy Sir 解釋：「因為教宗的中文名字不是從英文翻譯而來，教宗的名字Leo ，葡文是 Leão，聽起來接近粵語『良』，因此才有了教廷官方翻譯的中文名。」澳門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天主教傳入華人世界時，是以葡文為發音，再轉寫成漢字。 這樣的情況，在其他教宗的中文譯名上也同樣存在。Billy Sir 提到：「教宗方濟各 Francis 剛被選出的時候，香港新聞是譯作『方濟』，但澳門很自然就叫『方濟各』，這完全是葡文音譯的慣性。」後來，教廷公布的官方中文譯名，也正是「方濟各」。 再往前，更前一任的教宗本篤十六世（Benedictus），在葡語發音中是(Bento)，於是中文譯名便成了「本篤」。這些名字，若從英文角度來看確實有些「不合理」，其實正是澳門這個「葡文＋粵語」的地方，在天主教歷史中留下的痕跡。 從歷史來看，天主教澳門教區明年將成立 450 週年，是遠東地區歷史最悠久的教區之一。二戰之前，澳門教區一直是天主教會聯繫整個中國與東亞的重要橋樑。Billy Sir 說：「以前的澳門教區是橫跨整個中國及東亞地方，幅員非常廣大，後來才縮成現在只剩下澳門特別行政區這麼小。」 直到今天，澳門仍保留許多只在當地才看得到的天主教習俗，例如「出聖相」。年輕一輩或許會說「聖像出遊」，這種說法本身就「很澳門」。Billy Sir 說：「『出遊』是很澳門的講法，台灣會說『遊行』。就像台灣的媽祖遶境，澳門的聖像出遊源於葡國，是非常地方性的宗教活動，也是文化遺產。」 在聖誕節這個充滿祝福的節日裡，這些充滿粵語譯音，與澳門歷史文化的細節，很多人是不是都不知道呢！？

電訪: FB「港澳小不同。工程c李奧」的版主李奧 「如果公司要裁員，裁五個，香港人會使命必達，澳門人可能就會遊說主管裁少一點。」談到港澳在職場上的差異，工程師李奧用了這個例子來形容。 對不少台灣人來說，香港與澳門常被視為同一個文化圈：講粵語、歷史背景相近，生活型態看似差不多。甚至認為澳門就是香港的一個區。但真正進入工作與生活以後，兩地的差異，往往比想像中明顯。 李奧認為，會覺得澳門人比較有人情味，這與澳門的歷史文化有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澳門整體經濟不景氣，有企圖心的人多半出外發展，「本身有鬥心嘅人，可能早就去了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發展。」留下來的，大概就是現在四、五、六十歲這一輩的人，是比較有人情味。 再加上澳門小、人口少，人際網絡緊密，隔幾個人就可能認識，做事太狠絕，容易影響熟人。但隨著都市化，這層人情顧慮也逐漸消失。李奧認為，近年三十多歲的新一代澳門人，待人處事也更接近香港，「港澳人的界線，其實已慢慢模糊。」 在專業與工作方面，澳門也有一種獨特文化。李奧指出，只要涉及較專業或中高階職位，澳門經常找「外援」，譬如香港或外國專才。這種現象可追溯至澳葡時期，當時不少專業工作都仰賴香港人支援，這批人後來在澳門扎根，成為技術與管理階層的重要力量。 而語言方面，港澳的粵語其實九成以上相同，只有少數用詞會有點差別，「例如第一次聽到岳父說“忽”湯，香港只會說𢳂湯，另外，香港人一定講撳掣，澳門人有一半會講暗掣。」若沒有碰到這些特定字，幾乎聽不出港澳差別。 反而在制度與行政上，差異更為明顯。香港長期實行中英兩文三語，且在實務上，若同時有中英文版本，往往以英文版本為準；但澳門，交英文文件會被退回來，因為澳門的官方語言是中文與葡文，英文並非官方語言，行政作業會以中文為標準。「香港政府在某個程度上，所有嘢如果有中文同英文版本，會以英文解釋為準；澳門係以中文為標準。」 這樣的差異在工程作業上尤其明顯。李奧說：「其實有啲嘢係冇中文文件嘅，例如業主指定嘅品牌，可能廠商喺中國仲未設廠，就冇中文文件。」這些差異不至於造成衝擊，卻會在日常工作中，不斷提醒：這裡不是香港。 對李奧來說，從香港移居澳門，或許已是「全世界最容易適應的移居生活」，但那一點點的不同，正是港澳之間最真實、也最有趣的距離。

電訪: FB「港澳小不同。工程c李奧」版主李奧 「香港人心狠手辣啲嘅。老澳門人鬥心冇咁強，有人情味啲。」工程師李奧笑說。 港澳，港澳--不管是媒體、新聞報導，甚至官方單位，大家總是把香港和澳門併在一起講。對外地人來說，港澳看起來就「差不多」：都是講粵語的地方，都曾被殖民再回歸中國大陸，食物也相似，地理位置也接近。但其實，在這些大方向的相似底下，卻有許多細微的不同。 工程師李奧九年前在 Facebook 創立個人網誌「港澳小不同。工程 c 李奧」，畫畫是李奧的興趣，把生活觀察畫下來；沒想到越畫越多，越畫越多人共鳴。他用畫筆記錄那些--只有真正懂港澳兩地文化的人，才會會心一笑的「小不同」，慢慢累積成這個很有特色的港澳文化觀察站。 李奧是香港人，移居澳門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兩地不同，是在最日常的地方--茶餐廳。 「在澳門茶餐廳，當時發覺原來同香港好唔同，好細微嘅唔同，都有幾多唔同呀。」他說。 例如在香港經常點 A、B、C 餐，因為套餐和單點的價錢差不多，送杯飲料更划算；但十年前的澳門，大多數人還是單點，因為套餐不一定便宜。 而飲料的習慣也不同。香港奶茶、檸茶、咖啡，基本是一樣價，但澳門檸茶就要多加幾蚊（似乎澳門的檸檬特別貴吧！）另外，香港的奶茶、檸茶甜度通常調好了直接上桌，但澳門習慣讓客人自己動手調味。 港澳對彼此的熟悉程度也不同。李奧說：「澳門人認識香港，多過香港人認識澳門。」澳門人只要看港劇、看香港新聞，對香港總有一些認識；反而香港人對澳門的了解非常有限，「大概八成到九成嘅香港人，對澳門嘅認識--係冇嘅。」多數香港人對澳門的印象，就是週末過海吃東西、買手信、行街、食飯。 李奧將這些生活細節畫出來後，吸引了大量追蹤與回響，但酸民也不少。「任何地方都有好有不好……呢次可能香港比較好，下一次可能澳門比較好。不管畫邊個好，都有人鬧。」畫香港好，有人叫他回香港；畫澳門好，又有人酸他乾脆別回香港。九年下來，他也練成「免疫體質」，對酸言平常心以對。 除了生活文化，作為工程師的李奧，更能看到兩地在建地上的差異。香港的建築法規多承襲英國制度，規範明確、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但澳門就含糊得多，很多事情靠習慣和約定俗成。於是，工地上的爭論常常變成「到底要跟香港、跟澳門，還是跟大陸？」 地盤的使用語言也不同。澳門工地主要講普通話，因為八、九成工人是大陸勞工；香港工地九成都講廣東話，因為主要是香港人，而只要開會有一個外國人在場，就會全講英文。 港澳的小不同，在生活的每個角落。對真正了解這兩個地方的人而言，李奧的插畫很精辟又觀察入微，看了就會忍不住點頭說：「沒錯沒錯，就是這樣！」

來賓: 粵語愛好者Laurent 央廣的粵語節目有世界各地的聽眾，從澳洲、美加，東南亞、港澳到中國大陸都有。然而有趣的是：會特別跟我們討論「讀音正唔正」、或是評論「這個人嘅粵語標唔標準？」的，絕大部份都是香港人。哈哈，雖然這樣講有點武斷，但根據經驗，確實如此。 為什麼香港人比較會在意粵語「標不標準」這個話題？或許，這就跟上個世紀香港所推的「正音運動」有關。 在香港長大的 Laurent，本身是主攻英文與翻譯的專業人士，卻對粵語非常有堅持與有研究，這份堅持與正規教育無關，而是源自於電視上的新聞報導。在 YouTube 剛在香港流行的時候，大量舊新聞節目被上傳到網路，對於當年主播的咬字、節奏、功力，實在百聽不厭。 但一對比現在的播報，就聽到一些突兀的讀音，Laurent說：「平常講話不是這樣講的，但在電視上，主播一報新聞，音就跟平常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例如『機構』（kau3『扣』）『購物』（kau3『扣』），我們平常講『扣』，但主播會讀成『機』（gau3『救』）。」這樣的差異，讓他不斷查資料做研究。 這一切，都與何文匯教授所推的正音運動有關。在 1980 年代，何教授依據《廣韻》所推的正音，逐漸成為香港媒體的主流標準，從媒體到社會，到民眾；從香港到廣東省的一些影視製作，都有這些「正音」的影子。 然而，對於正音「正不正」也有很多的討論。Laurent 表示，《廣韻》完成於公元 1008 年，記錄的並非廣州音，而是宋代中原的「中州音」。他提出疑問：「廣韻，最大的問題是1000多年前寫，不是紀錄廣東人的讀音，只是這兩點就值得討論？」 正音運動確實讓更多人注意發音。然而，背離社會早已習慣的讀音，而改用所謂的「正音」，這樣的改造對廣東話好不好呢？「語言最重要就是傳達意思。有些提倡的讀音會造成歧異，就算聽得懂，也會覺得很突兀，這在語言溝通上應該避免。」 多年來，坊間對正音的討論從未停止，但在主流媒體中卻沒有受到關注。Laurent 認為，這與香港社會的「尊重權威」文化有關。既然教授是權威、是專家，自然成為無需質疑的標準。 但 Laurent 不認為語言應該只靠「相信誰」來決定。「我不是反對教授，而是覺得有懷疑就要查、有問題就要研究，而不是因為他是權威就全部接受。」 對很多粵語使用者而言，粵語之所以有趣，正因為它活潑、多樣、百花齊放，是屬於使用者的語言。讀音可以討論、可以爭論，也可以並存。 正音運動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人仍習慣評論「標不標準」，或許正是社會的記憶。但在權威之外，粵語依然可以有更多思考、更多可能。

來賓: 定居香港的台灣飲食作家包周 台灣人與香港人，如果只看外表，大概無從分辨，但一坐上飯桌，差異就立刻出現，而這差異往往就從飯前的那一碗湯開始。 從台灣移居香港的飲食作家包周笑說：「台灣的湯被叫洗鑊水，香港的湯被叫痛風湯，網路上經常吵架，我覺得好可惜。我寫書，其實就是做理解的事。」她認為，兩地的爭論多半來自不熟悉對方的文化，而湯水正是最容易看到差異的地方。 香港人煲湯講究火喉與層次，光是「喝湯」這件事，就已經讓包周遇過不少震撼。例如香港人飲湯只喝湯、不吃湯渣。初到香港時，她到朋友家作客，朋友盛給她的只有湯，完全沒有湯料。看著那鍋滿滿的湯渣，她心裡還偷偷 OS：「我只能喝湯嗎？我是可憐的小媳婦嗎？只可以喝湯？那麼多料，都不給我一口。」後來她才理解，港式煲湯追求的是把精華「煲進湯裡」，湯渣完成任務後就不會再端上桌。「一開始我也覺得很浪費，不習慣，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為了那一口濃郁的湯，香港人肯花多少心思？魚湯就是兩地差異非常明顯的例子之一。台灣的魚湯清澈、薑味與米酒明顯，而且一定要有大塊魚肉。然而對香港人來說，這樣的魚湯「魚肉煮太耐太嚡，湯也有點腥」。包周第一次喝到港式魚湯也非常驚訝：「香港的魚湯是沒有魚的，奶白色的湯，很好喝，沒有薑味沒有酒味。」原來那是把魚煎過、戳碎，再加水熬煮，讓所有味道都化到湯裡，再把魚渣、魚骨全部過濾掉。如果想吃魚，則會在湯底完成後再另外放上一條剛煮熟的魚，既美觀又講究，但成本也高。這種做法正體現了粵語人對吃這件事「很願意下成本，也很願意花時間跟用心」。 在粵語家庭裡，魚湯有時甚至只是湯底，用魚湯再煲其他湯。兩三個小時只為煲一鍋湯，對很多香港家庭來說，這是日常，也是「對家人的用心」。 另外，港式糖水---不管是紅豆沙、綠豆沙、還是腐竹雞蛋糖水...，每樣都讓包周非常喜愛，也讓許多台灣人大開眼界，因為材料與煮法完全不同。她說：「台灣在甜湯裡不會有整顆的雞蛋。腐竹雞蛋糖水，腐竹溶曬，仲有粒雞蛋！仲有桑寄生，裡面有粒咖啡色的蛋，一開始以為是滷蛋，結果是甜的。」至於綠豆沙加入海帶、臭草，更是台灣人少見的做法。「海帶怎麼會是甜的？」她笑說，許多台灣人第一次喝到都覺得很奇怪，甚至不太能接受。 其實，兩地因飲食習慣不同，連食材都不太一樣。香港常用的腐竹容易煮爛煮溶，而台灣較常見的是厚實、適合滷煮或火鍋的豆皮或腐竹，「腐竹煮唔溶，也不會拿來做甜湯。」但在香港，腐竹煮到全溶於湯裡，正是「港式煲湯的概念」。 一碗湯，看似家常。但這樣細說下來，有沒有明顯看到台港飲食習慣的差異了？只要願意理解，就會發現每一種煮法、每一種味道，背後都有自己的文化脈絡。

來賓: 飲食作家包周 「台灣冇湯飲」--乍聽像一句玩笑，但對許多粵語人而言，卻是初到台灣很直接的感受。飲食作家包周笑說：「台灣人有吃小吃的胃，吃完正餐還可以再吃；但喝湯，要慢慢練。我現在可以了！」 對香港人而言，「住家飯」沒湯，就像「飯沒吃完」；但在台灣，湯一般只是點綴，重點在吃，湯料才是主角。不同的飲湯習慣，正是台港飲食文化的差異。 身為台灣人的包周，剛接觸港式老火湯時也很困惑：「一開始我唔明白，點解要煲咁耐，材料都煲到無味又爛曬？」在台灣，湯品通常講求「湯好喝、料好吃」；但香港人把長時間煲得軟爛的材料稱為「湯渣」，重點完全放在那一口濃郁的湯。 一開始包周照著香港方式煲湯，卻總覺得味道不對，後來才明白：「我煲得唔夠耐，材料嘅味道未入到湯裡。」為了真正理解港式湯水，她甚至去上中醫課，後來出版了《四季裡的港式湯水圖鑑》這本書，希望用台灣人的語言解釋香港的湯文化。 所謂「台灣冇湯飲」，其實不是沒有湯，而是喝湯的習慣不同。對於港台網友常吵「貢丸湯算不算湯？」的這個問題，包周現在會這樣回答：「係湯呀！台灣有貢丸湯、蛋花湯，仲有貢丸蛋花味噌湯。」她認為爭吵常來自不了解——理解彼此的飲食習慣，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煮。 其實，香港的湯水種類多：有清爽的滾湯、濃郁的老火湯、溫補的燉湯、甜潤的糖水、降火的涼茶，配合季節，不僅好喝，也能養生。怎麼讓台灣人理解「煲湯要煲兩三個鐘」這回事，包周會這麽說：「當作是提煉，把食材嘅味道全部煲入湯裡面，唔好諗住要食湯料。」也因此，港式煲湯的味道層次特別豐富。像花生眉豆雞腳湯，滿滿膠質，喝完嘴唇好像黏在一起；番茄薯仔湯如果少了薯仔，整個口感也不一樣了。 連浮在湯上的「油」也能看出台港的飲湯差異。台灣湯偏清爽，最後會加紅蔥油或香油來增香；但港式老火湯煲到味道已經很豐富，反而要撇油，比較健康，味道也不會太複雜。「因為老火湯味道已經很豐富了，去油以後可以喝到不同材料，很多層次很豐富的味道。台灣的湯層次是比較簡單，加一點香油，把味道延長，加分的作用。」不同處理方式，反映不同的飲食習慣。 「台灣冇湯飲」這句話，說穿了，是台港的不同飲食文化：台灣的湯重清爽與簡便，香港的湯追求濃度與火喉。但包周說，只要願意理解彼此的飲湯方式，就能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

來賓: 粵語愛好者Aaron 有香港聽友說：「我是客家人，但我不會講客家話了，只會講粵語。」也有人說：「我是潮州人，可家裡也只講粵語。」 在過去的香港，粵語是一種非常強勢的語言。無論你來自中國大陸哪個地方，要在香港生活，就得懂得說粵語——除非你能靠英語通行。不過，許多香港人或許沒留意，其實在我們每天所說的粵語裡，藏著不少閩南語與客家語的痕跡。 粵語愛好者 Aaron 提到：「香港廣東話在表達上，其實多多少少也借用了閩南語、客家語的用法或詞彙。有些是廣東社群主動吸收的，也有些是外來族群在地化的過程中慢慢傳入的。」 以「打針」為例，在台語裡的說法是「注射」，而閩南語的「打」是 phah（拍），潮州話也是如此。在廣東話中，除了「打針」，還有另一個說法——「啪針」。Aaron 說：「『啪針』這個『啪』（paak¹），可能是直接從閩南語傳來，也可能因為香港有不少潮州人，而從潮州社群流入粵語的。」 「啪」這個字在粵語裡有許多特別的用法，例如「啪毒」、「啪藥」、「啪針」，都指吸毒或注射毒品。「啪藥」這個講法，其實來自吃藥的動作：把藥放在手心，仰起頭，一下子把藥「拍」進嘴裡——這一下的動作，就是「啪」。 過去在港澳地區，「啪」算是一個帶有負面意味的字，因為多用於吸毒。如果是正規的打針或吃藥，人們一般都說「打針」、「食藥」，不會用「啪」。 但語言總是會隨時代而變化。疫情期間，港澳年輕人會在網路上用「啪針」來形容打新冠疫苗，帶有一點反諷的意味---不是想打，而是被迫去打。「聽日要去打針啦！」和「聽日要去啪針啦！」意思相同，但語氣完全不同，一個中性，一個卻帶著嘲諷與無奈。 現在，在港澳地區，用來形容吸毒的詞彙更多了，例如「high嘢」、「take嘢」，也有「嗍嘢」，「嗍」指用鼻子吸食白粉，非常形象化。 除了「啪針」這個例子外，還有「家婆」、「新抱」、「曱甴」、「衫」、「落車」、「油炸鬼」等詞語。仔細追溯每一個字詞的源由，都能發現粵語與閩南語之間那種微妙的關聯。雖然名義上是兩種語言，但因為地緣相近、通婚移居與長期交流，使得兩者在語音、詞彙與文化上彼此滲透、互相影響，讓人越聽越覺得熟悉。

來賓: 在台老師 Billy Sir 說到澳門的特色，一定會想到那若隱若現、滲進生活每個角落的葡式文化。不過這次不談建築，也不談美食，而是要談一個常被忽略的小細節——那些從葡文借來的粵語。這些詞只有在澳門才聽得到，但有趣的是，好像也不是每個澳門人都知道。 在澳門長大、現在台灣當老師的 Billy Sir 說：「澳門好細，但好似有無形嘅牆。唔同族群之間，接觸到嘅嘢可以完全唔同。」他口中的「牆」，不是看得見的磚牆，而是語言與生活圈的分隔。即使同樣是澳門人，講起這些葡文借詞，也可能有人完全沒聽過。 舉個例子，「亞東魚」（atun）就是吞拿魚，也就是台灣人說的鮪魚；「噥丁」（não tem）意思是「沒有」，像「銀包噥丁」就是「錢包空了，冇錢啦！」Billy Sir 笑說：「我同啲香港朋友講『噥丁』，佢哋會完全聽唔明！我以前都冇諗過呢啲詞係從葡文而嚟。」 類似這樣的葡文借詞其實還有不少。譬如「司沙 sisa」，那是以前的物業轉移稅，「我哋細個成日聽長輩講要去財政局立司沙，但依家法例改晒，已經冇咗 sisa。」另外還有「科假 folga」（輪班制的休息日），這個字現在仍聽得到，尤其在警察或消防員之間最常用，「今日 folga 更」--聽到這樣講，就大概知道對方是公務員啦！ 還有「阿 tìo」和「阿 tia」——Billy Sir 解釋：「本來葡文裡嘅 tio、tia 係叔叔、阿姨，但因為受粵語影響，連土生葡人都會自然加個『阿』。不過就算係土生葡人都少講 tio（丟），因為嗰音太似粗口啦！」這些詞早已粵語化，既不是純葡語，也不是純粵語，而是只有澳門人才懂的「講法」。 然而，這些「葡式粵語」正慢慢消失中。一方面是因為葡國人與土生葡人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則是葡文教育的斷層。從1988年起，因回歸在即，葡文不再是必修科目。直到十多年前 ，澳門重新以「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作為發展定位——既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葡文才再度被視為重要資產。於是近十年，學生又重新開始必修葡文了。 除了葡文借詞，Billy Sir 也提到澳門另一項幾乎絕跡的語言——「土生土語」Patuá。這是一種以十五、十六世紀葡語為基礎，混合粵語、馬來語與僧伽羅語的混合語，如今已被列為瀕危語言。「好多土生葡人都係律師呢啲專業工作，講 Patuá 會俾人覺得唔夠正式，所以慢慢冇人講啦。」雖然如此，澳門仍有劇團堅持以土語演出，只是澳門人也不一定知道。 Billy Sir 笑著補充：「你可以想像成廣東人講唔鹹唔淡嘅葡文。葡文文法好複雜，佢哋就用粵語文法嚟講。」譬如：『沙Be』就是葡文saber，就係『明唔明』嘅意思。Pódi nôm pódi，Pódi 就是英文can，亦即粵語『得』的意思，就像潮語 can 唔can，但葡文不會這樣說，這是粵語文法。 這些從葡文而來的字詞，不知道還有多少澳門人會講呢？

來賓: 粵語老師阿鈞 現在，台灣人學粵語的風潮雖然早不如2000年前火熱，但在各地的社區大學、語言中心與補習班裡，粵語班依然或多或少地持續開課。粵語老師阿鈞，從2015年開始教學以來，學生年齡層廣、背景多元：有人為了工作、有人準備赴港，也有人純粹是喜歡粵語文化。對他來說，讓他能在台灣持續教粵語的最大動力，就是那份「成就感」。 「講簡單啲，教粵語就係同人傾偈，同人傾偈又可以賺錢，點解唔賺呢？」阿鈞笑說。對他而言，這份工作不只是興趣，更是一種使命感：「教廣東話除咗成就感同賺錢之外，最重要嘅係多一個人識講廣東話，真係好有成就感。」 疫情期間，他也順勢轉型成為網路補習老師，而學生也遍佈新加坡、香港與中國大陸各地，「網路教學完全唔受時間、地點限制，相信會成為新嘅學習方式。」阿鈞說。不過，真正讓他樂在其中的，仍是實體課堂上的互動與笑聲。 「周星馳嘅電影先至係不敗，咩年齡層嘅學生都鍾意搞笑、輕鬆嘅內容。」阿鈞笑著說。電影台詞、生活話題、香港文化特色，都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主題。「譬如講香港每個車站有咩特色、要去咩地方玩，學生都鍾意聽。」 目前，阿鈞主要在社區大學開粵語課。「社區大學一堂兩個半鐘頭，一期十八堂，基本上學完十八堂，大部分學生都識聽識講，學得好快。」他笑說，有學生上完一期後再報第二期，「我都覺得好意外，有啲學生真係好有熱誠、好有心。」 不過，在社區大學教書也不全是輕鬆事。許多學生白天上班、晚上上課，難免疲倦，「有啲聽吓聽吓就打瞌睡。」這時候老師就要活絡氣氛，講講笑話、變換話題。他經常把新聞時事、生活話題或台港文化差異融入課程，例如房子、股票、工作經驗等，「學生聽得特別有興趣。」 對台灣學生來說，最大的挑戰仍是發音。「有啲韻母，台灣人就比較唔容易發得標準。」阿鈞指出，最難的其實是「記性」問題，「從頭教到尾，應該嗰該，教咗幾個月仲係唔記得。」 語言學習的關鍵，始終在於多練習、多講多用。阿鈞舉例，許多學生因為在網路上玩遊戲、與香港朋友語音聊天，粵語反而進步神速。「上課比唔上多講多練，語言都係咁。」 課程結束，看著學生從不敢開口到能簡單對答，阿鈞總覺得這份堅持值得。「從唔識教到識，真係好有成就感。」他笑著說，粵語教學對他而言，早已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種樂趣。

來賓: 粵語老師阿鈞 從香港來台升學，目前定居在台灣的粵語老師阿鈞，從2015年開始就在台北金甌女中教課。當時因為政府推行母語教育，不同族群可以開設各自的語言課程，他因此有機會把粵語帶進校園。阿鈞笑說：「學生都是台灣人，完全沒有粵語背景，就是因為有興趣而來上課，但一開了日文、韓文這些課程後，就被吸引走了。」之後，他轉往社區大學開課，面對的學生更為多元，從年輕人到婆婆媽媽，甚至曾經有高齡85歲的學員也來學粵語。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資訊多、各個年齡層都有，收費也親民，很多人退休後終於有時間學自己喜歡的語言。」阿鈞想起之前社大的成果發表會，學生在台上用粵語唱《海闊天空》，台下觀眾跟著合唱，那一刻讓他特別感動。「教粵語真的有成就感，可以把一個不懂粵語的台灣人教到會聽、會講、會唱歌，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不過，在台灣當粵語老師並不容易。因為老師往往要自己編寫教材、設計課程，阿鈞說：「最重要是有前輩帶領，要是自己一個人摸索會比較辛苦。前期教單字比較難，但等字詞累積起來後，就能對話，學得很順。」 而在台灣有興趣學粵語的學生，需求其實相當明確。「很多學生學粵語，有的是為了工作，有的是因為喜歡周星馳、想唱粵語歌、去香港旅行能點餐、行街買東西。對他們來說，能應付簡單對話就夠了。」阿鈞認為，這樣的「實用需求」主導了台灣的粵語課市場，因此越來越多課程變成「速成班」，主打輕鬆有趣，學幾句就能開口說。 至於粵拼，卻是許多學生的「夢魘」。阿鈞笑說：「很多學生不喜歡學粵拼，有的是沒興趣、不想花精神，有的甚至說：學粵拼會被香港人笑，因為香港人學粵語根本不用學粵拼。」因此，市面上有兩派不同的教法，一派老師堅持教粵拼，希望學生能自學；另一派則直接教單字和句子，讓學生能快速開口講。「有些學生一學粵拼就想睡覺，甚至前幾堂課都不來。最後還是得調整方式，例如在課本旁邊加上粵拼，讓他們慢慢習慣。」 而台灣學生對想學的粵語內容很明顯。阿鈞說「有一次我試著教香港的歷史文化，結果反應不太好，最後學生還是問：『老師，香港有什麼最好吃的？』」他笑說，飲飲食食、電影、唱歌，是最能引起共鳴的內容。 在台灣當粵語老師，是要有熱誠跟堅持的。因為學生數一直下滑，收入不穩定，但看到學生進步，真的很有成就感。

來賓: 在台馬來語老師Nico 「食飯咗、洗衫咗」——這樣的說法，對香港人來說或許有點「得意」，但在馬來西亞卻是再自然不過的粵語句式。這些用來表示動作狀態的「咗」、「緊」，在馬來西亞常常放在句尾，聽起來特別有趣。來自馬來西亞、現任教於台灣的馬來語老師 Nico 笑說：「不說我都沒注意到，我們就這樣說的。」 馬來西亞因多元種族共存，長年語言交融，粵語也因此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節奏與特色。Nico 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客家人，家裡主要講廣東話，但日常生活中自然會摻入其他語言。「看到甚麼人就講甚麼話吧！英語、馬來語、閩南語、客家話，好自然會摻摻（cam³）講，」她笑著說。 這樣的語言環境，也讓馬來西亞粵語變化豐富又充滿創意。例如「阿尾」，乍聽像英文的 I mean，其實意思是「最後」或「後來」，與「後尾」的用法相似。又如「雪激淩」代表冰淇淋、「雪茶」則是加冰的茶，「雪」這個字幾乎就等於「冰」的意思。不過每個人說法不同，Nico 補充：「我家習慣講 ice cream，連我媽都會講『賣 ice cream 嘅嚟啦！』不要以為老人家英文不好。」 除了詞彙多樣，馬來西亞粵語還保留了十九、二十世紀初廣東地區的語法。例如用「冇」作為句尾疑問——「好食冇？」「食飯冇？」「係呵？」「洗衫呵？」這些句型，其實都是早期粵語常見的問句形式。Nico 說：「我從小就看 TVB 長大，例如《神鵰俠侶》，劉德華同陳玉蓮演嗰套。我哋講嘅粵語，原來都有唔同！」 語言的變化，也反映了社會的轉變。隨著廣州與香港受到普通話及書面語的影響，粵語口語逐漸趨於書面化；而遠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卻因地理與文化的距離，意外保留下更多「原味」的語音與語法。譬如在馬來西亞，「玩㔷㔷」（捉迷藏）、「round 咗佢」（把它丟了）、「奸鏟」（形容奸詐的人），這些說法，讓人想到香港五、六十年「粵語長片」裡的對白，既熟悉好像又有點遙遠，卻也提醒著我們，原來我們忘了這麽多的用法跟詞語！

來賓: 粵語愛好者Aaron 粵語有沒有生命力？就看它會不會隨著時代、社會與文化不斷的——有沒有人用？怎樣用？用來做甚麽？ 隨著教育普及、媒體與影視跨地域的傳播，近年粵語出現了一些新特色——譬如逐漸「書面語化」或「普通話化」。粵語愛好者Aaron認為：「因為大家在學校讀書多，睇大陸劇多、普通話接觸得多，反而粵語市井口語的接觸機會就少了。」讓有的人的粵語變得好像更「得體」、更「文雅」，而很多以前常用的詞也逐漸被遺忘。 不過，舊詞消失的同時，新詞也層出不窮。譬如從「Kpop」延伸出來的「Mkpop」。Aaron解釋：「『MK』指旺角，『Mkpop』就好似東施效顰，形容模仿韓國流行文化卻不太成功的本土文化，好像台灣人講的『8+9』。」這些潮語往往非常地區性，如果跟不上潮流或跨地區，可能就完全聽不懂。 語言的變化，不只在於新詞的出現，也包括舊詞的新詮釋。像「火山孝子」這個詞，原本源於1940年代舊上海，只要官員或公務員出入風月場所，報紙上就會寫他「上火山」。後來傳到香港，「火山孝子」變成形容那些花光薪水討好舞女的男士。如今這個詞在香港幾乎消失，卻在台灣復活，用來指那些在直播間打賞、送禮物給網紅的粉絲。Aaron笑說：「火山孝子在香港已經是死詞，我第一次在台灣聽到！火山應該是凶險的，但竟然有孝子。其實『火山』是形容燈紅酒綠、熱辣辣的舞池！」 同樣的詞，不同年代、不同地區會有不同感覺。以「溝女」為例，以前覺得不太正經，現在反而成為普遍說法。Aaron說：「『追女仔』聽起來好似要出錢出力，好辛苦去討好對方，但現在的年輕人不是這樣，他們可能上網、上交友App打幾句就問要不要出來吃飯，好，就完了！整件事比以前簡單得多。」 說到男女交朋友的講法，各地也不同。台灣人常說「聯誼」，港澳年輕人覺得太正式，寧願用英文「gathering」；而在中國大陸，則常聽到「處關係」、「處對象」，「處」作動詞，網路上常看人寫「處嗎？」初聽，讓人好容易想歪。 粵語在這樣的變變變中，老詞退場，新詞登場，不管想說甚麽，都可以用粵語說得出來，這就是生命力。

來賓: 廣播節目主持人、馬來語老師吳振南 20多年前的台灣街頭，店舖招牌幾乎一律只有華語，這對來自多語環境的外國人來說相當新奇。在台的馬來語老師吳振南老師說：「當時看到台灣只有中文標示時覺得好驚訝，因為在馬來西亞，招牌或路標往往同時出現中文、英文、馬來文，有的甚至還有印度文或印尼文，因為要做不同人的生意。」如今，隨著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推進，台灣在語言與文化上，已經呈現出愈來愈多元的氛圍。 從2019年起，台灣中小學的本土語言課程納入了七種新住民語，雖然一週只有一堂課，對學生的語言能力累積的確有限，但在文化認識上卻已經看見成果。振南老師指出：「小朋友或許只會說一些單字或簡單的句子，但他們卻認識到很多馬來西亞的文化，讓他們知道世界上文化的多元。」從學生、家長到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對新住民文化的態度正慢慢轉變中。 以馬來語為例，雖然馬來西亞人在台灣並非人數眾多的族群，但馬來語在學校裡卻是第四多人選修的新住民語。原因除了教材設計注重文化，課程內容活潑有趣，更重要的是老師的熱情投入。振南老師說：「很多馬來語老師都很熱情，又很用心，把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帶進課堂。讓孩子們覺得有趣，自然就願意多學一點。」 而社會氛圍的改變，也反映在生活中。以前台灣街頭的異國料理選擇有限，如今各地的東南亞小吃、異國餐廳越來越多。其中新北市中和的華新街，更是有名的「緬甸街」。雖然當地聚集了許多東南亞族群，但台灣本地人卻相對比較少。振南老師認為：「其實只要多接觸，就不會覺得這麽陌生，當中也會有很多有趣的新發現。」 為了讓民眾對多元族群的文化有更多認識，台灣社會近年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日或交流活動。這些活動內容豐富，除了歌舞表演，還經常搭配免費試吃、抽獎或贈品，以吸引人潮。本意雖是「立意良善」，但也衍生出副作用，讓人覺得東南亞食品似乎「便宜、不值錢」。如何在推廣活動的熱鬧氛圍中，仍能傳達文化與產品真正的價值？振南老師笑說：「我覺得還是要反映成本，有點架子，讓民眾珍惜、重視。」